“中美经贸关系研究”课题组

[摘要]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最先进的发达国家，恐怕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个经济发展水平有如此代差的国家其经济联系却又是如此的密切。但是，现实中两国却在贸易、资本流动、汇率等诸多双边经贸关系上存在着分歧甚至冲突，两国的经济关系是和谐的吗？或者能够向和谐的方面发展吗？这些问题应该从中美经济关系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来寻求解答。

[关键词]中美经济；和谐世界；汇率低估；贸易摩擦

看待现实的中美经济关系，应当将其分解为不同组成部分。比如体现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甚至由此上升到政治冲突层面的关系。然后再对这些方面加以综合提炼，借此反映中美经济关系的全貌。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史和现状已经充分证明，每一个方面的问题，都不会是单独出现，而是与其他方面呈现更多的关联，如贸易不均衡与两国汇率争端就直接相关，直接投资给贸易关系的变动增加了许多新的特征，等等。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分析路径，既要分门别类地说清问题，又着重在“关联环节”、“关节点”上指明关系，点出问题的实质和影响。另外，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两国经济互补更容易导致和谐，而同一产业中存在的竞争是冲突的起因。观察中美经济的现状后却发现，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与同一产业中的竞争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经常是互为条件又互相补充，共同推动两国经济的发展。解释这样的问题，应从时下最突出的矛盾现象着手，即汇率问题上的争议、贸易非均衡和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三方面去分析和认识。最后，我们将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和谐”因素做出适当的解析。如果在政策导向扩大和培育这些因素，则两国经济的有效互动必将对世界的经济和谐做出贡献。

一、人民币汇率问题：一场可以改善的博弈

自从2001年英国金融时报提出人民币汇率的所谓低估问题，[1]汇率问题似乎就成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贸易和投资谈判中的焦点问题，中美之间亦不例外。人民币是被低估了吗？退一步说，低估的人民币真的就是美国对中国巨大贸易逆差的唯一替罪羊，还有其他原因吗？汇率问题一定就是中美之间的一场零和博弈吗？

或许从双方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解释中，可以窥见争端的原由。美国政府坚持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美国各界主要从两个方面指责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是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违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定第四条的规定；二是指责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构成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补贴，违反了世贸组织(WTO)反补贴协议。[2]美元认为严重低估的人民币使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畅行无阻，导致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并造成相同行业美国工人的大量失业，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罪魁祸首之一。中方则认为，首先，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不是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造成的，美国制造业结构的升级和美国政府一向奉行的过度消费政策才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其次，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将使中国的出口贸易严重下挫，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第三，人民币升值意味着美元贬值。如今我国持有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的保值就成了大问题，因此拒绝快速升值。

可以看到，汇率角逐的背后原因主要出自于双方对于国内宏观经济安全上的考虑。这是双方博弈的底线。拿中方来说，虽然做出人民币小步频繁升值的决策，但是并非出于对美的要求妥协，重要的是基于既要使人民币的价格符合供求规律，又要让人民币币值的波动不会对国内宏观经济秩序造成大的冲击这样的双重考虑。换言之，即便有一方做出让步，但是对方却不会因为获胜从而在利益上有很大的改善，因为这些在谈判中获得的收益并不能左右国内经济结构变动，后者有着自己的变动规律。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争论。

1.从美国角度着眼

美国政府认为是中国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美国制造业萎缩，大量产业工人失业。为什么中国产品能够迅速占领美国市场呢？在美国人看来，则是由于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中国政府给予出口产品以巨大补贴，从而使得中国产品在价格上有着更大的竞争力。因此只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同时美国采取反倾销等措施，自己巨额贸易逆差的问题就有望解决，已经萎缩的制造业就可以复苏，工人也可以马上就业，政府压力得以减轻。然而这恰恰反映了“美国式思维”的缺陷，有了问题先找别人的责任，自己一贯正确。但是事实却与之相反。

