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读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8），基本上同意道尔的观点，战后日本的重建沿袭甚至强化了战前的保守主义官僚政治，卡莱尔•冯•沃尔弗伦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讲的也是相同的问题。战后日本的民主重建最后让位给了在亚洲打造反共产主义大本营的政治需要，民主从目的沦为手段，而本来是日本通过侵略战争获得的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也因国民党在台湾与日本建立起了反共同盟——自由繁荣之弧而成为国际政治问题。
自从东亚文明不同地区主动或被动地按照西方的主权话语开始打造自己的版图时，东亚文明整体的安全大义遂被西方利益所侵蚀，文明整体处于被肢解状态，内部发生了基于不同利益与观念的内战。然而，在台湾，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民主化，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也被提上了议程。既然台湾不能成为“主权国家”，就无法要求钓鱼岛归属台湾。于是，中国向钓鱼岛“宣示主权”就成为势在必行。这还是西方近代国家的逻辑，背后的真正动机恐怕是要突破“自由世界”的封锁，因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最终以封锁共产主义世界的形式告终。
欧文•拉铁摩尔对战后日本重建的设想是:日本彻底的民主化，连同全亚洲领域的经济实力最大化，不然的话，日本迟早会重蹈剥削掠夺式的帝国主义政策。也就是说，在美国的考量中，推动亚洲的现代化是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同时进行的，这个进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转变为冷战体制，而到七十年才开始对中国有所缓解，于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权威政治与日本的国家利益中心的“民主政治”发生了冲突。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只是中日之间历史纠葛的一个聚焦点。
把战后日本的天皇制民主经验转化为当下中国的民主进程才是东亚文明整体的利益所在，这要求我们归属的文明内部曾经是敌对的势力为了克服殖民主义与极权主义留下的创伤必须要联起手来面对新的挑战。眼下正在蔓延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最终要通过亚洲的民主化来克服，如何处理钓鱼岛归属问题是对中国与日本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考验。
2009年2月12日写于杭州洞霄宫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