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阅读傅伟勋先生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以下简称《尊严》)时，我总觉得有一个攀登当年杜甫所说的“绝顶”的问题。《尊严》同柏拉图的《斐多篇》一样，其“绝顶”之处是一个生死学或“面向死亡谈论生命”的问题。因此，《尊严》一书的读者最应当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在阅读正文之前，要反复认真地阅读“自序”。傅伟勋先生的“自序”不长，但是，却非常明确地交代了他“撰写本书的因缘”。

按照傅伟勋先生本人的说法，他之所以于1992年3月下旬下定决心写这样一本书，乃是起因于当时的一次身体检查。根据检查，傅先生被确诊“患有淋巴腺癌”，“发现已蔓延到上胸一带，必须再次开刀，取出脾脏，以防止其继续蔓延。”在谈到自己的感受时，傅先生非常真切地写道：“顿时间我想起了开创‘意义治疗学’的维也纳大学精神医学专家傅朗克(Vikto，Frank)在他的《医师与灵魂》中所说的一句话：‘人生是一种课题任务甚至使命。’我忽然感到，正因为自己面临大难，所以更应珍惜余生，好好写出有关生死问题及其精神探索的书，践行自己作为教授学者的人生使命。”

了解和理解了傅伟勋先生撰写本书的这样一种“因缘”，就等于掌握了理解傅伟勋先生这本书的钥匙。该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特别注重昭示死亡的个我性或此在性。死亡的个我性或此在性是死亡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海德格尔曾经强调指出“死亡是最本己的可能性”，宣布只有死亡才能把此在的“此”开展出来。但是，不少谈论死亡的著作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傅先生的这本书中却得到了非常鲜明地强调。他所谓的“死亡的尊严”事实上也正是基于对死亡的这样一种“本己性”或“此在性”的强调。显然，倘若没有一种“向死而在”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他也是很难达到这一步的。

该书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比较重视对死亡本体论意义的刻画。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的是“世界宗教与死亡超克”，第四部分讨论的是“现代生死学建立课题”。它们虽然分属不同的话题，但是却有一项基本内容，这就是人的“终极关怀”和“心性体认”。“我是谁”的问题或终极关怀的问题，原本是人生中的一个至为根本的问题。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遮蔽”，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这样一个人生真谛并不能“透过”、“看破”，从而往往只能在次终极关怀的层面生存，而许多研究死亡的学者也往往从次终极关怀的层面，从自然事件的层面来理解、描述死亡。傅伟勋先生的这部著作处处直奔主题，从终极关怀的层面来思考和阐述死亡问题，这显然同他的上述经历和人生体验有密切的关联。

阅读傅伟勋先生的这本书时，我觉得有必要把他生命最后时刻写的另外两本书结合起来读。一本是1993年出版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另一本是1996年出版的《道元》。《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如其标题所示，一方面把东学和西学都归结为“生命的学问”，另一方面又从死亡学的角度和高度来理解和阐释“生命的学问”的“生命”。《道元》一书虽然讲的是禅学，但是，在这部傅伟勋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他特别强调了“宗教体验”与“生命历程”的关系，因此不妨把它看做是《尊严》第三部分的一个注脚。

柏拉图在其《斐多篇》中曾经用“亡友的七弦琴”来诠释他的“回忆说”，其意思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亡友的七弦琴时，我们就能够回忆起这个亡友。现在，当我为傅先生的这本具有永恒价值的著作写书评时，我的案头就放着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这本书，这书也许就是傅伟勋先生留给我的“七弦琴”吧。

（《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傅伟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