可以证明，不是由于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美国制造业萎缩。美国工人失业的主因，在于本土制造业为减轻成本压力从而获得相对收益而大量外移所造成的。美国劳动力成本普遍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制造业部门，只有寻求更低的制造成本，企业才能生存。亚洲新兴国家往往成为产业转移的选择。而在这些国家之中，中国由于拥有巨大供给量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力成本在相当长的时期维持低廉的状态，再加上中国优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产业的配套能力，很多地方政府匠心独具的引资政策，使得中国成为美国产业逐利性外移的首选。

因此，中国制造的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并不是人民币汇率低估所致。美国的市场需求不能依靠已经呈现“空心化”特征的本土制造业来满足，必须借助进口。换句话说，即使人民币升值了，美中贸易量可能会减少，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不会减少，因为需求的刚性决定了它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所以可以结论，即使美国是争端的胜者，美国的利益也不会得到根本改善。

2.从中国角度着眼

由于目前面临着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即使为了保持对外顺差而使人民币币值不变，由多种因素引发的实际汇率也会升值，从而继续影响中国的出口。当然升值也并非都带来负面影响，以人民币表示的能源进口价格因为升值会降低，可以缓解目前国内的价格上涨压力。另外，目前中央做出的升值过程小步快跑政策就已经为国外投机基金创造了很大的升值预期，金融投机资本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使得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而且进一步刺激了本来就存在泡沫的股市和房市，不利于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也会削弱中央的货币政策效力。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是一个客观趋势，政府希望其不升值同样是办不到的，但是升值幅度却可以被控制(就像WTO协议允许发展中成员国在接受义务和责任时有一个“过渡期”那样)。如果在谈判中屈从美国的压力，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可想而知，国内的经济秩序将遭受何等规模的破坏。

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不管升值还是贬值，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其连锁性的效果。比如升值虽使出口减少，但是由于外币币值相应降低而导致对华出口增加，无论升值还是贬值对各自的结果都不会是非正即负的)，应该取决于国内需要和大多数进出口企业的利益，这是制定汇率政策的根本考虑：

第一、出口产品中价格弹性较大的主要是纺织品，价格上涨会引起出口大幅减少。但是纺织行业的原料主要是化工产品(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产品)，而受人民币升值影响，进口能源价格会降低，进而减少纺织行业的成本。因此，币值提高导致国内纺织行业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价空间，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内出口企业的损失；

第二、成本受能源价格影响较小的企业人民币升值将会对这些企业的出口带来程度不一的冲击。考虑到其单位产品价格较高，比如机电产品，人民币升值对其出口价格的单位影响较小。如果考虑其需求价格弹性，国内企业的损失也并非同步同量。国家可以适当补贴那些损失企业，减少升值带来的损失；

第三、我国是能源进口大国，币值升高带来的以人民币表示的进口品价格降低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这场博弈中，无论是哪一方，都存在好坏共同的结果。双方博弈的目标竟然不能使得任何一方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可以得到改善，反而徒增摩擦。汇率之争只能说明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部分问题，摩擦也不能否定两国在经济结构方面的互补关系。有鉴于此，无论两国之间有多少日晒雨淋，只要基础性的需求和互利关系不变，和谐前景就值得看好。

二、贸易非均衡背离经济互补性原则了吗？

中美贸易现今最大的特征便是贸易非均衡，即在货物贸易方面中方顺差，美方逆差，而在服务贸易方面中方逆差，美方顺差，总体来看中方为顺差，中方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大约为美方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的30多倍。从历史数据来看，1995年中方对美顺差为75亿美元，占中方总体顺差额的45%；2000年为241亿美元，占81%；2005年为1142亿美元，2007年前十个月中美贸易顺差达到了约1341亿美元。[3]中美贸易非均衡的现状和加速发展态势已经引起双方的高度警觉，美方更是以此为由，频频要求人民币升值和采取一系列针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反倾销措施，力图减少贸易逆差。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些论断可以用来分析中美贸易非均衡形成的原因。当然，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在解释复杂的现实问题时，都不免会有局限性。必须从现实出发，结合一定的理论分析，才能科学地展望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前景。

