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向前延伸着的当代中国经济历史上，2007年是应该值得铭记的一年。之所以如此说，并不完全因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国经济连续十多年继续高速增长的另一年，而是因为在2007年发生的一些经济与社会事件也许值得记下来。这些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发生在当下，且我们正身临其中，一些国人并没有察觉，甚至即使知道了，也许不觉得惊奇。然而，或许在几十年之后，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当人们回首反思21世纪初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时，也许会有人觉得，2007年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值得一提；一些经济学人针对2007年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所做的评论和发表的意见，有其久远的理论意义。

1．从整体上解读中国经济

2007年，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值得国人关注和记下来的事情？

首先，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从而市场机制已经基本生成的当下中国社会中，就经济体制和企业运营体制来说，“改革”和“开放”这一类曾经一度是些热门的术语，目前已几乎变成了“过去进行式”，相对而言，与宏观经济运行有关的一些问题和事件，渐渐占据了当今中国网络和平面媒体中的一些醒目标题，随之也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谈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2007年一开春，《财经》杂志就约请吴敬琏先生主持了国内五位经济学家的访谈。在年初时，尽管五位经济学家都对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表达了乐观的预期，并对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所察觉，但似乎还没有人在上半前就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有所预期。2007年上证指数上升到6000点以上，然后又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年初所始料不及的事。相反，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较多经济学家仍然对近年来的居民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表达了些担心，担心它会拖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势头。然而，到2007年第一季度的宏观数据出来之后，房价、股价飙升，通货膨胀率抬头，资本品价格节节攀高，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外汇储备屡创新高，经济增长仍然显得十分强劲。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就成了2007年全年中国经济学界和媒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中国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其动力机制又是怎样的？中国这一波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还能延续多久？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界似乎还有许多困惑。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帕金斯认为，可以从高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快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对这些快速增长的资本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对外贸易的大幅度和高速度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等方面，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帕金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抱有较乐观的预期。他估计，中国经济至少还能在7％以上的速率再增长20年。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经济也一直抱有较乐观的预期，并提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呼唤着新的理论解释。在谈到21世纪中国的崛起时，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则提出，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与世界各地做生意，进行国际贸易，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历史机遇。陈志武还指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更能让我们今后以理性建设者、以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分担世界秩序的责任，并让我们认识到改革现行中国的制度结构，并真正实现宪政法治，让世人不再对中国的崛起担忧。对于中国的经济崛起，祁斌则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已经是并将仍将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然而，对于中国这些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股市的上半年的“疯长”以及接着而来的跌宕起伏，一些经济学人总是表示这样和那样的担心。姚洋的“从账面GDP看中国之谜”一文，就部分表达这一担忧和质疑。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一文中，韦森则表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和股市的“双繁荣”，倒不怎么令人担心。令人值得关注的事，是在近几年中国经济每年10个百分点上下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税收却以20多个百分点更高速地增长。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速率双倍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长，这自然意味着政府操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在加强。在中央政府担心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同时，应该首先意识到政府本身在目前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政府投资加上地方政府间各自的“增长性竞争”，实际上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二级火箭”或言“助推器”。这一点应该值得中国经济学界和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2．宏观调控

2007年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出现了一个令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现象：中国宏观经济终于结束了高增长与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并存的一种“高亢奋”的经济增长格局。2007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和其它消费品价格的抬头），引起了政府宏观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从而“宏观调控”再一次变成了全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余永定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危险现象，是通货膨胀率上升和资产价格上涨并存，通货膨胀同资产泡沫开始形成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竞相攀升的势头。这种势头如果失去控制，后果将十分严重。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与目前中国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密切相关。面对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通胀率抬头、资产价格上涨、股市疯长和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升温，媒体和经济学界一再呼吁要提高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然而，从中国2007年的整个宏观经济格局和走势而言，仍有不少经济学家依然怀疑中国宏观经济是否失控了。甚至有的经济学家怀疑是否政府决策层实际上对中国经济采取了一种无为的“放任自由的”方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宏观调控的成效会如此不尽如人意呢？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存在大量结构问题，并且开放度又很大的情况下，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的调控方法是难以奏效的，至少是缺乏效率的。他主张，较为可取的政策组合应当是以紧缩性财政政策为主、以中性的（即保持既定利率和汇率稳定不变的）货币政策加以匹配的政策组合，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地推行结构改革政策来为宏观调控提供有效的微观基础。然而，对于宏观调控本身，经济学界也有不同意见。譬如，赵晓就认为，就国内市场而言，无论是就消费来看，还是就投资而言，现在都不存在经济“过热”问题，因而，真正需要调控的是“外需”，而不是“内需”。基于这一判断，赵晓同意余永定的“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政策建议。这也与华民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2007年出现的通货膨胀，韦森也表达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物价一直没大上涨，甚至有两年出现过“通货紧缩”现象。这说明中国经济一直处在一种“异常亢奋状态”。在前几年连续多年国内消费疲软的格局中，且在中国社会内部各方面的“钱”都那么多和那么充裕的情况下，今年国内消费开始有些启动了，消费品物价有就所抬头。从宏观经济整体上来，这是自然和必然的。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超高速、低通胀”的格局运作，反倒让人时时感觉有点不安，总怕这列在一条“高速轨道”上呼啸前进的“列车”会出轨。最近“通胀率”抬头了，反而觉得它有点趋于正常了，因为，这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可能有一种“泄洪”效应。“国内消费需求”这架发动机启动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才有后劲。但是，内需启动的一个伴随的自然结果却是通胀率抬头。韦森还接着认为，从整体上来看，目前的通货膨胀可能还只是个短期宏观现象，且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一般还能承受得了。不然，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和棘手。从长期来说，我们目前应该关注的，恰恰是中国的财富创造机制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中国的财富创造机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本身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个经济体制问题，而与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安排有关。在目前，政府要关注并应当采取措施的，是如何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而不是盲目的运用一些货币政策——尤其是靠紧缩信贷——遏制经济增长的势头。

