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本书的名字。以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书名，显示作者有意激起更多的读者来关注20世纪西方大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作为阿伦特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当代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读者介绍她老师的学识。继多年前写成的长篇传记《阿伦特：为了世界之爱》之后，扬—布鲁尔在阿伦特诞辰百周年之际出版《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一书，对阿伦特思想在21世纪的现实相关性做了精彩的阐发。而要讲清楚阿伦特与我们密切有关，首先要弄清楚阿伦特到底讲了什么，阿伦特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循此，才可以把阿伦特与新的时代联系起来，并揭示阿伦特思想的现实启迪意义。
在阐发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方面，扬—布鲁尔的努力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尽管该书篇幅不大，作者亦未学究式地对阿伦特著作的文本及语境进行详论，但在展示阿伦特著作的意图及政治思想的大逻辑、大方向方面，扬—布鲁尔确实做到了言简意赅。这固然由于作者对阿伦特著作的研读，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作为阿伦特亲自指导的博士生，比他人更有机会了解阿伦特政治思想之本意。此书除导言外，共分三章：《极权主义的起源》与21世纪、《人的条件》与行动的重要性、思考《精神生活》。从章节标题即可以看出，作者突出了对阿伦特著作中三部著作的关注，当然，在扬—布鲁尔的著作中，阿伦特的其他作品也得到了恰当的关照。
扬—布鲁尔此书与其他研究阿伦特的作品之不同首先在于，她提到了不少类似于轶事的阿伦特为人为学的细节。兹列举几例说明：书中提到阿伦特建议作者写关于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博士论文，可见阿伦特对她的导师的推崇——雅斯贝尔斯是阿伦特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书中也提到阿伦特推荐作者去上汉斯·摩根索关于国际政治的课。摩根索课程的必读参考书之一便是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他在课上称阿伦特堪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相比。其实，摩根索和阿伦特私交甚好，晚年摩根索还向阿伦特求婚，而阿伦特表示“我们太年老了”不宜谈婚论嫁。再如，书中提到了阿伦特在上世纪70年代初于美国波士顿市政厅针对“越战”问题所做的题为“恶有恶报”的演讲，这在以往的阿伦特研究中是鲜为人知的。
注意到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更近距离地了解阿伦特，当然，这些还不是扬—布鲁尔作品的关键。作者的中心思想还在于表明阿伦特对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新形势、新事件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要做的事情是象阿伦特那样去思考现实问题。正如在书中作者所表明的：每每遇到新的事件，作者总是如此问自己：如果老师阿伦特在世，她会怎么想？确实，这种假设令人激动，也颇具挑战性。要推测出阿伦特会怎么想，最重要的是把握住阿伦特思想最核心的原则及方法。这样，已故多年的阿伦特通过学生之口开始向我们讲话。
作者颇为准确地指出，阿伦特之卓越不凡之处第一在于她对新的政治现象有敏锐的洞察力。阿伦特敢于并且善于直面新现象，这是许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无法望其项背的。人们的思维习惯是用过去的词语来描述新事物，用老的框架来对新情况获得理解，人们倾向于从过去去寻求借鉴，喜欢在已发生的可以把握的事件与新出现的情况间进行类比，而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洞悉新事物之真实面目。扬—布鲁尔提到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人们习惯于把它比作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即是一例。扬—布鲁尔继承老师的风格，试图揭示恐怖主义及反恐行动所包含的新特点，这种尝试无疑颇有意义，她的论述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不过，在书中作者把《极权主义的起源》看作一本实用手册，试图依据阿伦特所描绘的极权政体的特征来衡量现实的新政体，实际上降低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论说的价值，她把恐怖主义视为极权主义的新形态，以笔者之见，这一判断无论成立与否，皆无关宏旨。阿伦特的著作其实忌讳以实用政治科学手册的态度去阅读。倒是作者循阿伦特之本意表达的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的批判，以及关于国际大家庭问题的阐发，不无现实意义。再如，作者结合阿伦特关于“宽恕”的论述，以南非种族间的“和解”问题进行了应用性阐释，既指出了阿伦特思想之闪光处，也谈到阿伦特的某些局限。此外，作者结合阿伦特的权力论、革命论，就苏东“天鹅绒革命”进行的理论说明，亦是相当精彩。其实，扬—布鲁尔在这里绝非大发溢美之辞，阿伦特思想对于照亮我们的前程之“启明”价值，任何深入阅读阿伦特作品的人皆会有体会。阿伦特作品之扣人心弦，她的言语之振聋发聩，在20世纪思想家中确实是不可多得的。
按照《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一书的指向，笔者试图思考：阿伦特在中国为什么重要？除学术研究之意义外，这一问题更多地是针对阿伦特在中国当下的现实相关性。当前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转型时期，就政治发展而论，我们的根本任务，以北京大学李强教授之言，大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破除旧有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构建基于职能分殊之上现代国家，第二步是把现代国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笔者尝从阿伦特思想中汲取灵感，在李教授所说的两步基础上再加了第三步，即大力拓展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第一步的核心是群己权界，第二步的核心是民主，第三步的核心是公民理想。其实，在当下中国语境中，阿伦特的意义不仅与第三步相关，与其他两步也有密切的关联。例如：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论说对于我们消除全能主义体制后遗症仍有不可或缺的意义；阿伦特所言的“开新”、“行动”为政治发展提供了动力，这对于国内学人所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来说，可谓对症下药；阿伦特提到的“宽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国家统一等重大政治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她对“权力”与“暴力”的区分，对于我们反思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暴力迷信”，动辄防暴警察出动等做法，亦具重要意义。可以说，在“破”与“立”两方面，阿伦特都是我们可靠的朋友。
当然，笔者强调阿伦特政治思想之中国语境中的意义，并不是说要将阿伦特的思想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的问题，阿伦特也无意于给我们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开药方。我们要做的当是把握其学说之真精神，以期从中获得可能的灵感。阿伦特强调在不同现象和不同概念间进行严格的区分，提倡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去思考，提倡跳出“主义”之争去直面现实，不唯上，不唯书，这和中国“三十年”推进改革开放背后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阿伦特既关心现实政治，又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她热情与理性兼备，既不同于玩弄学问的自娱自乐者，又不同于过度介入政治的狂热文士，在此意义上，政治思想家阿伦特或可成为当代中国学人思考现实政治问题时参照的榜样。扬—布鲁尔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也成为国人走近阿伦特的又一个桥梁。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
（此文已发表于近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