1.比较优势原理和要素禀赋原理

在国际贸易研究中人们习惯运用比较优势原理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和说明贸易发生的原因及好处。比较优势原理提出，即使一个国家在任意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其劳动生产率都处于绝对劣势，仍然能够在某种或某些商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过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利益的商品来增加福利。参与贸易的各国将以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的国际分工，进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参与贸易者经济福利的最大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成本不变(静态分析)的基础上的，并非以贸易国家经济结构的高下和进步为对象。另外，也不可能考虑当代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拉动的“产品内贸易”的情况。应用此理论时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加以充实完善。

要素禀赋原理认为，两个地区发生贸易是由于商品价格的差异，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各自的需求和生产因素的供给，特别是生产因素的相对稀缺性。正是由于不同地区其在不同生产要素方面的禀赋不同，才造成了要素价格的差异，进而影响产品价格的高低，并最终引起国家和地区间的国际贸易。有意思的是，如果依据要素禀赋原理，从表面上看是商品交易的国际贸易实质上却是要素贸易，而且国际贸易会促使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也就是贸易的最终结果是不再发生贸易。与比较优势原理相比，要素禀赋理论更多地直接从要素价格出发，避开将真实成本换算为货币价格的麻烦；注意到生产要素的丰裕和低廉价格是产品出口进而获得顺差的基本条件；进口本国由于要素稀缺从而不能或较少生产的产品是有利的。当然，这个理论也忽视了很多国内外因素的变化，比如某些产业中由于规模收益的增加，新技术的采用而产生新的产品，从而使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因此，在解释中美货物贸易顺差的时候，也必须对之加以更新。[4](P.26-137)

2.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角度解读中美贸易非均衡

中美在货物贸易方面的现状是中方顺差，而且顺差额在持续扩大。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1.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且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素质较高；2.大量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FDI的进入，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厂。中国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面义务教育实行的比较好的一个国家，因此即使是广大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也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得高。中国劳动力人口总量庞大，物价水平相对于国际水平比较低廉，使得劳动力的价格相对低廉，两相结合，劳动力本身就具有“性价比”方面的优势。同时，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推行优惠的投资政策和利税待遇，造就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业已存在的城市市场和潜在的农村市场又为美国投资提供了诱人的资本回报率。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更加彰显了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对美贸易额急剧扩大。中美货物贸易蓬勃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优势迎合了美国民众的需要，而相当的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对此做出贡献。中国产品对美国中下层人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用低廉价格压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以质优和品种多样赢得百姓的欢心、以创新的小技巧获得了消费者的选票。中美货物贸易方面的巨大增长正是中国发挥自己劳动力价格低这一比较优势的体现。但是如果仅仅看到劳动力成本低，而忽视了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这一事实，恐怕就会在许多问题上模糊我们的视线。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之所以能够征服美国市场，除了价格低廉以外，还在于其质量的不断提高。同时还应该得益于对美国市场结构和需求的了解和把握、美国公司在华子企业重返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并与其本土企业竞争角逐。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尽管相比邻国的劳动工资正在失去优势，但是外商仍然选择在华设厂，广大美国的消费者仍然选择“中国制造”。

与在货物贸易方面相反，中美在服务贸易方面是美方顺差，中方逆差。2006年全年，美服务业对中国的顺差为33亿美元。[5]单从数字来看这个大大低于中方对于美方在货物贸易方面的顺差(1400亿美元)，[5]但是其发展势头相当迅猛，顺差在持续扩大。分析这一现象可以得出2个结论：