3．人民币汇率问题

既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流动性过剩问题，而这种强大的流动性过剩是消费品和资本品价格上涨、股市飙升、房地产价格继续攀高的最终原因，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流动性过剩”的产生原因，就成了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讨论的话题。沿着对这个问题回答的考究，人们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密切相关。用通俗的话来说，一方面，中国出口仍然大幅度的超过进口，导致贸易顺差在2007年前三季度仍然高达185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58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预期到人民币将会升值，加上上半年中国股市的飙升，大量国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这就为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蕴生了强大的海外波涛。譬如，最近据周其仁讲，在今年2月份“中国经济观察”的报告中，易纲就提出，中国宏观经济中流动性过剩问题，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与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密切相关。在中国存在巨大的双顺差的情况下，近几年央行不是有意在“发行”货币，根本就是连“收流动性”都“收”不了！其中的道理是：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去。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决定的。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呢？就是目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的货币基础。既然目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与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密切相关，那么，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在全年中一直成为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以及升值的速率应该多快这类问题上，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近些年来一再坚持人民币不能大幅度升值。他认为，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利于农民收入，不利于农转工，不利于中国技术和科技低下的微利和接单生产的中国外贸企业的生存。樊纲也同样认为人民币不能大幅度升值。与张五常的判断相同，樊纲最近提出，如果人民币年升值超5%，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灾难，那将会导致百万民工失业。与张五常和樊纲的意见相反，余永定则认为，目前人民币升值“正当其时”。他还认为，尽管人民币升值会带来阵痛，但升值是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的。余永定给出的理由是，在我们还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我们的贸易已经实现了持续的、大规模的“双顺差”。结果，在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资本净流出的现象，这在国际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余永定认为，继续维持双顺差已不合乎中国自身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应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 与余永定的观点相类似，汪涛则认为，为了解决中国目前互相紧密相关的国际收支失衡、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问题，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是一个有效措施。

4. 股市飙升与跌宕

2006年6月开始，中国股市出现了一轮长达年余的大牛市。尤其是自2007年年初以来，上证指数从2700多点节节攀升，一度突破6000点的大关。截止2007年１１月２２日，沪深两市账户已新增5，600万，达到13，500万户，与2006年相比，几乎增加72％。然而。进入2007年11月份以来，中国股市出现了调整性的下跌，曾一度跌破了5000点的关口。2007年中国股市的节节攀升，社会上许多人进入股市，股市的跌宕起伏，这使股市一下子成了2007年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于是，在平面和网络媒体中，中国股市向何处去，中国股市怎么了，以及中国股市是否是理性繁荣这类标题，成了全年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股市在经历了数年的萎靡不振之后，在2006至2007年上半年的超常增长，引起国内学界尤其是金融界的一些不同看法。几乎从2007年一开始，谢国忠等悲观派的经济学人就一直呼吁，要警惕中国股市“虚假繁荣”的风险，并认为中国股市的价格已经太高了。甚至像格林斯潘这样的老先生，自2007年5月以来，也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和直言不逊的口吻连续三次唱空中国股市。格林斯潘老先生担心中国股市有一天会出现“戏剧性收缩”，认为“中国股市的上涨势头不可能持续下去，必将出现大幅的下跌”。格林斯潘的言论，曾对中国股市的政策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5.30”中国政府出手干预股市，可能就与格林斯潘言论有直接关系。然而，中国股市在2007年6月经历的重大调整之后，一路走强，上证指数一直攀升到10月16日的6124.04点的高位。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对股市谨言慎行的格林斯潘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两次继续唱空中国股市。10月1日，格林斯潘在英国伦敦对中国股市做出了极为负面的评价：“中国繁荣的股票市场从各方面看都已经具有泡沫的特征，如果你要寻找泡沫的定义，那么这就是了。”10月30日，格林斯潘在波士顿召开的一个保险业高层会议上发表演讲，说中国股市处于“非理性的繁荣”，是个迟早都要破灭的“投机性泡沫”。

与格林斯潘和谢国忠等国内业界的悲观认识相反，一些对中国股市持乐观态度的人士，则对2006年以来的中国大牛市欢欣雀跃，认为当下中国股市的繁荣是一种必然趋势。譬如，韩志国等业界人士就认为，由于世界经济正经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美元的持续贬值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并且升值的预期还在不断升温，导致了大量国际热钱流入中国。从国内环境来说，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负利率，使得储蓄收益成为负数。在这种情况下，资产投资与资产价格的上涨，就成为各种复合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由于人民币升值正处于一个“中继过程”之中，由于股权分置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潜力还处于持续发掘的过程中，加上中国经济还处于加速的进程中，因而，中国股市的牛市进程就必无可免地持续下去，无论是格林斯潘，还是巴菲特，都无法改变这种趋势。

