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短期访问研究期间，恰逢杨继绳先生也在那里，对《墓碑》进行修改和定稿。他赠我该书的电子文本，使我得以先睹为快。现在，《墓碑》已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正式出版，我可以来谈谈自己的读后感了。

（一）

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亲自提倡“三本账”（中央两本账，地方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而当时中国有大区（协作区、中央局）、省、地、县、区、乡六级地方，乡（公社）下面还有生产大队、生产队两级组织，所以自上而下一共有多少本账，就无从得知了。“大跃进”期间的粮食产量和饿死人数，在当时的确是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惊人粮食产量（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的喜讯与大批饿死人的噩耗，几乎是同时的，高层领导人一开始不相信、不重视地方上的告急，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权者很快便被了解到的情况所震惊，开始本能地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墓碑》披露：“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2003年9月25日，84岁的周伯萍在他的家中，即靠近东四环的干杨树国务院宿舍7号楼402号，亲口向我证实了这件事。周伯萍老人对我说：这份材料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毛、周看了这份材料，才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否则饿死的人会更多。”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1997年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波动》中写道：“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当时公布的人口数字，1959年为67207万，1960年为66207万，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后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都引用了这些数字。

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研究了中国大饥荒期间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在1986年的研究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1997年，李成瑞修正了蒋正华的数据，将非正常死亡人口（超线性死亡人口）确定为2200万。而金辉、曹树基、王维志、丁抒等其他中国学者的估算数是在3200万到4400万之间。由于国家统计局和其他政府机关始终没有公布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专家的意见又不尽一致，所以一般作者在提及这个数字时，通常表述为“饿死上千万人”或“饿死几千万人”。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没有人对这个说法提出挑战。

（二）

进入21世纪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毛派”和“愤青”在互联网络上日益活跃，他们矢口否认在毛泽东时代存在“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实。只要有人提及这一点，就会受到攻击和辱骂。有人说，大饥荒时期只饿死了几百万人；甚至有人说，“较为可靠的已有重要旁证资料的是20万”。有的“愤青”说，问过老年人，二十人里死一个，为什么不知道？如果他有机会看到《墓碑》一书，就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首先是由于极权制度下的信息封锁。杨继绳给出了一个例子。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这个比例令人震惊，但是，除了军区和省委的高级干部知悉这一情况，普通人能够从报纸媒体上得到任何一点负面消息吗？

其次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极端不公正性。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980亿斤减少到1961年的2677亿斤，减少了33%；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从1958－1959年度的546．82亿斤减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亿斤，只减少了14%。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仅从28．45斤压缩到26．83斤。有人说，“饿死几千万人”是以重灾区四川全省每十人中死一人、安徽省每四人中死一人的奇高死亡比例，作为支撑依据。鉴于该两省人口高密集中地区并无饿死人，这种有违经验常识的全省人均死亡比例，有哪个大饥荒年代过来之四川人安徽人能相信？所谓“高密集中地区”就是大中城市，大中城市非正常死亡人数不算太多，并不能掩盖农村中成村成户的饿死人；大中城市的居民不知道大饥荒的真相，不等于大饥荒就没有发生过。

（三）

一位著名的“毛派”人士曾提出挑战：“黔驴技穷的反毛者们，一是继续重复那些经不起验证的‘人口统计数字’游戏，二是搬出《顾准日记》‘村里死亡相当重，一死就是一家’之类以偏概全的名人言载。但是再三要求自由派反毛人士就按全国饿死一千八百万的分省统计结果，……却就是至今做不到。你们还有什么招？”现在，杨继绳接招了。

《墓碑》根据各省官方数据（1986年后陆续出版的《中国人口》各省分册）给出了1958-1962五年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逐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加总后的修订数据是：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3600万，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4000万，中国人口损失约7600万。