1.美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顺差正是对比较优势原理的再一次肯定。因为一般认为，只有一个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或者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和作用才会不断增强，同时服务业才会加速发展。当今美国经济已经全面进入到信息经济时代，其在服务业领域具有对中国无与伦比的优势；

2.服务业顺差数额很小但是发展迅速。数额小是由于中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很多方面还存在管制，没有完全开放；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很发达，许多地区对于美国“后现代”的服务业(如金融、保险和咨询业等)仍然没有需求或者不适应，造成美服务业在华无用武之地。但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论从规模和程度，还是从其运行的制度层面来说，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跨越。因此，才会出现美服务业顺差发展迅猛的趋势。

中美在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方面的现状，说明两国之间的贸易由“产业间”贸易占主导，由于两国经济存在结构性和发展阶段上的代差，比较突出地表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在制造业产品的贸易方面，虽然竞争激烈，但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美国产品的相互竞争(美资在华企业对母国的出口占了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总量的50%以上[5])，也反映了中国的多种生产要素适应美国企业海外扩张的需要。中国成为美国跨国公司获取利润的乐土，也是对互补性的新解说。互补的根源在于共同利益，在经济领域，和谐中美关系当然不能只归因于互补性，但是没有互补关系的和谐肯定是不存在的。

三、全方位融入世界金融体系才能共赢

1.“正外部性”产生是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真谛

全方位融入世界金融体系要求汇率制度的安排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转产生“正外部性”(能够促进各种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这意味着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从而在长期中提高世界各国人民整体的福利水平)，反过来说，如果选择了不当的不能反映内外均衡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则肯定产生“负外部性”(把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成本转嫁到社会中去，产生“以邻为壑”效应，其结果是引起各国之间的争端和摩擦，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就可能导致互相之间针锋相对的贸易战或者货币战，这将增加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交易成本)。共赢才能和谐，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看，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在于汇率制度和水平能够与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接轨。

为了降低甚至消除国际金融体系中负外部性，促进正的外部性得以形成并且稳定增长，需要超国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出一套公平公正以及透明的游戏规则并对各成员国进行监督以保证规则得到切实的尊重和履行，而这套规则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即是国际金融体系，而汇率制度安排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汇率制度的演变是决定国际金融体系动态发展的根本力量。这也提示我们，主动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首要前提是按照既定的规则办事。

2.合作共赢—国际金融体系发展的主线

通过对国际金融体系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以合作对话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要素流动为标志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化是其根本特征，未来汇率制度安排也将按照这个逻辑展开：

金本位制度的内在逻辑是价格-现金流动机制，这是一种以固定汇率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一战爆发后被迫中止；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逻辑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汇兑平价机制，这是一种“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由于这种准固定汇率制度无法解决“特里芬难题”，在70年代初出现美元危机之后而宣告解体；

之后牙买加体系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种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度并存的松散的国际金融体系。

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当然和世界经济宏观经济的动态发展密切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折射或者反映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发展的现状。国与国之间日益增强的经济关联度，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一国想要在独立的前提之下同时实现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外均衡的努力受到极大挑战，“米德”冲突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理论依据。[6](P.6-11)在此背景下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优势已经逐步体现，而我们已经看到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在解决各种程度不一的经济危机时体现出来的巨大作用。例如在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时，正是由于IMF以及美国财政部的及时介入，使得墨西哥金融市场最终恢复稳定，没有演化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7](P.18-50)而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IMF和WB对那些深陷危机不能自拔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而中国也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使得亚洲各国遭受的损失降低到一个可以控制的程度并最终实现国际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牙买加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金融危机频发，破坏性越来越大，特别需要各国协调一致共同行动，克服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也要适当降低并最终消除大国博弈角力而导致的非生产性消耗，实现危机前预防、危机中管理以及危机后重建。合作和对话已经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经济争端的共识，最近的中美以及中欧战略经济对话就说明了这一点。

3.做合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和谐伙伴”

