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儒学研究，汗牛充栋，但能跨出神化论和颠覆论之窠臼者并不多见。耗20华年岁月，洋洋百万余字的《论语鼓吹》，持守“真诚面对”和“同情理解”之姿态，运用还原语境的经验解读方法论，对《论语》语录逐一予以义理阐释，重新还原孔子和孔子儒学之本原形象，为匡正孔学研究之历史与时势，开辟出可资借鉴的新姿态、新视野、新理路、新方法。
关键词：孔学本原形象 经验还原 语境还原 语义还原 理性有限性
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正名思想，指出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孔学却需要人来为其正名。因为孔学之名虽由孔子所创，但它却被历代时势所用并最终使其“名而不名”：自汉以降，孔学为专制政治所用而被名为“圣人”、“教主”，立神位、建孔庙；20世纪初始，孔学为两种对立势力所消长，颠覆孔学者，将孔学判为没落、腐朽、反动而予以全面清理出场而后快；神化孔学者，却将孔学奉为普世宗教，并许以救中国乃至救世界之大任。
孔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孔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学问？社会越向推进，人们的辨别能力越强，孔子形象越模糊，孔学越是扑朔迷离。就当前而言，无论是在崇孔派，还是在反孔派或厌孔派那里，孔学都完全丧失了其本原面目，孔子及其孔学在种种“装潢”或“丑化”情绪的笔墨点化下，变得滑稽可笑。在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背景下，《论语鼓吹》（以下简称《鼓吹》，所引只标明页码）问世了。从书名看，其“鼓吹”一词给人的直观感觉，不过是又多了一个儒学救世论者。但细品其书，却倍感意外。《鼓吹》之“鼓吹”，意愿于弘扬孔学之道；但其前提却是：恢复孔子和孔学的本原形象。这是一项艰巨工程，因为它涉及到对几千年儒学史的清理，也涉及到对当前（儒学）时势的匡正：《鼓吹》的最大学术价值和文化贡献，或许就体现清理历史与匡正时势两个方面。
1、《鼓吹》的基本姿态
为孔学而鼓吹，这是历代新儒家们的共同意愿与目标，然不同时期的新儒家，其鼓吹的方式，却各不相同。比如，汉儒董仲舒以自立新著的方式而鼓吹；宋儒二程和朱子以注释的方式而鼓吹；现代新儒家们均以借题发挥的方式来鼓吹。而《鼓吹》却驻足于《论语》原典，一一铺展，进行本原义理挖掘。这当然是一种很考功夫的鼓吹方式，但最考究的，却是其鼓吹的姿态选择和目标定位。
本书陆续写作近20年，早于1996年已经完成初稿40万字，近年开始重新整理。
严格说来，这是一部“为己之学”。笔者幼时即在家父督导下读《论语》，对这部中国第一典籍，有一种特殊疼爱的介入和坚持真诚面对的理念。“特殊疼爱”，就是沉浸其间，乐此不疲地求索，就是一种抱有同情理解的姿态；“真诚面对”，就是坚持理性分析的姿态。（《鼓吹》ⅠⅠ）
一本书鼓吹《论语》的书，却耗20年生命，就在于这个鼓吹的过程，是一个为己的过程；而这个为己的过程，又是一个成己的过程。作者为何要将《鼓吹》作为成己的方式、并通过对《论语》进行义理考释来展开成己的人生？那是作者自幼在其父督导下读《论语》而产生发自内心的“特殊疼爱”，并以内在生命需要为动力来阅读、鉴赏、品味、领悟先儒们的对话交流。一本《论语》，能让人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生活中“沉浸其间，乐此不疲”，则其必有超凡的或思想或情感或人格魅力，作者以其生命投入的方式体证到了《论语》的魅力真谛：孔子儒学，就是“为己－成己”之学，就是教人如何修己、成己的大学问、大方法：
作者之所以能读出《论语》的“为己－成己”之精思妙慧，在于坚持“真诚面对的理念”，并将这种理念化为“同情理解的姿态”。这一理念和姿态，才是《鼓吹》价值中的根本价值。
思想研究，最需要的是真诚面对。因为思想研究既涉及到如何对待自己，更涉及到怎样对待别人，而“真诚面对”四个字，首先讲的是如何看待自己并如何看待别人的问题。
