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经济进入下滑期，你常听到专家们讨论它的轨迹是呈V型(短暂而急剧)还是U型(漫长且温和)。今天，对美国经济下滑趋势最恰如其分的形容也许是L型：它的确正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并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这一水平。
几乎所有的指标看起来都很严峻，通货膨胀率接近6%，为17年来最高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徘徊于6%；几乎整整一年里，私营部门的净就业率为零。房价的跌速快于记忆所及的任何时候——在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州，房价的跌幅为30%以上。银行不断报告自己创纪录的亏损金额——就在它们的高管带着空前高额的奖金离任几个月之后。布什总统就任时从比尔·克林顿那里继承了128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而今年，联邦政府宣布的预算赤字创历史第二高。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中，美国的国家债务增加了65%，接近10万亿美元(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计算，政府赤字现在还应算入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务)。同时，我们还被迫承担两次战争的费用。我估算，仅伊拉克战争一项的花费，最终将超过3万亿美元。
面临通货膨胀，标准的药方是提高利率；而遇到经济下滑，则是降低利率。可当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时，你会采取什么做法？不要按一些政客提议的方式去做。当汽油价格处于历史最高点时，约翰·麦凯恩主张减征汽油税。这会导致汽油消费增加，汽油价格进一步上涨，对进口石油产生更多依赖，并扩大我们已经十分巨大的贸易逆差。不断攀升的赤字迫使美国继续向其他国家大笔大笔地借钱，让我们背上更多的债务。与此同时，美国以更高的价格进口石油和汽油的衍生品，会造成美元的贬值，带来更多通胀压力。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在失去他们的住房，自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已有360万人面临这一困境。这一社会灾难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持有这些抵押资产的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遭遇了不可思议的打击；其中一些，例如贝尔斯登，已经破产。为了防止为美国提供5.2万亿住房抵押贷款的房利美和房地美重蹈贝尔斯登覆辙，国会签发了一张空白支票，弥补二者的损失。但即便是如此的慷慨之举，也未能奏效。现在，政府已彻底接管两家公司，对于奉行以市场为主导的体制来说，此举令人震惊。政府的援助在短期内会增加财政赤字，长远看则会起到反常的刺激效果。市场经济只有当责任追究制度存在时才会正常运行，但事实是，企业高管、投资者和债权人席卷几十亿退出(2007年，房地美董事长理查德·赛伦赚了1450亿美元，房利美CEO丹尼尔·马德为1420亿)，而美国纳税者却留下来付账。我们正在寻求的是一种新的公私合作形式——公众承担一切风险，私营部门拿走所有利润。当布什政府宣扬责任感时，他们的话仅仅是说给收入不高的人群听。
浑水是怎么趟进的？
思想体系、特殊利益压力、民粹主义政治、糟糕的经济状况和纯粹的无能独特地结合在一起，让我们陷于今天的境地。
这种思想形态宣称，市场总是好的，政府总是坏的。乔治·W·布什尽其所能确保政府得到这种名声——而这也是他唯一胜人一筹的地方——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时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不管这个问题是保障国家安全，还是保护环境。我们的经济有赖于在科技方面的公共投资，比如因特网。现在，每个人——甚至包括总统——都承认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政府努力保持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必要性，但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巧妙地宣传了这样一种理念：当经济恢复至实现充分就业时，市场会永远有效地配置资源。在他们看来，最好的监管就是根本不监管，如果这个主张卖不动，那么“自我监管”也基本上是不错的。
就表面上看，其基本概念是荒谬的：市场失灵大规模地以衰退或萧条的形式出现，这在过去数百年中也曾周期性地发生过，困扰过资本主义经济，将这些市场失灵看做冰山的一角不是更有道理吗？表面之下难道不存在着无数更细微但更难估计的无能吗？让我斗胆从生物学中找出一个类比：一个病情严重的人来到医院，现在，这个人可能只是得了某种不时会流行起来致人虚弱的病，且可以通过使用大量的抗生素治愈。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有一个宏观的问题和一个宏观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人还有可能是一位长期过量地吸烟、酗酒、暴饮暴食、缺乏运动或吸食冰毒的患者。这不仅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还让他容易受到任何一种机会性的感染。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由微观问题累积而成的宏观问题，若不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就不可能治愈他的病。现在的美国经济就是第二种病人。
经济理论——还有历史经验——在很久以前就证明了监管金融市场的必要性。但从里根政府开始，放松管制被普遍奉为圭臬。且不用在意对“自由银行制度”的几次尝试——最近的一次实验发生在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受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影响，最终以灾难结束。
右派的新民粹主义言论不仅说服纳税人，普通民众总是比政府懂得如何花钱，还承诺了一个没有预算限制的新世界(9.16,0.48,5.53%)：到那个时候，每次减税都能产生更多收入—可这样的言论并未起到什么作用，一些特殊利益却从民粹主义和自由市场思想体系那具有诱惑力的结合中渔利。他们还修改规定，满足自己。公司和富裕人群力称降低他们的税率会带来更多存款；他们获得了减税优惠，然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非但未升，反降至75年来最低水平。布什政府对自由市场的能力大加赞美，却心甘情愿慷慨地为农民提供补贴，为保护钢铁制造商而设置关税。最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似乎乐意为华尔街的朋友开空白支票。所有这些例子中，都存在明显的赢家和明显的输家—后者包括整个国家。