市场的开放和国际经济规则的切实履行是世贸组织成员国应尽的义务，目前中国的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市场已经不同程度的开放，对外经济行为也受到WTO游戏规则的约束。这种国民经济实体层面的变化要求金融层面的制度安排作出相应的调整。2005年7月21日，中国的汇率改革正式启动，由之前的“单一钉住美元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转变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将在中国汇率形成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未来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汇率制度的松动需要由资本项目账户的逐渐放开与之配合。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推出就是我国资本管制松动的讯号之一。目前西方国家对我国汇率制度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希望中国在更大程度上开放资本市场。当前确有短期的游资或者说热钱的涌入，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不利影响，这种状况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但同时这种现象本身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某种结构性缺陷。长期的资本管制政策固然为我国的积累了大量的发展基金，然而同时也造成了资产价格定价机制的失真和扭曲。由于多年以来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造成基础货币的被动发行，央行已经无法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冲销掉这些过剩的流动性，而这些流动性由于资本管制的缘故大多只能在国内寻找出路，于是大量涌入股市和楼市，造成了资产的市场价格严重偏离了其内在价值，虽然我们无法得出这些资产价格泡沫已经使中国经济泡沫化，但是将来资产的市场价格向其内在价值回归的过程势必对中国实体经济本身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因而资本项目的逐渐放开是大势所趋，而它也是解决中国目前这种内外经济失衡状况的根本手段之一。

无论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我们都可以论证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目前市场经济机制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开放和平等竞争，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要能够无阻碍的或者交易成本最低的状况下自由流动，以实现有效配置。购买力平价理论对货币市场的趋同性做出理论解释，即在完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存在两个国家的同种金融工具或两种相似金融工具的预期收益不同，则储蓄者会将资金从一个国家转移至另一个国家，只有在预期收益相等的情况下，这种转移才会停止，从而达到均衡。这就使得货币市场的一体化成为可能。著名的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则对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多元化的投资可以降低甚至消除风险，成熟市场(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市场)的β系数(风险测度系数)通常不会一致，这就使得投资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配置自己的投资组合，从而使得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成为可能。在实践层面上，各种金融衍生品已经得到迅猛发展，包括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各种风险套利资本会寻求一切市场估值脱离内在价值的机会从而获利，这固然会对一国的资本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然而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发现功能又可以使得资产价格向内在价值回归，在长期中将会促进本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客观上促进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体化。

解决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的内外失衡的艰难处境，需要在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基础上，逐渐放开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促进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因而，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国际金融体系之中。换句话说，我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外部性”的贡献，将能够证明中国作为“和谐伙伴”的资格。

四、用“和谐”的思想进一步审视中美经济关系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是为“相应”，即求同存异；“谐”是为“和合”、“调和”，即不同事物的协调与统一。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出，经济上和谐的基础在于共同利益，单方利益的获取又必须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利益博弈之要点，是求同存异。扩大地说，在一个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相互开放，在矛盾中发展，在冲突中融合，在竞争中合作，最终实现整个系统的帕累托最优。中美经贸关系30年，正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的。

1.系统的部分之间相互开放是和谐的根本要求

开放是和谐的先决条件。在一个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相互开放度越高，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越大，其激烈程度可能就越强。系统的维系要求解决矛盾，崩溃的后果将使系统内所有组成部分面临灭顶之灾。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涌动使各国、各经济体都处在一个大系统内，由此形成的共同利益强烈地制约着每个国家和经济体损人利己的行为。倒不如说，和谐的取得，是有识之士衡量了灾难带来的损失与损人利己获得的微小收益，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与他人合作，也照顾到他人利益的行为。和谐总是同开放、同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点认为，矛盾的基本属性是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使对立面相互依存，而且双方在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中得到存在和发展；使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汲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可以在相互促进中各自得到发展。本文所定义的和谐是作为矛盾和冲突的对立面而诞生的。没有冲突，就没有和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对外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与他国在贸易、金融等多个经济领域的摩擦也日益凸显，中美贸易摩擦和货币政策倾向上的分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此外，中美在能源、技术、知识产权等多个经济领域都存在分歧。应该说，这些摩擦的产生是一种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的进步和历史的必然。有了摩擦，才会有对和谐的诉求，才会促使两国在冲突中合作，以达到一种更和谐的经济状态。