各地的人口损失情况不尽相同。1960年，在全国29个省级地区中，只有12个出现人口负增长。这12个省是：四川(－42.23‰)，河南(－25.59‰)，贵州(－32.4‰)，安徽(－57.23‰)，山东(－4.10‰)，甘肃(－25.80‰)，青海(－27.66‰)，云南(－2.07‰)，广西(－10.06‰)，湖南(－9.93‰)，湖北(－4.78‰)辽宁(－0.3‰，1961年)。连续四年(1958-1961)人口负增长的只有四川一个省，连续两年(1960-1961)人口负增长的有贵州、广西、青海、湖南四个省。

根据王维志提供的1960年死亡数据（王维志研究员毕业于莫斯科统计学院，专攻人口统计，他上世纪60年代在公安部三局工作，这些数据是从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中摘出来的）：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675个。这些县分布在12个省区：

江苏48个，安徽68个，山东68个，河南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广西72个，四川75个，贵州43个，云南60个，甘肃53个，青海23个。

死亡率超过100‰县市有40个。其中：

安徽省11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

广西一个县：环江县131．66‰。

河南省10个县：商城县224．5‰，汝南县103．24‰，新蔡县114．07‰，固始县121．85‰，遂平县110．15‰，息县169．24‰，正阳县137．68‰，上蔡县109．40‰，光山县246．77‰，唐河县100．40‰。

四川省11个县：南溪县101．37‰，资阳县117．50‰，荣县164．68‰，垫江县136．06‰，酉阳县124．81‰，秀山县138．52‰，石柱县168．12‰，乐山县100．34‰，犍为县102．88‰，沐川县107．31‰，荥经县175．41‰

贵州省4个县：桐梓县131．46‰，湄潭县240．16‰，赤水县199．20‰，金沙县188．88‰。

青海省3个县：湟中县138．36‰，正和县113．43‰，杂（朵？）多县136．10‰。

杨继绳指出，因为王维志的数据是各省官方上报的，显然有缩小的成份。从他自己掌据的情况来看，1960年死亡率超过100‰还有四川的大邑（107‰）、丰都（162‰）、郫县（175．1‰）、新津（116．3‰）、蒲江（107．9‰）等。河南淮滨的死亡率高达383．2‰，这些，王维志都没有记载。死亡率超过20‰遗漏得更多，显然不仅是王维志记载的675个。王维志记载的100‰县中，有一些是超过200‰的县，如凤阳、亳县、石柱县、荥经县等。

（四）

“毛派”人士狡辩说：“不管是出现在《中国人口科学》上，还是出现在金堂、灌县、双流、简阳、崇庆、新津等县的县志上”的“实际死亡人口”，都有可能是“走资派”编造出来的，是“反毛统计学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九十年代公布数据中‘所显示的巨大数字缺口’，用层层反推分解的方式人为制造出来的”，“均不足为凭”。这种说法，显然是在信口开河。

“层层反推分解”，涉及到各级政府机关中的成千上万人，很难瞒天过海的。而蒋正华、李成瑞，也不是什么“反毛统计学专家”。尤其是李成瑞，现在是国内“毛派”的领军人物，反对“走资”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如果统计、地方志、档案部门真的涉嫌夸大而不是隐瞒“实际死亡人口”，杨继绳的调查和写作就不会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墓碑》前言中写道：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档案，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十几个省的档案馆，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档案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按照中国档案法，有关大饿荒的档案本应公开，但是，除四川、江苏等少数几个省以外，多数档案馆还严加控制。经过多番周折我才得以查阅，其中甘苦自不待言。

举例来说，2002年12月，杨继绳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查到了30份有用的文件。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作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五）

“毛派”人士还有一种说法：“任何中外刊物发表的任何相关论文与研究结果，只要刻意回避和闭口不谈必然发生的、在当时国情条件和形势下必然遗漏统计的各地灾民迁移逃荒数字，不把这一极为巨大的灾民逃荒数字列入计算之中，就只是思想垃圾一堆！”《墓碑》一书，则对于逃荒现象多有涉及。