看待自己，一要真，二要诚。真，就是真实，不虚假，不虚伪，不自我欺骗。要做到此，必须诚。诚乃坦荡、坦诚，敞开胸怀，无私无畏。《中庸》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者自道也。”只有真诚地看待自己，无私无畏地敞开自己，抛弃一切遮掩、虚假的因素和虚伪的杂念，才可以在思想解读中走向自我成就的道路，达到自道其道的境界。
看待别人，则需要平等面对。所谓面对，就是直接地、无遮无掩地、近距离地相互对待，它既讲究处势姿态――即必须把自己置于与他人同一的个地平线上，保持平等的交流姿势；又要讲究相待心态――即在他人面前，既不居高傲慢，也不卑下畏缩，要保持一种无私无畏、无忧无惧的平视心态。
真诚面对，是一种纯正的学术思想研究姿态，没有这种姿态，不是自视狂妄，就是自认卑微。以自视狂妄的姿态研究思想，往往不是跑马放箭，就是隔山观景，不是将一种思想吹得天花乱坠，就是将一种思想批得体无完肤，因而，狂妄者，既可衍生出学术的堂皇情绪，也可滋生出野蛮（的捧杀）情绪。以自我卑微的姿态研究思想，最后只是这种思想的奴隶，在学术思想研究领域，照着讲，跟着讲或接着讲，就是这种思想奴隶的三种姿态。因而，自我卑鄙者，却只能吟唱出堂皇情绪来。
在《鼓吹论语》研究中，“真诚面对”，是其人格姿态，而“同情理解”则是其认知方法论姿态。“同情理解”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同情，然后才是理解：同情是理解的前提；理解是同情的自我实现。
“理解”，就是冷静辨别，客观判断，理性分析。理解的思维－认知前提，却是同情。这里的“同情”，不是伦理学意义的，而是认知方法论意义的，它遵循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性论原则：理解，首先必须敞开心灵，开启天赋的悟性潜能，去领悟人性的共生品质和创生意蕴，并以此为基础去理解《论语》的思想智慧，发现其共同的人性根基。
将“真诚面对”和“同情理解”结合起来看，《鼓吹》“冷静地面对先儒，不激情夸张，不肆意贬抑”的研究姿态，不仅为学术思想研究提炼出了一种行为准则、人格标准，而且也为学术思想研究总结出了一种认知方法论。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学术思想研究快餐化、实利化和科研课题复制粘贴化的时代，这种“真诚面对”的学术准则、人格标准和这种“同情理解”的认知方法论，更是难能可贵。
2、《鼓吹》中的孔子形象
研究姿态最终要落实为一种阅读－理解方式。在思想研究中，理解基于阅读，阅读实现理解；因而，理解的方式，取决于阅读的方式。对《论语》的阅读，人们往往不是采用仰视的方式，就是采取俯视的方式。仰视阅读，所赋予先儒的，是完美，是神圣，是光芒四射，终无局限，终无斑瑕，而且具有无限性，由此，孔子被神化为圣人、神；俯视阅读，所赋予先儒的，是保守，是愚昧，是思想的专制与暴虐，孔子由此被赋予腐朽与没落的形象。作者却认为二者均是短视，只有“平视”，才可读出《论语》的真实思想、情感和价值来。因为平视阅读方式首先要求平等，其次要求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其三必须至诚，其四一定要张扬真个性的自信，因为此四者才是思考的前提、判断的前提和独见与思想的前提。
《鼓吹》采取平视的阅读方式，其目的是通过平等的交流，而“完成对《论语》现代价值的钩沉与梳理。”（PⅠ）为实现此一可能性，作者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运用集体无意识心理学理论，因为“每一个文明，不管他的意识发展程度是如何的高，但在其心理的深层，他仍然还是一个古代人。”（古斯塔夫．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第143页）二是诉诸于共同的人性原理而从孔学的有限经验理性中抽象出蕴含具有普遍指涉性的超验或先验智慧；三是尊重事实本身而还原先儒的生活形象。
孔子是一个校正人类道德方向的伟大先知，也是一个高明、幽默、严肃、温和的老师，还是个可以围炉夜话、互相打趣的邻居。（PⅠ）
