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自由主义自洛克、斯密、密尔以来成为西方显学久矣！其间虽也有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等各种思潮学派的有力挑战，但主流地位仍难以摇撼。其当代继承者新自由主义更独执西方思想界之牛耳，许多手握大权的政治精英也奉之为圭臬，如1979年及稍后当选的撒切尔夫人与罗纳德·里根都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何止西方，非洲、亚洲乃至我国的许多精英都深受其影响。
自由主义一个基本信条是对自由市场的崇拜。当然广义地看可以把自由主义理解为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推重。个人自由与权利涉及方方面面，但主要是政治和经济，而经济与政治相比又更为根本，因为涉及人的物质利益和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从此角度看在政治不过是经济利益在上层建筑中的表现，即政治为表，经济为里。马克思也曾说过，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的自由要求不过是经济领域自由的二次方而已。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但从宏观视角看大致如此，因此自由主义的最重要内容为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最关心的是财产权利与自由市场。当然，市场是个综合的因素，自由、平等、效率、公正与所有权都包含在其中，因此对市场的强调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几乎所有理想和理念，可以说万千宠爱集于一身。
市场的地位确实至关重要，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平等交换，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更佳配置，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善莫大焉！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还有近代以来仿佛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无一不是来自市场经济的推动。难怪自由主义者为之不断鼓噪。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正由此来。按此理推，市场经济社会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即使最自私的人在经过反复考虑和比较后仍会发现遵守市场法则对自己最有利，于是市场法则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发调节。在这样的市场面前，一切外在的强制似乎都是多余的，甚至政府权力也是可有可无的，最多充当守夜人而已。这个理论今天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影响依然很大。如1946年美国制造业联合会还宣称自由个人不受国家干涉，为了利润与财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当这些个人信心十足地设计自己的命运时，除了警察的保护之外，勿需政府更多的帮忙。”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市场大潮兴起以来，这样的观点也颇为流行，记得几年前到温州听到当地官员和学者大谈“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留下很多印象。
但市场以及资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并非那样完美无缺。竞争、两极分化、贫困和有效需求不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还有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剥削、压迫、物统治人现象等都在说明它没有自由主义者描述得那样美好！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市场经济乃至自由主义的一些重要批评者。
体制外的批评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尤以马克思为代表。马克思一方面以异化劳动理论批评市场资本主义违背人性，物统治人、压抑人，或者说人产生的商品不是财富不能被支配，反而转过来支配人、奴役人，在此情况下人不是感到自由而是感到不幸。这就是异化。另一方面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在市场经济社会生产商品的劳动包含具体劳动与抽象的物（货币）来中介才能得到社会承认，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这就包含了异化的可能性。当然这是一种抽象可能性，抽象的物与劳动力商品结合到一起才出现剥削与异化。资本家利用手中资本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是剥削，也是异化。这种剥削与异化不仅违背人性与公平，而且也阻碍生产力发展，从而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埋下伏笔。
体制内的批评者首推凯恩斯。凯恩斯认为市场可能会犯错误，政府对之不能完全自由放任。在他看来经济活动的水平由总需求水平决定，一旦总需求不足，就可能导致失业和衰退，从而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周期危机的观点颇类似于马克思，不过凯恩斯不认为靠体制内力量已不能克服，而主张通过扩大需求、增加就业和调控税收来加以解决，政府应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调控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危机被完全超越也未可知。
20世纪30年代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给凯恩斯主义一显身手的机会。面对危机信奉自由放任的美国总统胡佛束手无策黯然下台。罗斯福新政则因推行凯恩斯主义而出名。二战结束以后凯恩斯主义风头更劲，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据此作出一定的调整，社会矛盾得以缓解，政府与工会也都有一定的施展空间，著名的“凯恩斯妥协”正因此得名。国家向普遍福利的方向重建，社会因而得到稳定，经济也开始恢复并发展。一切似乎都很美好，直到70年代的危机把繁荣的泡沫无情吹破，凯恩斯主义失势，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
新自由主义像传统自由主义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对于凯恩斯主义关于“市场失灵”的指责，他们对之曰政府也会失灵，而且更糟，因为官僚主义缺少效率。当然他们比传统自由主义更为强调金融与银行的作用，并且要求政府在减少管制、推进私有化和加强金融资本力量方面发挥作用。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最佳的可以自我调适的社会结构，如果不受外来阻碍，就会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的经济需求，以及有效地使用所有经济资源，并自动为所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因此市场的全球化将会是把这些好处带到整个世界的最佳方式。现代世界的我们之所以拥有贫困、失业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乃是因为市场受到工会、政府等诸多因素限制。全球化需要在全世界创造“对市场友好”的社会结构：通过削减工会的力量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从而使它们的工人受资本权力的支配，以及向外国资本和商品开放国内市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新自由主义相信，市场诚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却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话说：“已经别无选择。”
市场真的如此美妙，只要我们听之任之，并排除一切干扰，让它自行发展、自行调节，世界就会越来越好？但事实世非如此。如杰拉德·都曼尼与多米尼科·莱维在《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中所揭示，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运作规则，一种有利于中心统治边缘和资本统治劳动的新规则，即在中心与边缘、资本与劳动、市场与政府关系方面有利于前者驾驭后者。也就是说，在劳资之间有利于资本；在国家与地区之间有利于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之间更有利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的资本；在美国的资本中则更有利于金融资本，即有利于前者的财富与资源向后者流动。据该书统计，2000年美国在国外的金融投资收入为3810亿美元，接近国内企业税后利润总额。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1%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社会财富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债务大大增加，2000年其数额达到1980年的四倍。其中拉丁美洲四国（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与阿根廷）拥有74%的国际债务。“这些机制证明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掠夺性的制度，上层统治阶级力量的加强在不同范围内和程度上触及增长带来损害，不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是在边缘地带。的确，按他们自己的目标进行评估，新自由主义在恢复这些阶级的收入和财富方面还是很成功的，在巩固美国经济的领先地位方面也一样。但是，对于美国人民乃至世界的其余部分来说，这种领先地位的代价过大。”