与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言论有所不同，一些专业人士则对中国股市现状做了一些理性分析。譬如，华生和金岩石等就对目前中国的股市繁荣屡屡提出了他们自己较理性的评论和判断。据华生计算，当沪深股市市值超过22万亿元人民币即超过GDP时，实际上中国公司的市值即便在H股、红筹股回归之前，已经是GDP的150%左右了。这不用说与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堪称实际上的世界之最。由此，华生认为，在中国股市微观层次上的市盈率、市净率高居世界首位，而宏观层面上股市总市值与GDP之比也达到惊人的高位，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基于这些判断，华生呼吁要警惕中国股市的“虚胖”。很显然，华生的这些观点，与对中国股市现状的悲观派看法有些相近，但他又对上半年以来股市的飙升三缄其口，不说三道四。

对于2006至2007年中国股市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跌宕起伏，处在中国宏观政策决策层以及一些围在政府政策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们则相应比较理智。譬如，夏斌就认为中国股市处在一个“结构性繁荣”时期，但是他也一再呼吁股民要警惕中国股市结构性繁荣下的风险。另外，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则认为，改革后中国人“钱”多了，但是中国经济的“资本化”程度还远远不够。陈志武还具体举例到，美国股市、债市以及住房按揭贷款的市值分别为GDP的1.56倍、2.1倍和0.9倍，而中国相应的比值为0.8倍、0.01倍和0.11倍，所以，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在此情况下，中国股市的繁荣，应该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的过程。另外，这些年来，陈志武一再呼吁，假如不放开中国的新闻媒体，如果没有公正的大众媒体充分并准确地传播上市公司以及股市的信息，“噪音和虚假信息”就会充斥市场，股市就会成赌场，股价泡沫会是经常的事。

如何看待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的繁荣和跌宕起伏，实际上也蕴含着经济学家们在政府如何“管理”股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对中国股市一直存在某种担忧的人士总是期求政府有所作为，采用一定的措施挤压“股市泡沫”。另一方面，一些乐观人士也同样期盼政府在中国股市的繁荣发展中不断有所作为：在一方面批评政府人为“挤压”股市泡沫“打压”政策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总是期盼着政府在中国股市大跌时能做些什么，以确保中国股市无跌宕起伏的繁荣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多经济学家则认为，像任何市场一样，中国股市应该有其内在的运行法则。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其有关职能机构加强对股市的监管，而不能人为地干预股市，既不能任意地“打压”股市，也不应该有意地人为“托市”。进一步的问题是，政府如何监管股市？中国人民大学的周业安教授则认为，政府监管部门应通过建立各种规则监管股市，并自己率先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这样做，就能够起到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同时，如果政府有关机构通过投资者教育来引导投资者遵守规则，整个金融市场就会逐渐变得有序。一个有序的市场是不怕股价波动的。反之，如果监管部门常常受一些学者意见或者多数投资者的意愿和意见所左右，并试图对市场采取相机管理的积极干预策略，那么，结果很可能是“羊肉没吃到，反惹了一身骚”。

5．房地产风云

如果说2007年最值得人们关注并可能留在国人记忆中最深的事情是中国股市的飙升和跌宕的话，那么，2007年全国各城市房地产价格也是一个紧随其后的热门话题。之所以如此，并不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这些年已经迅速成长为一个巨大产业，以致于在2006年中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已经占到了GDP的10％，而是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涨跌，已经牵涉到千家万户中国城市居民的直接利益。根据易宪容的一项研究，2004、2005和2006年，全国房价上涨分别只是9.7%、7.6%、5.6%，进入2007年，国内城市的房价上涨则一浪高过一浪，一、二、三线城市房价齐声上涨。于是，如何控制飞速上涨的房价，则成了2007年举国上下此起彼伏的一个热门话题。

到底如何才能控制房价？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当一个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时，该城市的政府应当迅速增加土地供给。这当然要看当地政府是否真正想要控制房价，或者说给政府要房价降温的决心有多大。如果地方政府依赖卖地收入满足其资金需求，他们降低房价的措施就很难有诚意。如果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地方政府稳定房价的政策可能永远只会停留在口头上。也有不少人主张，降低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开征1％－2％的房产税（property tax）。2007年11月，深圳政府开征了城市土地使用税。果不其然，据说深圳的房价最近确实下降了许多。面对近些年爆涨的房价，各城市也在推行面向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但是徐滇庆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政府的限价房政策和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措施，都举步为艰，完全没有按照政策设计者的意愿发展，且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评。民众还抱怨限价房质量低，位置差，价钱并不便宜，老百姓仍然买不起。况且，即使个别城市建造了一些经济适用房，仍然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且在经济适用房的分配环节上，还屡屡出事。由此徐滇庆认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实在是乱象丛生：为了抑制房价暴涨，政府今天出台一项措施，明天再推出一个政策，但房价就是控制不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民间学者秋风认为，谈到房价上涨，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房地产商，先是说房地产开发商哄抬价格，现在又说开发商囤积土地。媒体报道说，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大量囤积土地，更有一些开发商在拿到土地后故意延迟开发。据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这样失灵的。那么，为什么一些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囤积土地？秋风认为，在近些年的中国经济格局中，土地价格上涨带给开发商的收益远远大于开发房屋再出售所获得的收益，这个时候，开发商当然倾向于不去建造房屋，而是囤积土地。根据这样的逻辑，假如房屋价格上涨速度很快，则开发商会倾向于拖延开发进度，或者拖延房屋销售进度，这样就可以坐享土地价格上涨的收益。在目前政府垄断开发用地供应的制度下，所有人都会形成土地供应日益短缺的预期，因而也相信房屋价格必将无穷尽地上涨，地价当然也会持续上涨。这样一来，时间本身就给开发商带来了丰厚利润。于是，最聪明当然也是最有权势的开发商，干脆连开发的事情都不去干，而是囤积土地，静等其升值。同样沿着这条思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李华芳研究员指出，一些开发商迟交楼盘和捂盘惜售等因素，会造成房子的供应量减少，从而抬高房价。他也认为，在供给上，政府作为唯一的土地供应者，造成土地一级市场是事实上的垄断市场，因为，被征地的农户无法参与讨价还价的过程。这种土地制度的结果是，在农民收入减少的同时，却无法负担日益高涨的房价。出现这种局面，除了落实农地产权之外，恐怕别无他法。

