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也好，非华人也好，只要关心中国，都知道2009年对中国非同寻常。
2009年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人们马上可以列出至少四个重要的日子，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按中国人的传统，60年一甲子，一个生命周期，也许比50年更重要；和这60年密切相关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整个20世纪的政治、社会、文化等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影响都极其深刻——它被称为现代中国的起点；第三个纪念日则是一个悲情日子，即1989年的那场政治悲剧；第四个纪念日，则不为大多数中国汉人所熟知，但在国际上和藏区却有着广泛影响，这便是1959年所谓的“西藏叛乱”。那一年，达赖喇嘛逃离西藏。
以上四个纪念日，让2009年的中国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很有可能演发为负面事态，但也有可能引出正面的事态。今天，我更愿意从正面的可能性去分析这些趋势。在这2009新年的开篇之作中，我乐意用一个设问来立题：中国共产党能有“第三春”吗？
什么叫“第三春”？在中国的传统观念、特别是通俗文学中，第几“春”是指某人第几次结婚。在通俗文学中，“第二春”、“第三春”尤其是指年纪较大的男人，第二次或第三次与比他年轻很多的女子结婚，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不过，我这里说“中国共产党是否有第三春”，挺正面的，并无调侃官员情场廝混之意。
我真心希望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第三春”。我也希望经过很多人的努力，使“第三春”成为现实，或至少成为有力的发展趋势。为什么叫“第三春”？我们不妨看看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在该世纪的上半叶，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这被我称为“第一春”。到了上世纪中叶，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
不过，在夺取了政权成为惟一的执政党之后，绝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只享有了“第一春”，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它们纷纷衰竭垮台。然而，就在全世界大部分共产党政权消亡于“第一春”的末期，中国共产党却罕见地享有了“第二春”。 中共“第二春”的意义在现代世界史上非常特别，这就是为什么刚刚过去的2008年尾，不但是全中国上下，绝大多数的国际学术团体和媒体，都在纪念、谈论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
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为什么大部分执政的共产党没有“第二春”，而中共却获得历史机遇的青睐呢？道理很明白，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与共产主义的宿敌、曾在全世界被其它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视为首恶的“剥削制度”结了婚。我们如果读过《共产党宣言》、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都会知道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叫“共产”，其根本的和最高的特征，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这是它与别的激进运动相区分的基本特点，也可以被称为它的“身份证”的标志。
历代共产主义的经典，都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的。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绝大部分未能享有“第二春”，就是因为它们把“消灭资本主义”当作不可更改的原教旨，于是都很难生存下来。而中共在这一点上，与全世界执政的共产党唱反调，大胆选择了“适者生存”的办法——它与资本主义结婚了，由此有了“第二春”。
如果翻看任何一种语言的研究共产党体制的书籍，在19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间，基本上找不出来有谁能预见到、或者相信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把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走得通。而回顾过去的30年，中共尽管有过摇摆，但这条道路是基本上走通了。因为中共和其他执政的共产党不同，它是以开放的心态来跟一个本来要被它彻底消灭的对象结婚的。这个体制杂交的结果，在民生上挽救了中国，并让中共执政获得了新基础。不妨设想，如果中共30年来继续按毛的路子走下去，今天的中国，会比北朝鲜还糟。
必须强调，1980年代之前，全球各种学派的中国观察者都很难相信，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能与资本主义结合得这样坚定，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果，尽管代价也巨大。在这一点上，中共的表现确实让全世界的观察家跌破眼镜，使其否定性的预言多次破产——今天的中共，已然是全世界最坚决维护资本主义的政党，甚至偏爱到连资本主义最严酷的部分也要保护。
过去的几十年，海内外很多人在鼓吹和呼吁中共实行政治改革、推动民主化。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也有很多人写了汗牛充栋的文字，试图证明中共的本质不会让它与民主制结合，不相信它能做民主化改革——似乎该党的DNA中，有命定的反民主血统。
在2009年的开春，我反倒认为，在这一点上不要把中国的执政党看绝了。因为它至少在“第二春”这件事上，做到了全球其他执政的共产党都坚决抵制或是不敢做的事（越南等是步中共后尘的），去热情拥抱资本主义，用自己的政权维护发展资本主义。而这一点也曾被广泛认为是与共产党的本质不相符、不可能发生的反常事态。
既然它能有那样大的勇气，通过与其血型完全不同的体制结合而获得“第二春”，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抱着乐见其成的心态，来鼓励中国共产党迈向“第三春”呢？
中共7000万党员里，我相信有相当多的人头脑是比较明白的。他们懂得全世界的大趋势——随着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进步，黎民百姓越来越希望对自己的事务有发言权、参与权，而不愿做一枚永远被动的棋子。这个渐进的过程，就是政治上不断开放、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参与制定和落实政策——不管你用什么字眼去描述它。
中国共产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自己在党内事务中也希望是这样；普通的中共党员在党内也希望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将心比心，中国国民也是一样。大家都不愿意永远被上面的领导层说成“素质太低，不配当家作主”。
因此，在2009年首这个开局之际，我认为，中国执政党只要从其“第二春”吸取正面经验，增大信心，以开放的胸怀和视野，那它就能看到它的“第三春”就是要启动共产党与基本民主机制的联姻。
这个结合的过程，与之前的“第二春”一样，也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摸着石头”的目标是要过河，而非停滞。中国官方媒体对“摸着石头过河”的解读，好像是毫无目标和方向——这完全是误导，“摸着石头”只是过河的具体方法不确定，但过河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只有过河才有活路。这一点在中国国内，少有人讲清楚。
中国共产党若想拥有“第三春”，既要抱着“摸石头过河”的试验心态，又要强化过河的决心，通过尝试许多在其他社会实验过的方法，扩大民众介入政治和政策的过程。中共总是担心普通民众广泛介入公共政治后，会给共产党执政带来威胁。其实，在别的社会，尤其在20世纪的下半叶，也试验过一些很好的办法——这些方法证明，结局未必都是悲观的。
我相信，中共如果在各级党员干部的提升中引进合适的机制，就能大大增强中共的执政基础或社会拥护——要挑选那些会选举、会对民意正当引导的人来做中共的干部。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共党内的提干胜出者，必须是能赢得基层民众选票的人。或者，让既能赢得党员选票又能赢得民间选票的干部得以提升。
这种变化与中共的“第二春”有类似之处：毛泽东时代，会搞运动的、会务虚的、会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容易提升。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会做经济的、会搞生产的干部，更不要提拔会做买卖的，都是被批判和整肃的对象。邓小平主政后，在中共执政史上首次让党内那些懂经济、会搞生产、会做生意的人，有了升迁的机会。正是有了这一点，中共才有了“第二春”的操作者。
因此，中共的“第三春”也应从干部选拔的换血机制出发。只要让那些会选举、能赢得民众选票的党员有提干的更多机会，我相信，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必然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这样，也可使党内那些最胡来、只会拍马屁、只会鱼肉百姓的干部们——他们才是执政党的掘墓人——，通过民众选票的机制予以清洗。假如中共引进了这个机制，那它在未来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是有机会让全世界悲观的观察家们再次跌破眼镜的。这对中国良性的进步，意义极其重大。因为这是通过和平的、稳健的、且上下良性互动的方式，来使得中国在政治上进入现代世界文明的主流。
在不同寻常的2009年首，我期盼着中国执政党再反一次常态，争取“第三春”的到来。（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