以上情况促使人们对市场作用和自由主义观点进行反思，对市场崇拜的另一个著名批评者波兰尼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并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这里介绍的是他写于20世纪中叶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以下简称《大转型》）这本书在西方大名鼎鼎，常被与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相提并论，但其所包含的意义仍有待今天进一步挖掘。这里主要是指他在书中对市场乌托邦的批判。市场乌托邦指自由主义者对市场自行调节无所不能的崇拜。这种一切都能够自行调节的市场在波兰尼看来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指出：“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波兰尼指出，19世纪以来的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之上，一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均衡体系，二是国际金本位制度，三是造就空前物质财富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四是自由主义国家。其中金本位具有重要意义，势力均衡体系只是奠立在金本位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但金本位的基础又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而自由主义国家本身也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之结果，因此归根结底自我调节的市场具有决定意义。然而这种能够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市场在波兰尼看来只是一种乌托邦想象。因为市场自始就受到政府权力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不可能在纯粹的状态下起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的存在已在社会上产生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竞争压力、许多人失业和周期性经济危机，还有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许多问题。若任其发展，真有可能出现波兰尼所说的将人类生存环境变成一片荒野、从而摧毁人类之灾难。
我们注意到关于市场经济弊端除马克思外有这样几种批评：一曰市场失灵，二曰市场缺陷，三就是波兰尼的市场乌托邦。市场失灵主要指市场运行受到一些外部的干扰，无法正常运转。市场法则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排除外部的干扰，如政府、工会、官僚特权等。许多自由主义者持此观点，比较著名的有哈耶克等。市场缺陷观点认为市场本身有些问题难以克服，需要人们从外部加以调控解决，如需求不足、竞争、失业等，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公平正义两极分化等方面的问题，此观点代表者是凯恩斯。第三种波兰尼关于市场乌托邦观点显然更为激烈，直接把市场自行调节解决问题的观点斥之为乌托邦。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大转型》前言中指出：“波兰尼是在现代经济学家界定自发调节市场的局限性之前写作《大转型》的，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无论何时，只要出现信息不完备或者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本质上总是如此——那么干预就存在，而且从原则上讲，这种干预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斯氏说的是西方情况，在今日中国仍有许多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持这样的看法，即对市场无条件崇拜，而对市场在公平、正义和社会责任方面的问题不予关注，或重视不够。君若不信，请看今日社会两极分化之严重，还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令人不由地想起波兰尼警世之言。另一方面，对市场的干预应体现公平正义人道的精神，在此基础上强调效率，而不是像今天的许多人那样趁机搞权力寻租，化公为私、中饱私囊，如利用双轨制赚差价，甚至倒卖批文、利用改制侵吞公产等。这些情况在许多地方都存在，因此重温波翁的论述显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波兰尼对市场乌托邦的否定当然不是出于个人臆断，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所得出的见解。这些见解在我看来贯穿着一种历史的观点与价值的观点。历史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大转型》实际上是一本社会经济史著作，市场自行调节的情况不存在是经由社会经济史实作证而得出的结论。波兰尼指出，此前没有市场主宰的经济存在过，斯密经济人的假设对早期人类并不适用。逐利动机与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都是以后出现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得力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也得力于重商主义政府的帮助。因此市场经济与其说是内生的不如说是植入的或嵌入的。诚然，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生产要素，但它们本身并非商品，只是在资本主义特定条件下才浸泡在市场经济的以太中。因此我们在肯定市场作用的同时，一定不要把它理想化与永恒化。即如波兰尼所指出的：“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
正是在这里波兰尼的价值观充分彰显了：劳动力与土地亦即人与自然不是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们向商品原则低头或沦为商品这种现象不合人类善的理想。对此现象人类应加以限制或至少不能放任其发展，否则将招致灭顶之灾。他说，劳动力和土地只不过是构成社会的人类本身和社会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将它们囊括进市场机制就意味着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因为‘劳动力’这种所谓的商品不能被推来搡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在此情况下环境与生态都会遭到破坏。而货币供给的涨落不定也会产生洪水般的灾难。“毫无疑问，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市场对市场经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这样一种粗陋虚构的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哪怕是片刻之间。除非人类的自然的实体以及商业组织都能得到保护，能够与这个撒旦的魔方相对抗。”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以来，我们在物质财富生产方面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三农问题，还有上学难看病难房价贵及流动性泛滥在金融领域带来的巨大振荡也在各地出现，这印证了听任市场法则我行我素的代价和波翁见解之深刻。改革开放应持续推进，市场效率也非常必要，但也应该给它戴上公平、正义和人道的笼套，否则就会离撒旦的魔方愈来愈近。中央近年来倡导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一种调适。但这方面的任务仍很艰巨。斯蒂格里茨说今天只有顽固分子才坚持市场自发调节的观点，批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仍在宣扬“让价格就位”，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和把政府从经济中赶走。反过来看，自由放任的市场乌托邦观点在当代世界仍有很大市场与影响，在当代中国也有很多信奉者甚至实践者。在此情况下，重温波翁半个多世纪前的论述显然极富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