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已经被许多人注意到了，它的确是一个触目的现象。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解析往往针锋相对，多数人倾向于指责社会没有为知识分子们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反，却越来越缩小了他们的生存范围。对这种似是而非的非反思性观点我是不以为然的，我主张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精神结构这一层面加以剖析。只有进入到这一层，我们才能深入地把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合法性危机”。
我曾经在《关于“哲学终结”之后的“人文精神”》（载《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一文中尝试性地提出要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情结”进行批判性清理。我认为，“天下情结”是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精神结构，它在文化心理的深层支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与话语系统。从当代哲学的语境看，这种话语系统以一种独断的形式表达着它的霸权，或霸权欲望。
那么，什么是“天下情结”？需要对它作出一个结构化的分析与剖析。在我看来，所谓“天下情结”是一个未经反思的利他（天下）承诺结构，这种结构具有一种“超稳定性”，一种盲目自信的道德崇高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它内在地渴求一种对他人（天下）绝对支配的特权。“天下情结”体现在类似于这样一些话语之中，比如，“以天下为已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忧民”，“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为了下一代”，“为了你好”，如此等等。总之，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唯有自己是天地良心，是社会良知的体现者，那种“舍我其谁”的现世情怀，令人深切地感到，好象没有了他，这个世界就要完蛋了似的。近两年文化界关于所谓“人文精神”的鼓噪，在我看来，不过是这种“天下情结”的余绪罢了。表面看起来，“天下情结”几乎是不可反驳的，你敢对一个“心忧天下”的人说三道四吗？你敢对一个“以天下为已任”的人品头论足吗？这未免太大逆不道了。然而细细研究起来，其中便有可疑之处。一般来讲，“天下情结”隐匿着一种心理期待，它总期待着天下大乱（运动）的到来，因为只有在整体的噪动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因而它在本质上就是整体主义的，而在和平年代，比如说市场经济环境下，各人自谋生计，因此便无法显示出其崇高与神圣。的确，同是“以天下为已任”，在非常时期有其强大的感染力，而在和平年代实行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则未免显得滑稽可笑。
下面我还要进一步从三个方面对“天下情结”这种心理结构进行剖析。首先，从行为的结果层面进行考察。根据前面的分析，“天下情结”内在地要求支配他人，因此其结果往往是付出个体感性生命的惨重代价。在人类历史上，有哪一次血腥的屠杀不是仰仗“天道”（社会历史规律）之名？见诸报端的父亲残杀儿子的事件该令人震惊了吧，然而那父亲的理由何等的冠冕堂皇：“我是为了你好！孩子！”陈家琪先生沉痛地指出：“以真理和祖国为名还有什么不能干呢？世界上最坏的事情都是在最好的名义下干的。”（参陈家琪：《人生天地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页106。）
其次，从职业分工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就要进入的现代工商社会是建立在严格的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因此最重要的莫过于培养敬业精神。按照王蒙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做好你自己的事”，“在一个连起码的敬业精神还有待于培养的国家里，离开做好自己的事，离开了实业兴邦的提倡，而只谈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已任以世界革命为目标以专门利人为榜样等等——总是让人觉得未免替自己也替人家难为情。”（参王蒙：《诸神下凡》，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页3。）
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从精神层面来考察，因为“天下情结”说到底是一种精神结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具“天下情结”的一个群体，所以要对这个结构进行彻底的批判。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长期处于困窘的境地，但他们却在精神上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自以为可以上齐天，下可为帝王师。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究竟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呢？在一个相对静止的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凭借其知识优势和道德优势的确可以充任普通民众的“导师”，但是在一个激剧变动的信息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导师”地位失去了合法性，因为知识的迅速更替，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绝对的知识权威，以不变应万变的普遍主义话语系统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根据。而且，在一个变动的社会里，一个人如果还以自己的道德崇高傲视于人，那多半是要被人视为滑稽的，这种滑稽甚至更多地体现在自以为悲壮这一点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类滑稽人还不少，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与悲哀。我这里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终结”当然有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的“知识分子之死”的涵义，因为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需要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然而我的意思还不完全止于此，我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从一种已经终结了的历史中走出来，并根据当下的现实，寻找自己的定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不需要敢于对社会不公正进行猛烈批评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不需要那些自以为是民众的导师的所谓的知识分子。
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进展已经无情地嘲弄了甚至于亵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情结”，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们在市场经济面前的茫然失措就是这种表现，无聊感浸渍了他们的心，千百年来积淀在他们内心深处的自我神圣感在瞬间倾坍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表明中国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一个虚脱的存在，他的存在必须要靠外界（天下/民众）来烘托。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绝对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边缘化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反省自己的“合法性危机”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我认为也只有在这种深刻地反省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走出“天下情结”的困境。“知识分子的终结”意味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从一种虚假的群体人生中走出来，从而实在地建构起真实的个体感性生命。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放弃“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自我麻醉中解放出来，不能将民众看成是“长不大的小孩子”，包括象为民从谋福利这样的说法也必须加以反思与批判。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说：“每个人的幸福，每个人的生存都得亲手去创造，别人赐予的，就不是幸福，不是生存。重要的不是为自己的生活向任何人感恩，也不是自以为对别人，对后代有恩，重要的是，人如何在自己面前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如何扮演好自己所设计的角色。”（参邓晓芒：《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页260。）
因此我有理由期待一个人的多样性的时代的到来。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充分展现差异，充分表现个性的时代，人才能丰富他对我们人类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感觉。世界的多样性是以人的多样性为前提的。
附记：
本文的写作缘起乃是上世纪末叶国内有所谓“人文精神”之讨论，我与几位好朋友吴根友（武大）、张斌峰（南开）、杨华（武大）几位聚在一起议论，一日各人出一篇文章参与，来到汉口万松园的我家讨论，后集在一起发表于兰州大学主办的《科学经济社会》1998年第3期。它是我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批判的一部分，是《关于“哲学终结”这之后的“人文精神”》一文的继续。它可以看成是我考虑当代中国人格建构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当代中国人格建设的核心在于“成人”，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做人”哲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在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尖锐对峙时，对犹太人的教诲竟是“要做（犹太）人，而不仅仅做犹太（人）！”那么，我今天想对中国人说的是，“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才是中国人！”可惜的是，这一思路却被我们的思想家们的煸情言论，如苏力氏，如甘阳氏，所深深地掩盖了，以至于国民性批判上升不到人性批判的层次，于是就有周期性地回到传统这种现象的发生。而且，他们回到传统不是去寻找生存的力量，而只不过是活下去的理由。这就是从海外归来的学子们向我们所说的东西了，还是自家的东西好！所以我建议要警惕海外学人的言论！不要用低下的情绪防止理怕的思考！当然海外学人也不全是苏力甘阳模样，如季卫东氏我就深心叹服。本小文原稿已失，现从该杂志上打印出来。
魏敦友
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
2005/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