这就是《鼓吹》中的孔子形象：孔子不是神，而是人，是平凡的人，是平凡人群中的先知，时贤，圣哲。他是先知，是因为他以其诸夏文化托命人自居而继往开来；他是时贤，是因为在那个“天下汹汹，皆为权来；天下熙熙，皆为利往”的时代，以一生的奔波与努力，成就了士大夫典范，开创了怎样“成己成人”的士大夫精神；他是圣哲，是因为他以人的理性有限性而舍象了不可知的世界，为后世创构出一个以经验为象的人伦知识学世界。孔子作为先知，是高明而幽默的；作为时贤，是严肃而温和的；作为圣哲，却悠远而博厚。
先知、时贤、圣哲，此三者，或许构筑起了孔子的伟大。但在《鼓吹》看来，孔子的伟大远不在此，而在于他的平常，在于他是常人，在于他的一切沁人心脾的思考和伟大的思想，都源于常人生活经验的省思与提炼；在于他提炼常人生活经验作为教育内容，在于他以常人的践行尽性作为教材，教育学生，引导弟子。孔子关注人伦，弘扬仁德－公道之说，强调孝悌根本，主张君臣友道，无不以常人之心求其超常觉悟：君子是平常人，孔子的弟子们也是平常人，但孔子深谙人性之所致，那就是必须立足于实然本身而自我谋求应然之道并不懈地努力于必然之境，这就是君子之道。一个人――当然首先是孔子，然后是孔子弟子，最后是那些愿意以孔子为榜样的人――要把自己成就为君子，得学会自重。自重是孔子把自己成就为君子的方法论，其自重方法论的宏观方法就是学而时习之；其具体的方法就是“内省无疚”和“践行尽性”：学会自我反省而每日坚持不断，则使自己获得仁心、仁情、仁爱而配享仁德，把自己成就为内圣；谨守所学而践行尽性不止，就会从成己达向成人，获得公平、公正而配享公道，把自己成就为外王。所以，孔子之成为时贤，而赢得弟子三千、崇者无数，就在其以平常之心去践行君子人生，去担当君子责任；孔子之成为圣哲，就在于他从其践行与担当中提炼出何以“为己－成人”、怎样践行尽性的人伦知识学和君子方法论。
3、《鼓吹》中的孔学视界与思想
还原孔子形象，是为了恢复孔学形象，还原孔学本位。还原孔学本位，涉及两个方面：孔子人格本位和孔学思想本位。
孔子的人格本位具体表述为孔子是人还是神，是时贤还是教主？是思想者还是政治家？《鼓吹》所做的第一个功夫，就是把被历代所神化的孔子还原为平常人的孔子、君子的孔子、时贤的孔子和圣哲的孔子。孔子首先是一个平常人，但他因意识到人性提升的全部可能性而踏上君子之途，于是，他成为那些想把平常的自己塑造成为君子的人们的老师，而自我担当起“教化天下”的帝王师职责。因而，孔子作为先知、时贤、圣哲，却集于师之一身；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交流，大谈治国平天下，并以奔走诸国而求天下得以用“公道－仁德”而治理，但孔子最终没有获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公道－仁德”之治平理想的学者、思想家。孔子的全部学问和思想，发挥在政治治平上，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幼稚可笑，但发挥在教育和文化的传创上，却开花结果，万世不衰。
孔子作为一代人师，他的全部的理性有限性，他的全部的智慧光荣，都通过教而得到展开，得到实现，得到局限与定格：
1、孔子教人，只重教德，不重教才艺技能。
3、孔子教人求知，只关注人伦世界，不及其余。
2、孔子教人治政，只求德治，不求法治。
4、孔子教人治生，只求治现世，而不为来世。
这就是孔子作为一代人师的有限性，从这一有限性出发，生成出孔学的理性有限性：孔学给予人的，是一种现世主义，既不关心未来，也不关怀来世和彼岸。因而，缺乏理想主义情操和浪漫主义精神，这是孔学的最大特征，也是孔学经验理性的最大有限性。因为一般地讲，人生存在这个荒原般的世界里，需要一种人生的底子和生活的亮色，前者，就是人之为人的理想主义情操；后者，就是人之为人的浪漫主义精神。此二者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孔学因只关注人伦世界而只把人引向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人生道路。因而，在孔学世界里，人的精神支柱就是齐治平，而超越齐治平的立德与立言，却需要更高的才情和更大的动力，这种才情是流芳百世的才情；这种动力，是化成天下的动力，这是一般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所以，孔学只成为了少数人的事业。