接下来做什么？
美国试图努力摆脱目前的危机，但危险的是，我们将听从的正是那些让我们陷入困境的华尔街和机构人士。
可供国家使用的经济手段有许多。可悲的事实是，我们已经达到货币政策的极限。利用降息来刺激经济将不会收到太多效果——银行将不愿把钱借给拮据的消费者，而消费者看到房价持续下跌也将不愿借钱。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也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造成我们通胀的主要来源——食品和能源的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决定；主要的后果对普通民众来说将是痛苦的。我们面临的困境意味着，谨慎的平衡是必需的。对此，没有迅速、简便的解决办法。但如果我们现在采取果断的行动，就可以缩短经济下滑的持续时间并减少其影响程度。如果我们同时思考什么从长远来看于经济有益，我们就可以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建立一个恒久的基础。
让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急诊室的病人身上：我们需要解决根本的原因。大多数治疗方案都需要痛苦的选择，但有一些是简单的。能源方面：保护和研究新技术将使我们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减轻贸易失衡，并且有利于环境。按一些人提议扩大环境脆弱地区的开采对我们购买石油的价格来说影响微乎其微。并且，“先采尽美国”的政策将导致我们以后对进口石油的更多依赖。从任何方面来讲，这都是目光短浅的。
我们的乙醇燃料政策也有害于纳税者、有害于环境、有害于世界和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且助长通货膨胀。它只对乙醇制造者和美国的玉米种植者有利，应该被废止。目前，我们以玉米为原料提取的乙醇补贴近1美元，而向每加仑从巴西进口的以甘蔗为原料的乙醇征收54美分的关税。很难再发明一个比这更糟糕的政策了。尚处我们步入歧途的生物燃料政策占用生产粮食的土地，将它们转用于为汽车生产能源；这也是助长谷物价格上涨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的税收政策需要改变。其奇怪之处在于，让做房地产或股票投机买卖的富人交的税比只有工资薪金收入的美国中产阶层更低；其令人不快的地方是，让那些从股市中赚钱的人交的税比一周工作50个小时的人更少。将税率向反方向倾斜会在它们起作用的地方提供更好的激励，会通过带来更多财政收入和减少赤字，更有效地刺激经济。
那些有毒的抵押贷款无疑就是创新。其它创新不过是些规避监管的花招，而监管的目的就是防止我们的经济遇到目前这些问题。其中一些创新是为了将底线花哨地打扮一番，将债务从资产负债表上转移——是些模糊投资者和监管者得到的信息的字谜。它们成功了：公之于众的范围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明确。但我们需要会计是有原因的。缺乏良好的信息就很难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简言之，一些创新代价颇高。有些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不稳定。
那些相信市场奇迹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却尚未反对接受政府的救助。事实上，他们曾要求这些救助并警告，如果他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整个系统就会崩溃。什么样的政客仅仅因坚持原则而乐意为第二次大萧条受到谴责？我一直批判无力的反托拉斯政策允许一些机构拥有支配地位，以至于这些机构“大到不能倒”。残酷的现实是，有鉴于我们已经历的，我们还将在未来的日子里看到政府更多的救助。目前房利美和房地美已由联邦政府接管，我们必须坚持的是：当未能做到监管运营的股东和债权人获准带着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离开的时候，不应让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处于风险中。否则，危机就会复发。
最难的问题将出现在货币政策(平衡通胀的风险和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和财政政策(平衡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和赤字急速增长的风险)中。近期来自金融市场的标准分析表明，通货膨胀是最大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提高利率、削减赤字，而这将恢复信心，继而修复经济。这也是与1997年在东亚、1998年在俄罗斯和巴西都没有起作用的理论同样差劲的经济理论。实际上，它与赫伯特·胡佛1929年开出的药方如出一辙。
这是一个药方，且尤其会对劳动人群和穷人不公。提高利率抑制通胀，总需求急剧下降，以致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最后，价格也下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造成我们目前通胀的原因主要是外来的——来自于世界粮食和能源价格，它们很难控制。因此，抑制通胀意味着其它所有东西的价格都需要大幅下降，从而构成补偿，这又意味着失业率也将急剧上升。
此外，目前也不是求助于过时的财政理论的时候。只要是低增长，对经济的信心就不会恢复；并且，如果投资不足、消费疲软、公共开支越来越少，增长就会缓慢。在这些情况下，不经思考地减税或减少政府开支都是愚蠢的行为。
但是，有几种经过深思熟虑形成政策的方法，使政策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并帮助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将钱用于投资——基础建设、教育、科技——将获得加倍的收益。这样做可在眼下增加收入之外，还为将来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在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资将带来三倍的收益——除带来环境效益之外，还将带来短期的和长远的经济效益。
发生在美国经济身上的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那些被委以重任、负责保障经济安然运行的人不仅未能做到尽忠职守，还从该做不做的行为中获益匪浅。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让那些致我们于此地的人左右我们如何应对国家的这场苦痛，还是抓住基本改革的机会，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取得新的平衡。
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编译/兰晓萌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克林顿总统期间的经济顾问团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