6．社会收入分配问题

2007年，引起全社会较为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正如中国社科院的刘小玄教授所言，近些年来，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话题被炒得纷纷扬扬，不少人指责市场化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纷纷求助于政府，希望政府拿出有效办法来解决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较有洞见的学者则发现，造成目前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之一，不是在于政府在社会收入分配上做得太少了，恰恰相反，是在于政府控制了过多社会资源，同时通过各种不公平的交易机制去交换或获取民间的个人资源，从而能够在一般性的政府税收之外，再次或多次从这些资源交易中获取民间的转移收入。沿着这一思路，刘小玄认为，解决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要扩大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而是要减少政府占有的资源份额，尽可能降低不必要的税费，尽可能扩大民间资源占有率，将垄断资源的所有权分散化，以形成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由此刘小玄认为，政府不能把什么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而是要通过“轻徭薄赋”的利民公共政策，逐步把社会资源占有权放开，还权于民，形成以民间的庞大中产阶级占有主要社会财富资源的格局。他还认为，这是一个和谐稳定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也应当成为政府采取的长期发展政策。

针对中国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中的种种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的研究也发现，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已从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变成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在13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排在第90位，只有41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比中国更不平等，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他的研究也发现，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期待不算高，只有约75％的民众希望政府拿出行动来降低收入差距，但这高于一般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的这个比例不到中国的一半。既然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相对较低，政府在处理不平等问题时应该采取一种如履薄冰、时不我待的态度，而不是继续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已成了举世公认的事实，原因在哪里？2007年，在中国学界所进行的一项极其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就是王小鲁博士对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王小鲁的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的灰色收入，高达4~5万亿。这天文数字般的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五个渠道：行政审批、金融腐败、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收入。灰色收入，无疑是造成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且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通过一些灰色收入，造成了一批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富人。据此韦森认为，目前在中国社会中真正富的人，私人企业家可能只是其中的少数。真正的富人，可能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着权力或这样那样直接、间接与权力有关的人（这些人中当然也有些变成“企业家”或大公司的“老总”）。这也恰恰是人们对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因之，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存在收入上的“不均”，应该是常态，但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导致人们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差异原因上的“不公”，或者说是发财致富的机会不均等，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上有差异。人们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差异原因上的“不公”，才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迅速富起来的主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显然又与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有关。因此，要真正解决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且差距继续拉大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启动并渐进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民主与法治政制建设，从而真正深化市场化改革进程。要达致这一目标，首先当做的事，还是要进一步减小政府行政干预与操控经济的范围和权力，以期用真正能进行违宪诉讼的宪法和相应的行政法，来规约束住政府公务员任意干预市场过程的自由裁量权，并进而加强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制衡。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堵塞权力寻租的渠道，从根子上切断那些与权力有关的人的“隐型收入”和“灰色收入”来源。同样根据这一思路，张曙光教授则认为，反腐败是改变我国分配模式的关键。从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平、经济机会的公平和经济结果的公平三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张曙光认为，中国社会现状确实有经济结果的不公平，但社会矛盾的焦点更多的是集中在前两种尤其是经济机会的不公平上。张曙光认为，过多的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决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执法、行政领域里的腐败行为，法制不健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千千万万的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经济机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根据有学者估计每年因贪污腐败造成的占10%左右GDP总量的经济损失这一判断，张曙光认为，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并不会损害效率，反而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

7. 医疗体制改革

2007年，在媒体中经常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医疗体制改革。由于这个问题将牵涉到千家万户家庭和数万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制药业的利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2006年9月，国家医改协调小组成立。这个医改小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由卫生部，财政部等11个部委所组成，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为了稳妥启动卫生体制改革，国家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和其它研究单位分别提出了9套医改方案。在2007年一年中，尽管这个医改协调小组一再放风说，新的国家医改方案将在年内推出，但到此稿发表时，仍然没有见到任何影子。这说明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十分复杂，且各方的意见差异仍然甚大，加上各方利益仍在纠缠“博弈”，导致了在中国医改方向上目前仍旧是“烟雾重重”的态势。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曾透露，“从今年5月30日八套医改方案在钓鱼台国宾馆秘密‘过堂’以来的几个月中，各方的激辩简直就像‘一锅粥’。”