孔学的思想本位则表述为：孔学是经验论还是形上论，是一般知识学还是人伦知识学，是对现象世界的描述，还是对本体世界的探求？
《鼓吹》通过对《论语》进行逐章义理阐析而张扬曰：孔学所描述的世界，是一个现象世界，孔子“不语怪神乱力”，这为孔学划定了一个分水岭。因而，还原孔学形象，必须清楚这一条思想认知的分水岭，模糊或跨越这一思想认知的分水岭，就有可能夸大孔学或贬抑孔学，因为，如果把孔学置于本体世界中来审视，无疑会使孔学漏洞百出，那么，孔学的光荣也就有可能成为孔学的谬误。
不仅如此，孔学对现象世界的关怀，也只主要地焦聚在人伦世界领域，因而，孔学所探讨的全部知识，都是人伦知识，孔学所构建起来的知识学，也只是人伦知识学。孔学不关心一般知识学，因而，孔学不追求客观真理，只追求人伦真理。
孔学对人伦知识学的构建，对人伦真理的追求，并不基于先验认知，也不崇尚超验认知，而是基于经验，基于常人的生活经验。孔学的全部光荣与漏洞、圣慧与谬误，都源于孔学基于经验而回归于经验。因而，阅读《论语》，必须还原其语境，因为在其本原语境中，其语其思可能都是对的，是符合那个特定时代的经验理性的；而一旦超出其本原语境，其语其思，就有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所以，孔学之人伦知识学，是建基于经验；孔学之人伦知识学所蕴含的理性，是最实在、最质朴的经验理性：它十分有限，但又遍涉无遗。
4、《鼓吹》的研究方法
还原孔学本原，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不仅需要广博的文化史知识，需要尊重历史经历本身的客观精神和对历史本身的担当精神，更需要能够真正还原孔学本原的研究方法论。《鼓吹》为还原孔学本原形象，从其思想本位入手，进行层层清理，实际上为我们正确、冷静、客观地阅读《论语》，理解孔学思想，提炼出了一种符合孔学本身的还原语境的经验解读方法论，这应该是《鼓吹》对当代孔学研究的一种最实在的贡献。
许多语录，都有当初的语言情境，还原这些情境，就可以领会孔子语录的所指和能指；离开这些语言情境，就可能流失能指，甚至错误理解孔子本意（实谓）。（P444）
解释《论语》因此有三个递进的层级：第一层级：圣贤的本意和潜台词是什么？这个层级要回答的是所指和能指问题。理解所指，需要推演，理解能指，需要考据。第二层级：抽象。目的是要从中获得人类共同意识。圣贤思想中有许多古典式表达，不抽象，不足以发见其价值。陈寅恪对‘三纲六纪’的抽象，就将其提升为一种独立理念。第三层级：创造性转化。这一问题与当下要求与关。读《论语》应该读出现代价值。（P444）
还原语境的经验解读方法论的思维－认知基石是经验：孔学是经验之学，只能基于经验并启动经验来解读它。因而，还原首要是对孔学进行经验还原，并以此基础来启动自己的经验去体会和理解《论语》语录所蕴含的经验。经验还原方法运用的前提，即是抛弃先在的观念理性，“悬搁”所有成见，以空白之心来面对孔子与弟子的交流对话。
经验始终是抽象的，但其生成与得来，却是具体语境的：具体的语境才创造出经验，才灌注经验以内在神韵和生命活力。所以，还原的第二步，就是将其经验还原给当时的语境，即通过还原当时的真实语境而还原其本原语义，这是一步很难做的工作，因为《论语》中的许多语录，当得到文字符合的定格时，其产生它的生动语境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要还原其语境，只能靠尽其全力而进行多元语境修复。要实现这一步，则必然要综合运用辨伪、考证、比较、内证等具体方法。因而，在《鼓吹》中，辨伪方法、考证方法、比较方法、内证方法的自如运用，都是为着实现还原语境，并通过语境还原而实现语义的还原。
