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出生的梁羽生走完了他在尘世的全程，在遥远的悉尼。此刻，我脑中首先跳出来的却是少年时代初读他的《七剑下天山》，迄今仍念念不忘的开篇那首词：

“笑江湖浪迹十年游，空负少年头。对铜驼巷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酒冷诗残梦断，南国正清秋。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

明日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数英雄儿女，俯仰古今愁。难消受灯昏罗帐，昙花一现恨难休！飘零惯，金戈铁马，拼葬荒丘！”

二十几年来，这些句子一直在我的生命深处不时地浮现。我虽未见过梁羽生，但从小熟读他的作品，包括武侠和文史小品，七、八年前因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之约，为那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写一本《金庸传》，在收集材料时对梁先生的生平也颇有留意，在心理上有一种近在咫尺的感觉。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他和金庸共同把这个形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两座并峙的高峰。虽然金庸多次说武侠小说只是“娱乐性的东西”，“没有崇高的社会目标”。梁羽生在1980年3月甚至这样说：“我本来是从事文史工作的，以偶然的因缘，写上武侠小说，不知不觉，在刀光剑影之中，已是浪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光阴了。”但凭心而论，他们的武侠作品确已超越了单纯的打打杀杀，在娱乐性当中赋予了许多历史的和人性的因素，将爱恨情仇、江湖庙堂、生生死死都演绎得曲折有致，不能说是“浪费”。擅长旧体诗的他曾以一首新诗来阐释对武侠作品内涵的理解：“正派侠士只是理想的梦幻/但我相信那会是真实的存在/因为我在现代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侠士的襟怀/因为他们善用自己的幻想/不是依靠别人的脑袋/如侠士之敢于傲视世界”。在“不是依靠别人的脑袋”这一句，我们可以隐约体会他对笔下侠士的一种期待和寄托。

对于他们的武侠小说，如果放在文学史的角度来评价，确实不宜过高。而从文化史的角度，则具有别样重要的意义，作为20世纪50年代后出现的一个文化现象，他们立足香港的创作，在两岸三地和整个华人世界风靡数十年而不衰，最初的用意虽是娱乐，却在不经意间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他和金庸也因此成为创造了一个时代的人，在文化上的影响要大于许多文学成就高过他们的作家。这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化命运造成的特殊结果。当时大陆几乎完全禁止出版武侠小说之类的通俗娱乐作品，进入一个全面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海峡对岸也处于长期的戒严时代，对文化有诸多压制和禁区，源远流长的武侠文化只能借助小小的香港才能保存下去，他们恰逢这样一个时代，并且抓住了这个时代，这是他们意料之外的收获。

从根本上说，包括他和金庸在内的武侠作品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我有一个看法，在漫长的专制中国，我们的文化几乎就是为帝王服务的，可以称之为帝王文化。作为补充，产生出两个支流，清官文化和侠文化，中国人无法想象以制度安排来解决社会不公，就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和侠客身上，这是侠文化产生的深层原因。只要中国没有完全跨入现代社会，侠文化就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一贴精神安慰剂，可以满足人们潜意识里寻求公平、正义的欲望。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正是他们两人将侠文化发扬光大，在他们笔下，那种萦绕不去的家国情怀，以及对公平、正义这些价值的肯定和张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汉语读者的内心需求。

和“查良镛”被“金庸”淹没了一样，他的本名“陈文统”也为“梁羽生”这个笔名所遮掩，他自己更重视的《笔照六花》等文史小品更是为他的煌煌三十五种武侠作品所淹没，比他写武侠更漫长的报业生涯也被读者所忽略。说到底，最终他被那么多人铭记就是因为《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绝塞传烽录》这些作品，和他创造的凌未风、张丹枫、金世遗这些人物形象。

他和金庸的教育、爱好、身世、命运也有许多的相似处，金庸是读国际法的，他在岭南大学读的是经济系，在1949年前后的时代剧变中，他们都在香港《大公报》系统工作，他们都痴迷于下棋，都有很深的文学素养，很强的驾驭汉语的能力，金庸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更多，文字也更有魅力，而梁羽生的古典文学造诣更高，他自填的那些词，读来慷慨、苍茫，回肠荡气，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他们先后开始在报纸上写武侠小说，共同开创了武侠文化的新时代。还有一点，他们的父亲同在1951年被“镇压”，1986年，《团结报》发表题为《梁羽生之父恢复名誉》的报道，其中说，香港《大公报》撰述员、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于1951年在广西蒙山县被“错误‘镇压’，梁父之死实属冤枉”，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这则姗姗迟来的消息曾令他悲喜交加。

与金庸不一样的是，他虽然长期在左派报纸就职，却与政治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且始终对经商没有兴趣，有人劝他像金庸那样自己办报，他没有接受。在香港，他过的是相对平淡的生活，就是在名声鼎盛时期，也保持着平常的心态。据说他最欣赏的是柳永的这句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从1954年发表《龙虎斗京华》到1983年写完最后一部《武当一剑》，三十年间，武侠小说创作成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1987年退休一年后，他就悄然移居海外。可以说，他是个传统文人，喜欢“短锄栽花，长诗佐酒”的闲适生活，一生保持了文人的清高和骨气，自称“名士气味甚浓”。即便退隐江湖，也退得干净利落，在平静和安详中安度余年，并在1994年正式皈依基督教。这样的澹泊，是一再宣称退出江湖的金庸所没能做到的。

作为基督徒，2009年1月22日这个日子对于梁羽生来说，不是死亡之日，而是永生之期。他的离开同时也是一个象征，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尽管他的作品今后还会有人去读，但是，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注定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靠公民、不靠侠士的新时代。

2009年2月1日

[此文在《南方周末》09年2月5日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