在9套医改方案中，据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所主持的方案较为中央医改协调小组的官员们所重视。李玲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创造了连续高速增长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带来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譬如，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仅增加了3.8岁，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增长。虽然卫生总费用、人均卫生总费用增长很快，可医疗卫生领域仍存在很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部门之一。2005年8月9~11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央视资讯进行了对医疗体制改革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0%的民众对中国10年来医疗体制的变化感到不满意。世界卫生组织 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88位。在这样的态势下，医疗体制改革，看来是个无法回避的必然趋势。但是，如何改？向哪个方向改？各家研究方案均根本性的差异。从总体上来说，在医改方面，存在两条思路：一种思路是市场主导型，另一种思路是政府主导型。从世界各国的情形来看，美国是全球最市场导向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卫生的供给和需求大部分由市场来决定。在美国的医疗体制中，除严格的监管外，政府只负责为穷人、老人医疗买单和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市场主导型医疗体制的结果是，医疗服务越来越好，但医疗价格也越来越高。政府主导模式的医疗体制的典型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在英国实行的是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公立医院由政府全额投入，老百姓看病是免费的。有钱人需要特殊服务，可以到私立医院去。在这种模式下，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普及面广。根据这两种划分，李玲主持的研究团队主张未来中国的医疗体制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相反，同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则强烈主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并在媒体上连续发表文章推介“安徽宿迁医改模式”。所谓“安徽宿迁医改模式”，据悉是为以卖公立医院为契机，把办医者和管医者分开，把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分开，把医疗服务机构与卫生防保机构分设。这也就是著名的宿迁医改的“三分”准则：“管办分离，医卫分策、医防分设”。据周其仁讲，在实行“放出来的医疗服务市场”而同时政府只坚守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医改之后，宿迁地区政府增加了用于医疗保障的开支，特别是完成了90％农村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并适当提高城镇职工医保的水平和覆盖范围。对于这种模式，周其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坚持他的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医改方向。

除李玲和周其仁两人所提出的两套完全不同的医改方向外，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则认为，在未来的医改中，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而非自身成为医疗卫生机构的主办者。考虑到“以药养医”是促成医疗价格虚高的“幕后推手”这一现象，顾昕认为，采取“全民医保”，就可以终结这种不良格局。根据顾昕的划分，目前的“新医改”方案大体有三条思路：一是采取行政措施控制医药价格；二是改革医疗机构，强化其社会公益性；三是推行“全民医保”。顾昕认为，第一种治标不治本，第二种容易退回计划经济老路，只有第三种，才是“新医改”的出路。按照顾昕自己提出的医改思路，“民众参加医保后，大多数看病的钱都汇集到医保管理者那里，医保管理者就拥有了强大的购买力，从而可以同医疗服务提供者讨价还价，用市场手段降低医疗费用”。顾昕还提出，在这种全民医保的医疗体制中，“病人先垫钱治疗，事后到医保报销，这无法解决困难群众看不起病的问题，他垫不起那个钱”；“病人到医院看病，只需付自付费的那部分，医保报销部分则直接由医保向医院预付、划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之急”。顾昕具体建议道，要进一步提高医保报销比例，使群众自付费部分降到20%左右。据悉，在提供新医改方案的9个机构中，有7家对全民医保方式表示赞同。由此顾昕认为，全民医保形成后，向医疗卫生机构支付医疗费用的老百姓就转变成了医保机构，这种付费方式的转变，可促使医疗机构重视药品性价比，同时医疗机构就可以自主决定医疗服务价格，而达到医疗服务真正的市场化目的。

众所周知，中国医疗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核心弊端，是药价太高和医院以药养医的问题。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药价这样高？为什么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市场上就失灵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员朱恒鹏的调查研究发现，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一个医疗体制问题。正是在目前被扭曲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价格越高的药，越好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怪现象？被扭曲的中国卫生体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朱恒鹏的研究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格局中医疗行业的两个显著特征：需求缺乏弹性和信息不对称。一旦遇到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这两个特征就会导致“价格扭曲”。朱恒鹏认为，我国政府的对医疗行业的管制，就恰恰造成了医院垄断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出台的药品分类管理明确规定“处方药只能由医院卖”。在我国，公立医院控制近50％的医疗市场。在此格局中，一方面，处方药只有医院能卖；另一方面，不管公费医疗，还是医保，都必须到医院去。这结果就导致现在医院卖80％的药，并且有些药只能去医院买，想报销也只能去医院。医院由此便获得了垄断权。朱恒鹏还认为，就药品而言，现在医院是“双端垄断者”：一方面垄断买方，另一方面垄断卖方。有了这样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医院可以对药厂说：“处方药你必须卖给我”；另一方面它又可对患者说：“处方药你必须从我这里买”。当然，医院也有它本身的道理。从道理上说，医院本身既能抬高药价，也能抬高医疗服务价格。但是，我们国家实际情形却是，医疗服务价格被政府管制人为压得很低，那医院不靠药价，又如何存活下去？结果，医院只能靠多开药和开高价药来赚取利润。沿着这条思路，朱恒鹏发现了目前医疗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想医生收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药价格下降，卫生局长、药房的人这样的医务人员之外所有行政人员的收入都要降下来。药检局、发改委的权力也要降低。朱恒鹏认为，现在医疗改革的实际问题，并不在于没有可行的办法，而在于这些办法都不能被通过。

