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觉得“百家讲坛”没有让学术界对它趋之若鹜，它没有这么大的影响。该做学问的人还是会做学问。
“百家讲坛”的走红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的。这个社会原因是什么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权贵资本势力的坐大，在民众中逐渐有了一种淡化政治、讲求实用的“社会大还俗”倾向；而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就放弃了社会批判的责任，积极主动地向权力和资本靠拢，争取在权力、资本的筵席上获得一杯羹。这就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迅速“白领化”。
既然有这样一种“社会大还俗”的背景，一些人就不再坚持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的要求，而是追求个人身心的愉悦。既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想讨好资本、权贵，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摧眉折腰，他们就可以凭借知识进行自己的话语言说，这种话语言说一是取悦了大众，二是决不得罪权贵，对权贵不进行任何批判，于是就有了把学问“咖啡化”、“可乐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客观上也有一定的意义，它毕竟还能够传播某些文化知识，在这个层面上讲，颇有“下里巴人”普及的意义。但是从骨子里讲，这里有些很坏的东西，我对它很警惕。
我觉得这里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于丹现象”。其他人我觉得都不太重要，因为像王立群啊，阎崇年等等一些人，他们本身就是所谓的学者，不是知识分子，原本就没有担负社会批判的责任。但是于丹就不一样。于丹也曾经是一个热血青年，在讲台上讲课也很受学生欢迎，对学生的思想启蒙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她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也发出了比较好的声音——这是在她上“百家讲坛”之前。“百家讲坛”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我觉得于丹就是知识分子“白领化”的典型，就是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放弃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追求，主动要到权贵、资本的宴席上去分一杯羹的个案。
迅速“白领化”，这是一个典型。为什么这么说呢？她对孔子的读解满足了两个方面的需要：满足了社会大众对“心灵鸡汤”的需求；满足了统治者、权贵资本对完全不被触及、伤害的要求，她根本不去批判、触及权贵资本造成的黑暗的社会现实。因此她篡改了孔子的形象。孔子是个什么人呢？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宝贵的遗产，也是 一个大的特质，这就是忧患意识。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要坚持某种社会理想，实行某种社会批判，当然他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孔子就是这种中国忧患意识的人格化代表。孔子是一个什么人？孔子是一个充满了忧患意识，对现实强烈不满，对统治者实行批判，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持不同政见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为此奔走呼号，殚精竭虑的“累累如丧家之狗”。身处新时代转型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孔子这种批判现实、批判权贵、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为中国落实普世价值的精神，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转型。
可是，于丹把孔子说成一个什么人？于丹把孔子说成一个内心非常明媚、人际关系特别和谐、对统治者毫无触及的快乐老人。所以我说她既满足了世俗大众对“心灵鸡汤“的需求，又根本不触及统治者和权贵资本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说“于丹现象”是“百家讲坛”中最值得重视的现象。因为它反映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至于其他人我觉得不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不重要。王立群讲《史记》或者阎崇年讲清史，我都没太关注，我最关注的是于丹这样的人。
（您觉得一般观众最感兴趣的也是于丹这样的人吗？）
对，因为于丹对世俗大众的取媚，满足了大众对“心灵鸡汤”的需求。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管它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我们能有好饭吃，能够身心愉悦就足够了。统治者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所以我说于丹对上和对下的需求都满足了，因此她十分走红。因此她就成为被两方面人都喜欢的人，当然我看她越来越被上面所喜欢了。
（但是百家讲坛收视率攀高并不是从于丹才开始的，从阎崇年开始节目就已经火了。）
整个“百家讲坛”都没有批判的锋芒，又可以满足人们对某些知识的渴求。世俗大众也需要知识，也需要某种趣味。这种趣味和知识的需求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不费力气就获得了，这就是学术的“可乐化”、学术的“咖啡化”。当然人们就比较欢迎它了。这个节目的正面意义也恰恰在于此。世俗大众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捧一本书去读。所以在这种漫不经心、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一点是一点呗。
问题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它的这种形式，最重要的是它传递的知识里有没有“三聚氰胺”，它的质量如何，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决不去争议形式。学术为什么不能大众化？为什么不能用最先进的手段去传播？完全可以的。我认为形式是不重要的，甚至认为这种形式是好的。问题在于这种形式里的内容是什么。我认为于丹给的就是“三聚氰胺”，表面上还挺好喝，但实际上是有毒素的。我到现在也没有感觉到阎崇年他们有什么更糟糕的东西，尽管在学术上有很多地方是可以争论的，譬如怎么看待满人，怎么看待清朝等等。但是，这基本上都是思想层面和学术层面的东西，并不涉及现实层面。
但是，“于丹现象”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味。所以在这里我最关注的是于丹。于丹否定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并且在叙述过程中用巧妙的方法嘲笑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她说：“人心里有什么，嘴上就说什么。”她说了苏东坡和苏小妹的故事。苏东坡回家来沾沾自喜，和一个和尚谈话，把和尚揶揄了，苏小妹说：“你心里有光明，看到的都是光明，你心里有黑暗，看到的都是黑暗。”其实知识分子正因为心里有光明，才看到了现实的黑暗，才对现实的黑暗进行批判，才希望用心里的光明去烛照现实，使现实由黑暗变得光明一些，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和天职。结果于丹却揶揄和嘲笑这种社会批判。我觉得这也是她对自己的一种精神背叛。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