2.和谐的经济状态是实现帕累托最优

和谐的期望状态或说追求和谐的目的是实现整个系统的帕累托最优，即一国在不损害他国利益的情况下无法增加本国利益，也就是整个系统中不存在帕累托改进。在系统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两国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利益的冲突，而最终的状态是两国力量博弈的结果。而我们所定义的最佳状态，即和谐的状态，是这场博弈中的一个均衡点。在这个点上，两个国家都实现了保障他国利益前提下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点对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可能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利益最大化点，但却是整个系统的效率最优点。那么，中美之间是否存在达到该点的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贸易上看，尽管目前中美贸易处于非均衡的状态，但两国经贸关系高度互补，互有所需。两国之间的贸易类型属于“产业间”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90%不与美国产品形成竞争。同时，两国经济存在阶段性的代差，并且这种代差将会长期存在。因此，经济上突出的互补性形成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基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

其次，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实现和谐的基础。中美双方是利益攸关方和战略合作伙伴，两国经济依赖度高并且仍将继续加深，这将两国的长期发展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一国的经济动荡都将给另一国带来严重的影响，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要基础。从资本市场来看，中美现在争议的焦点中表现为人民币升值问题，美国对我国汇率制度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其根本目的在于希望中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资本市场的开放。对于我国而言，由于资本市场结构性的缺陷，造成了我国资产价格定价机制的失真和扭曲，开放资本项目也是大势所趋。因此，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是美国的利益诉求，更是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所在。

最后，和谐状态的变化是一个反复的动态发展过程。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某一时点的和谐状态如果受到诸如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超脱两国之外的外部力量的影响，都将会使得这种相对平衡状态遭到破坏。这种外部力量对两国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即便二者又重新回到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但只要中美双方在经济上的基本需求还在，双方仍能在斗争中谋求新的发展与合作。同理，组成世界经济系统的国家也可以在这样的反复过程中不断达到更好的竞争——合作状态。

尽管就目前来看，中美经贸关系还存在很多不和谐的因素，但是两国经济高度的互补性、依赖性和一些共同的利益诉求促使中美经贸关系向和谐的方向发展。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在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经济平衡发展、环境和能源以及投资等方面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达成一系列共识，这充分表明中美双方正在把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和挑战转化为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机遇。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促进经济和谐的诸因素当中中美又同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互利的中美经贸关系也将推动世界经济的和谐。

那么如何从短期的摩擦向长期的和谐发展呢？这需要一个战略性的合作机制，使得双方增加经济政策领域的沟通，更深入的了解对方的经济结构和发展状况，加强互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它正是和谐世界理念的体现。通过对话，可以使双方正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在对话中达成共识，实现两国经济向和谐状态发展。中美同为世界大国，两国的和谐发展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具有深远的影响。从国与国出发，通过国家间的和谐促进世界的和谐，同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此，真正的和谐世界才能见到曙光。

[参考文献]

[1]MartinWolf.中国货币低估[N].英国：金融时报，2001-08-17(1).

[2]周茂荣，苗迎春.人民币汇率争端与中美经贸摩擦[J]国际问题研究2007(5).

[3]据商务部网站统计数据计[EB/OL].

http：//www.mofcom.gov.cn/tongjiziliao/tongjiziliao.html.

[4]Dominick Salvatore.International economics(eight edition)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5]据商务部网站统计数据计[EB/OL].

http：//www.mofcom.gov.cn/tongjiziliao/tongjiziliao.html.

[6]陈雨露.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罗伯特·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