8．环境污染与治理

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越来越受国内国际各界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迅速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的环境污染，表现在许多方面。除了时常笼罩在北京和一些工业大城市上空的“污云密布”的大气污染外，进入2007年以来，各地陆续爆发一些重大的水污染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就成为摆在中国政府决策者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2007年在环境污染问题上所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太湖，这个流传着无数人文传奇、滋养了最为富庶的民众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年5月底突然爆发蓝藻危机。另据《财经》记者的报道，从“母亲河”黄河到北京所在的海河流域，“污染像晴夜的繁星一样无处不在”。实际上，这两条河流的命运也许更加灰暗，因为水资源的匮乏和到处肆虐的水污染，像“双头蛇”一样绞杀着它们曾经有过的勃勃青春。即使雨量充沛、人类活动相对较少，从珠江口到上游地区，从并不遥远的过去、现实到并不遥远的未来，水污染的阴影也无处不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审议《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发言时，曾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在全国七大水系（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以及松花江）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为劣Ⅴ类水质，即基本上丧失了使用功能。2006年，虽然七大水系劣Ⅴ类比重稍有下降，为26％；但在全国地表水中，所占比例仍高达28％。水污染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多大损失？根据《财经》记者的报道，水利部有资料显示，20世纪末，中国污水灌溉面积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1.6倍，当时已有1000多万亩农田受到重金属和合成有机物的污染。其中，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跨越十余个省区。根据2003年中国的有关数字，世界银行有报告估计道，仅污水灌溉一项，就直接导致每年约70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指出，对于渔业，水污染的危害更加显著。随着养殖水体的水质恶化，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报告估算，根据2003年的数据，中国渔业损失金额约为40亿元人民币。除直接经济损失外，水污染带来的危害，最直接的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过去20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癌症发病的环境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对象遍及淮河流域、江苏、山东以及河北等地。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人体长期接触或者摄入污水中含有的大量化学污染物，比如砷、硝酸盐等，都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患病机会，包括肝、肺、膀胱甚至卵巢等。有些直接导致肝炎爆发的生物污染源，也很有可能最终导致肝癌的发生。 2003年卫生部进行的全国健康调查显示，仅在农村地区，每年死于肝、胃、食道以及膀胱癌的就有48万多人；即使根据保守估计，其中也可能有超过5万人死于因水污染导致的癌症。一些激进的估计甚至认为，这个数字会达到20万人之多。

中国环境污染的关键问题到底在那里？政府治理污染的措施又在哪里？秦晖的研究发现，在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问题上，似乎存在一个“尺蠖效应”：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走。用孙立平的话说：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们]得”。

2007年爆发的水污染问题，也引起了像汪丁丁教授这样的著名经济哲学家的注意和重视。根据蓝藻在太湖大面积爆发而导致无锡缺乏可饮用水的报道，汪丁丁从道德哲学的思辨维度告诫世人：面对环境问题，人们必须行动，必须为牺牲环境所换来的便捷性而忏悔。每一个人，在未来十年有意愿行动起来保护地球的每一个人，他们参与的是政治运动。当地球与人类的生存成为问题时，不能解决这一紧迫问题的政府，将丧失合法性。

2007年的太湖蓝藻爆发和无锡水危机，警醒了国人，也使人们意识到了当今中国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如何进一步行动？2007年6月底温家宝总理在无锡主持召开了“太湖、巢湖、滇池”污染防止座谈会。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湖泊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也称：“要下大力气、下真功夫，采取有力和坚决的措施，遏制湖泊水质恶化的趋势，全面开展对湖泊水环境整治的攻坚。”之后，太湖流域的江苏周铁镇便成了“铁腕治污、重建生态”的重点突破镇。这一轮“运动”一开始，周铁镇的5名官员由于太湖排污监管失职被处分，而该镇22家化工企业列入关停行列。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青年学者李华芳认为，“铁腕治污”或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增量，但对于存量并没有任何改进，更不必说修复生态环境了。其次，“关停”一刀切之后，对当地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周铁镇最先关停的一家企业有130多位工人，月薪在1300元以上。这些工人如何安置是“关停”之后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否则，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这意味着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要平衡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成本。李华芳最后指出，太湖地区蓝藻的治理，环境的修复，都不是朝夕可成之事，除了要避免“技术误区、制度误区、意识误区”外，还需要做好长远打算。

9．政府财税收入飙升

在2007年，除了太湖蓝藻大面积爆、无锡水危机发这样令人震惊的新闻事件外，牵动数千万家和亿万人神经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政府税收急剧增加的问题。接着，税收突然成了举国上下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税收问题之所以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不是因为网上传出在全世界各国“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连续几年排全世界的前三甲，而是因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频繁调整一些税率。譬如，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就通过新华社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从而使国家财政收入单从此一项调整就能增收3000多亿元；2007年6月11日，国税局又通过新华社公布宣布，从7月1日起，中国将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缴纳税额将平均提高一倍左右；另据2007年6月15日《东方早报》记者报道，权威人士最近透漏，中国在7月份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税率，上调幅度将至少1倍。同样从2007年7月1日开始，国税局从7月1日起取消出口退税制度，这无疑又影响到大量一些微利的出口企业的经营与生存。在国税局和财政部一系列的增加税收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举措推出后，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竟出现了几乎创历史记录的31.4%的增长速率。财政部和国税局的这一系列动作，影响到当今中国的千家万户家庭和企业的直接利益，于是，政府税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就成了2007年中国报刊媒体中经常出现的醒目标题。

