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改革，反思中自然也提出了对下一步改革的想法与意见，这些意见中有一种意见附和者较多，那就是认为下一步改革首先要着眼于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的改革又首先要着眼于政府，要“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职能”，搞“大社会，小政府”，最终目标是要把政府与经济活动剥离开来，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资本化”的问题，彻底抽掉权力寻租的基础。
可问题是，如果不管经济了，政府干什么？！政府如果无事可干，政府怎么办？还要不要？
吴敬琏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他指出四点：（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结论是：政府应该退出不该管的领域、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并最终成为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
这些都对，也很尖锐，特别是那四点，向刺向当前体制的四刀，刀刀刺中心脏。可中国的问题向来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学者们则老是在容易的地方转悠。
目前中国的政府到底有多大？政府人员（广义的，意指完全或部分靠财政养活的人员）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当今世界体积最大、人最多的政府。
政府不管经济了，那么多政府人员干什么去？喝茶、聊天？买菜、做饭？去偷、去抢（像美国电影《新抢钱夫妇》中吉姆·凯瑞所扮演的那个角色那样）、去卖淫？显然不行。
所以，这个问题——政府人员的出路问题——不解决好，什么“转变政府职能”等等，都是屁话！
学者们在谈及此问题时，几乎都在谈必要性，基本不谈可行性，所以，谈来谈去，等于没有谈。
中国社会中，党、政、军、警、检、法的组成人员，民主党派的上层以及各界精英（如以奥运冠军为代表的体育权贵，以院士、教授为代表的各式各样的知识、文化精英，各种各样的名人——包括以上提到的吴先生，等等等等）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能力和能量可比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受虐待的三资企业员工和各式各样的被边缘化了的人员强大多了，如果这部分人闹腾起来国家才真正完了！相反，如果这部分人稳住了国家也就稳住了——至少不会出大事。所以，任何改革首先需要考虑这部分人的利益，记住，首先！然后才是其他那些，什么“现代化”，什么“发展”，什么“转变方式”等等。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也是处理一切中国事务和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原则。中国其实是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中国，中国的事情（包括改革）也都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其他那些人，尽管数量众多，与蚂蚁无异！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中国国情都看不到，就没有什么资格对国事说三道四，更没有什么资格议国议政。没有资格还大言不惭、头头是道，不是脑子进水就是不识时务！
看那些学者，成天谈的尽是些“民主”、“宪政”、“法治”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并且总是强撑着不让人绝望，真不知道他门是在帮忙还是帮闲。
（200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