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中国第一个向日本提出控诉的前慰安妇万爱花女士去世的消息，为她不能在生前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与赔偿而感到难过。日军在亚洲留下的40万慰安妇一个个相继老死，生前受尽屈辱，到死也听不到一句来自加害方的道歉，得不到一份体面的赔偿，她们的屈辱是加倍的，留给亚洲人民的心里创伤也因此而不断加深，无法愈合。

关于日本入侵中国的战争赔款，国共两党都秉承“以德报怨”的思想，宣布放弃。1951年的旧金山条约，中共政权被排斥在外，在美国主导下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对日索赔的权利，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中共政府也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在日本战败投降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样的战争与和平的时代大变动中，曾经成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的慰安妇，到了和平的年代却得不到道歉与赔偿，仍然要在国人的歧视与加害方的冷漠中生活，她们才是这个所谓亚洲时代的受难者，我们不能忘记她们。

按照西方国际法的观念，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与平民无关，但事实上，平民却是战争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我与台湾中研院的朱德兰教授见过两次面，她以研究台湾慰安妇著称，为了研究这个题目，遭到来自台湾社会内部的压力，日文专著也因日本文部省以影响国家利益为名，推延了出版时间，以至于影响到升等。她曾对我说，慰安妇是军国主义日本的国家行为，因为她们要到军舰上去提供“服务”。

我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战胜方可以出于政治或其他考量放弃赔款，但诸如慰安妇这样的对女性个体的战争暴行的索赔，事关人权与公道，应置于放弃索赔一事之外，加害方更不能借口战胜方宣布放弃赔款，连对直接受害人的慰安妇的道歉与赔偿也置之不理不问。日本自诩为民主国家，却不敢正视遗留至今的慰安妇问题，真令人为“民主”感到羞耻！原来，对日本国民来说，“民主”也只是获得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上面，与战前的军国主义，仍然一脉相承，怪不得，亚洲至今也还不能原谅日本。

最近我在读乡贤张东荪（1886-1973）1944年在北京的“准俘虏”生活中写的《理性与民主》，里面有下面一段话：

在上一次世界大战终了后，有许多学者恍然悟知战争都是政治家故意制造的。在当时我记得看见一本书，名曰How the Diplomatists Make War，但忘却其著者。这乃是揭破所有的战争，都是由于少数人制造而成。这些少数人有些是政治上的外交家，有些是在幕内的资本家，有些是主持参谋的军事家。他们利用新闻的宣传，利用教育的灌输。在这样情形下，先指定某一国为其假想敌，然后造出许许多多的口实，来把全国人的视线使其集中在某一国。其实，某一国未必真是其敌人，这完全是政治家的把戏。这种把戏所以能一弄即见效的缘故，乃由于其假想敌的某国亦有政治家。遂借此得大做其文章，结果弄假成真，造成一个极大的战祸。最显著的例，就是日本与中国之关系。日本不仅以中国为一块肥肉，时时想吞下肚去，并且总是恐怕中国万一强盛起来，日本必致大不得了。其实到了今天，事实已证明中国纵是一块肥肉，日本亦绝对无法将其吞食。并且更证明中国即使强盛了，不但与日本无害，乃反而有利。可见，政治家所蓄心制造的全不必与真际相符，但求能达他们的野心就行了。日本政治家故意制造这样的对华纠纷至少已有七八十年了。

张东荪早年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可谓是知日派，他对中日战争的洞察一语揭破谜底，今天读来，也觉十分锐利，笔者很认同这种超越国家利益的公道立场，如今的亚洲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真正开始寻求了解海洋始于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东亚海权引起国人的关注，宋恕于甲午战争前夜上书李鸿章，提出“欲与俄人争雄于太平洋地面，非使士大夫真趋海学不可”。清末改革家的假想敌是沙俄，但事实上，日本对亚洲的伤害不亚于沙俄。当今中国政府的海洋政策可以追溯到国人的“海学”诉求，本来矛头并非针对日本。如今，一部分日本政客还停留在权力政治的迷梦之中，远远落后于亚洲的发展形势。

今年9月5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首脑会议上，习近平与安培有过五分钟的“休息室会谈”，习近平希望日本政府管控好钓鱼岛危机，说明中国政府并没有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意图，而安培提出希望两国回到战略伙伴关系的原点上来，但这个“原点”如果不立足于日本对慰安妇等战争受害者的道歉与赔偿上，就有可能成为彼此争取“国家利益”的一场游戏，世上有一种高于国家利益的更为根本的利益，那就是永久和平，李显龙总理在访问卢沟桥纪念馆时，用汉字题字“和平无价”，笔者深感共鸣。一个国家可以放弃战争赔款，但无法也无权放弃他国对本国人民，特别是慰安妇这样的群体的索赔权，为了亚洲的永久和平，日本政府与国民有责任修复因日军入侵而受到伤害的亚洲社会，对40万慰安妇的道歉与赔偿应是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