2006年12月，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无声的纳税人”的启蒙文章。在这篇长文中，李炜光指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格局中，强势政府、弱势民众的格局任谁也无法改变。面对重要的、涉及千百万人民群众利益的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的税收问题之类的大事，我们的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讨论国家预算时几乎是一片寂静无声，而多数学者竟也选择了当哑巴。李炜光认为，税收是制度，是法律，是政策，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反映出作为征税方的国家（政府）和纳税方的纳税人合作和互动的关系。但是，多少年来，以往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更多的是来自其中一方即政府的信息和声音，而另一方则一直沉默不语，几乎是一片寂静。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的中国还是一个“无声的中国”。要改变这一状况，李炜光认为，关键还在唤起国人的“纳税人意识”之觉醒。作为一个财税问题专家，李炜光在这篇长文中从税的实质是什么，通常人们所说的税收“三性”（即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是否成立，什么是“纳税义务人”，纳税人交的税到底是国家的还是纳税人的，税收反映的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我国宪法在税收问题上明显的欠缺是什么，纳税人必须拥有哪些基本权利等方面，对税收和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独到的分析。他的研究发现，到目前为止，我国官员们所能理解的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还是“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我国纳税人所理解的税收，还是停留在“皇粮国税”的水平。改革开放快30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长进实在有限。在税收问题上，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形是几乎全部都是政府自说自话，整个决策过程没纳税人的什么事，只有听招呼的份儿。由此李炜光认为，从宪法制度上改革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迫在眉睫。它主张，要通过宪政民主政制的建设，使公民纳税不单单是一种向国家尽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对公民作为这个国家主人的身份的确认——因为，与义务相对的不只是权利，还融合着纳税人的责任、使命、尊严和荣誉。一个不尊重纳税人权利甚至不知道纳税人权利为何物的社会，是永远不可能造就出自觉守法的纳税人来的。读过这篇文章后，韦森在自己的博客转载这篇文章时曾推荐说：“李炜光教授的这篇文章，每一个识字的中国纳税人都应该花点时间认真地读一遍。”

实际上，韦森也在2007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从“税收法定”的基本原理的视角对中国的财税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分析。韦森认为，把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前三，政府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以及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最轻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看问题，我们就会知道，真的是到了从根基层面上反思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安排之问题的时候了。从目前的税收制度看我们的财政和整个政治体制的现行安排，就会发现，目前财政部或国税局可以不经人大讨论和中国特色的“听证会”而自己决定征新税种和提高税率，这样的做法显然与现代社会中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因此，明确国家的税收立法权，使国家的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等均由人大通过的法定程序加以规范，从而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目前来看是一件非常急切的事。

近些年政府税收急剧膨胀和中国税制的基本问题，不但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实际上也是今年两会期间人大和政协代表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发表的一篇社论曾指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须以宪政原则为基础。具体说来，中国需要一场深思熟虑的全面税制改革。这种改革须突破单纯财政视野，要通过调整税制、完善财政制度，为税建立坚实的政治基础。此一改革需以关于税的宪政原则为基础，它至少包括：第一，任何税都必须以国民的同意为唯一基础。第二，所有税收收入之支出，同样需经过人民代表的同意。第三，税只应用于供应人民所需要的公共品，而不应用于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差距、调节产业结构等等。第四，税只应当用于私人及社会确实无力供应的公共品的供应，并不是税越多社会就越发达，也不是政府干得越多就越好。

在中国税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根据熊彼特提出的“税收国家”和他自己提出的“预算国家”概念，王绍光认为，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基本思路，就是要完成从“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关键要达致以下两点：第一是“财政统一”，即政府的收支最后统到一本账里，而不是有两本账、三本账，这样才能确保预算是全面的、统一的、准确的、严密的、有时效的。第二是“预算监督”，即代议机构能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确保预算是依财政年度制定的、公开透明的、清楚的、事先批准的、事后有约束力的。王绍光还进一步提出，要达到这两个标准，要确立这两个标志，逻辑上我们可以推想出有三种向“预算国家”转型的可能途径。第一是先有财政统一，后有预算监督；第二是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交替推进；第三是先有预算监督，后有财政统一。历史上，法国、英国、美国正好分别走上了这三条路。接着，王绍光还深刻地指出，税收固然重要，预算也很重要。预算改革的目的是要把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为一个“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收支没有一本账，如果政府收支不受监督，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首先要让它看得见：要让它看得见，它就得有一个统一的、受监督的预算。

10．法治中国与中国经济

既然中国政府近些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以及目前中国财政预算中的种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财税体制问题，而是与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密切相关联，那么，税制改革，就与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民主建设问题密不可分了。2007年，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与法学界和政治学界一起，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讨论。200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盘点中国的“依法治国”十年，追溯了在近10年中中国在建设“法治国”方面的一些进展和事件。许多专家认为，所谓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关键在树立宪法的权威。建立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到了2007年10月份，在十七大召开之际，《财经》杂志又邀请了四位法学界的专家，分别从“国家正义”、“依法治权”、“权利保障”和“程序正义”角度，探讨中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马怀德教授指出，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已经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里，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法治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中国近几年来法治观念的普及，很大程度上是“依法维权”意识的提高。他认为，法治建设，尤其是依法治国，其核心应该是“依法治权”。再明确一点说，就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马怀德论证道，因为“法治社会”首先是政府要守法，如果政府还处于法律之外，享有特权，不接受司法的监督，不接受立法的规制约束，法治国家的理想最终都难以实现。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平则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一个方面是制约和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且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江平教授还尖锐地指出，在现阶段，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关键是真正落实宪法规定的新闻、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只有真正实现了公民权利的保障，依法治国、法治建设的成效才能真正体现。