通过“还原经验→还原语境→还原语义”这三步曲，是去发现《论语》语录本身承载的经验理性内容，是否蕴含有形上抽象的可能性和超时空的普遍指涉性，由此，辨伪、考证、比较、内证等方法再度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形上抽象的可能和不具备超时空的普遍指涉性，那么，其语录所表征的经验，就成为“死传统”；如果具有形上抽象的可能性和超时空的普遍指涉性，不管其语录本身呈现出来的经验生活内容与当下生活是否有关联性，它都获得了指向现代的可能性。由此，创造性转化成为还原语境的经验解读法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展开，是还原语境的经验解读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也是《鼓吹》所要实现的最后终目的。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努力，孔学的有限的经验理性得到全面确立，它本身那享有永恒魅力的光荣，以及它本身那不可弥补与掩饰的漏洞，以及后世所强加给它的那种种堂皇的大词、无限的期许或不实的“罪行”，都由此而得到明朗与澄清。
5、孔学的理性有限性
孔子儒学，在反对论和否定论者那里，呈完全的负价值；但在新儒家那里，却呈完全的超价值，前者，把孔学的文化思想价值全盘否定；后者，在孔学自身的价值之上附加了许多孔学本身没有的价值，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把孔学定位是为中国文化；第二，把孔学升格为儒教；第三，把孔学抬高为治国方略；第四，把孔学美化为救世学说。《鼓吹》通过创造性地运用还原语境的经验解读方法，对《论语》进行严肃的思想清理和价值的现代钩沉，在其整体上对孔学进行还原：
首先，《鼓吹》通过义理阐释而进一步证明了刘师培、梁潄溟等人之说：孔子是学问家、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宗教家。因而，孔学只是一种学问，而不是一种宗教，也不是治国方略，虽然《论语》记载了许多孔子与弟子们讨论如何治国平天下的政事话题，但只属于士大夫的“政治清议”。
其次，孔学不是中国文化，只是中国文化之一脉，孔子是诸子之一子，孔学是诸子学说之一说，孔学精神只是中国哲学（或文化）精神结构中的人伦道德精神，“将‘内圣外王之道’视为‘今日中国哲学之精神’，是属于泛道德主义的大词。”（P460）
其三，孔学是一种士大夫学说，是一种如何承传文化和清明道德、担当道义和化成天下的士大夫学说，而不是一种包治百病的政治救世学说。孔学思想的现代可能性，仅限于前者，因为“现代政治有现代政治的方向（自由社会）与方法（民主宪政）、法则（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治理）和规则（法治原则），这些东西，儒学中没有。尧舜汤禹文武之道也早已成为过去时态，其中可资借鉴的政治资源非常有限。”（P460）
由此形成第四，孔学作为如何把人成就为士大夫、君子，如何引导人担当起人间道义和文化学术承传之责的教育学问、伦理学问和政治清议学问。孔学自孔子诞生和创立始，就决定了它自身的天命所指和人间的责任所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或未来，孔学永远不能成为群众运动，它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这个少数人的事业所拯救的，永远都只能是希望得到拯救的人和民族的文化思想及其精神，而不是众生（那是宗教的事）、中国或世界，如果硬要赋予孔学以这些内容，那只能是荒谬：
怎样看待孔子儒学的所有将儒学视为“儒教”，试图以“儒学”拯救中国，拯救世界的意见，都有可能是荒谬的。儒学，没有这种特异功能。在有限性这个论域中，儒学，不过是一种教育思想，一种伦理思想，一种道德哲学，一种清议式的政治思想，而已。（P434）
“现代儒学应该‘知天命’，不可‘逆天命’，不能以为儒学可以替代当代之政治与文化。儒学不具备这个功能。当代之政治与文化也不可为儒学所替代。儒学懂得‘与时消息’。当此大势所趋之际，儒学应有‘为往圣继绝学’之战略规划，舍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堂皇情绪，但可将此情绪转化为现代儒学之政治清议功能，实现对现实政治之德治教化、政治监督、理性批判。儒学应退回于学术和清议，缩小领地，可以有更具质量之生存。学术研究与政治清议，这已经是一块极大的苑园，儒学于此当有用武之地，足可恢复历史之光荣。”（P443）
（2007、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