在发表在《财经》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季卫东教授也指出，尽管近10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也不得不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法治成就近年来在某些方面较之前还有所退步；而东亚的五个国家和地区（新加坡、日本、香港、台湾以及韩国），2005年时其法治成就便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这意味着法治在中国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因此，季卫东认为，造成目前中国制度改革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由于法治和民主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讲法治，讲依宪治国，自然也牵涉到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在这方面，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一篇访谈中，曾道出了他的以下事实，在世界上的180多个国家中，没有采用民主制度的所剩无几。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只在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而且在非洲也很普遍。既然不管肤色、人种、文化、信仰和传统，差不多各国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那就说明这种制度的适用性不存在地域、人种或文化差别。所以，中国也必须迈出这一步。陈志武指出，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了。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只是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时，朝廷收入是8000至9000万两银子，还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陈志武还尖锐的指出，明清时期的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可是，当今治国的情形就不同了。虽然现在一年的政府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很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在此情况下，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怎样才能走向宪政民主？与法学家江平教授的看法相若，陈志武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首先要做的是放开新闻媒体，这是成本小、见效快的最好办法。陈志武认为，民主政制的核心目的有两个，第一是监督问责，第二是把不同公民的利益偏好汇总起来。他提出，目前中国走向民主政治可能的路径应该是两方面同时进行：其一是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一人一票选举，一步步积累经验，再逐渐扩大到全民；其二是继续基层选举，并逐步往上升，最后形成全社会的民主政治。

与近些年陈志武的一些见解大致相同，韦森近些年来一再呼吁，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的逐步生成，中国确实是到了认真考虑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民主建设的时候了。在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年初，韦森曾提出，尽管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人们对现代经济社会中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还远远不够。法治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这一点目前已经为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大部分人所认同了；但是，对法治本身就可以直接创造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这一点，可能大多数人还没认识到，其中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据韦森说，世界银行2005年出版了一部研究报告《国家财富到底在哪里？》。该报告综合分析全球 120 个国家的财富构成基础，最后发现，国家越是富庶，其天然资源所占比例越低，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越高。通过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财富构成差别的原因，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无形资本份额大小的诸多因素中，法治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为了量化法治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世界银行的这一研究特别设计出了一套法治程度指数，用以评断一国人民的守法意愿以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法治程度可决定一国 57% 的无形资本价值。因而，一国的司法制度越是有效、财产权保护越是明确、政府运作越是顺畅，整体财富价值也就越高。由此，韦森用一种“隐喻”的说法指出，“法治本身就能创造GDP”。基于上述判断，韦森提出，法治创生GDP，应该与“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命题一样，成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知晓的道理。基于上述认识，在2007年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和学术文论中，韦森一再呼吁，在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社会改革的今天，建设具有宪政民主政制架构的法治社会，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刻不容缓的一项社会任务了。在《南方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韦森还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民主与法治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做了一些通俗的解说。他认为，“民主”说到底并不如人们照字面意义所理解的“人民当家作主”那样简单，“法治”也绝非意味着是国家和政府用法律手段来治理住了社会和老百姓。民主与法治，首先是对政府自身及其公务员行政权力及其范围的约束而言的，或者简单说来，民主与法治是人民大众有效约束和制衡政府行政范围和政府官员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正是有了民主和法治，政府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行政决策才能真正被置放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之下。只有有了真正的民主与法治，才能构建出消除绝大部分政府公务员腐败寻租的制度根源，才有可能达致一个民主法治下的和谐社会。

11．简单的结论

通过对上述当今中国10个热点经济社会问题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发现，2007年，既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一年，也是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继续解放思想和提高认识的一年。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在提高，国人的法治和民主意识也正在觉醒。整体看来，2007年的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既有着自身巨大经济成就和又有着种种社会问题的一个稳态的封闭体了，而是把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历史和传统内嵌在（embedded in）自身之中的一个急剧转型中的开放体系。西方一位当代左派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曾指出，在一个现代社会体系中，“不是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于经济体系里”。用波兰尼的这一见解观察中国社会，将会非常有意思。2007年的中国，正如波兰尼所言，显然已不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已经被嵌入进经济体系里了。但是，这能否说当代中国已经步入了现代社会——或言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这我们还说不准。但是，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确知。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的市场化，对我们的法律、政治、社会、文化体制均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一问题好像还没有思想准备。经济的市场化，自然必然地要求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法治化、文化的多元化？意识不到这一问题，我们可能还要“交学费”。在当今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与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一个“后计划经济”社会自身的市场化，既自发蕴生着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的内在冲动，也显然潜含着进一步思想转变与制度变迁的巨大张力。因而，只有从一个开放的、过程的、历史的、文化的和思想的综合视角来审视“经济中国”，也才能开始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与社会。

2007-11-20韦森初识于香港沙田帝都宾馆

2007-12-9晚定稿于沪上复旦园

（《2007经济中国》，韦森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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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最初选编这部书稿的文章时，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的李华芳研究员曾做了大量工作，并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和有益的思路，这里谨志衷心的谢忱。另外，我的学生梁捷、方钦、黄雄和邵明波也对本书文章的选编提供了一些有益意见和建议，并纠正了一些打字错误。但是，本书选编文章的视角和纰漏，以及其中的任何偏见和不到之处，笔者自己将全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