书中引用了山东省省长赵健民1960年12月15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赵健民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清末以来，山东人就有“闯关东”的传统，所以外出逃荒的人数比较多。

历史上同样具有逃荒传统的安徽省凤阳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61年1月，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武店公社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在会上哭诉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人，现在只3200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

逃荒到东北的人也不一定都能保住命。1961年10月30日，吉林省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向省委写了《关于坚决制止自由流动人口的意见报告》，报告说，今年以来，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动人口有23万人，其中流入城市经过收容遣送的有48700多人，流入农村、矿区的有18万多人。吉林省委批转这个报告时要求严格控制、制止自由流动。根据1961年2月10日中共吉林省委《防止旅客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仅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沈阳铁路局长春管区内，逃荒的旅客就死亡38名。当时，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打骂、体罚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31名干部中就有19人打骂体罚过流民。收容所住的地方非常拥挤，6.6平方米的房间住72人，男女老少挤居一室，不让活动，不让出门，不让晒太阳。由于环境太恶劣，11月份3天就死了5人。

在河南省“信阳事件”的发生地，情况更为恶劣。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一个姓侯，一个姓苟。农民说：南猴北狗，把车站看住了，只能在家里等死了。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350多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200多人。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仅车站收容所就打死饿死1500人。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2195人。

这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

（六）

“毛派”人士说：“一段时间里，人口非正常减少了几千万，可以是活着的人因为天灾人祸‘非正常死亡’了；也可以是那段时间有生育能力的人不去生育了；还可以是那段时间达到和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口根本就减少了。如果是第二特别是第三个原因，那么，人都没有生出来，何谈‘死亡’二字？于是，我们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导致一个时期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了，而这样的原因只有到历史中去寻找。按照人口的结婚和生育年龄推算，三年自然灾害向前推20年左右，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鬼子侵略的年代。”这种说法，一是把“饿死几千万人”与“少生几千万人”混为一谈；二是把“少生几千万人”的责任归咎于历史上的“日本鬼子侵略”。

关于第一个问题，《墓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非正常死亡人数是3600万，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是4000万。前者来自大饥荒期间的死亡率与正常死亡率之差，后者来自大饥荒期间的生育率与正常生育率之差。二者各有各的账，不容混淆。

由于“日本鬼子侵略”，大饥荒期间的育龄妇女比本来应当有的人数偏少，这是可以成立的，但绝不是少生4000万人的主要原因。《墓碑》指出，极度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才是少生的罪魁。

由于缺乏蛋白质，年轻女性子宫发育不良，出现幼稚子宫。更多的人是月经量减少，乃至停经。由于子宫悬吊组织萎缩，子宫脱垂出体外。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汪锋1961年5月9日在临夏调研时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列举了一组数字：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在通经的13人中，今年1月才通的有13人。一直没有闭经的两人中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孩子。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自1959年以来没有生一个孩子。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当中，三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干部家属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占66．6％，在通经的8人中，有4人是今年1月后才通的，一直没闭经的四人，一个是炊事员，另三个是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只有干部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王梅松教授在1960-1961年在湖南参加医疗队时在涟源、邵东、祁东等县调查发现，数十万人育龄妇女中只有极少数妇女来月经，其它都是非妊娠性停经。这些极少数来月经的妇女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家属。青壮年男性出现睾丸、附睾萎缩，精液不能生成。青壮年未婚男子，在正常营养的情况下，每月遗精1-3次是正常现象，王梅松教授在湖南调查发现，在1960-1961年间，许多青壮年未婚男子，一年到头都未发生过遗精现象。所以，在大饥荒年代，除了因饥饿而死以外，人口出生率降到极低的水平。

（七）

“毛派”人士辩称：“非正常死亡”不能都说成是“饿死”的，有些是“病死”的，比如有些老人，本来身体就不好，再一挨饿，只不过早死了一两年。这种说法，与当年掌权者的诡辩与谎言，如出一辙。

云南省是饿死人较早的一个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1958年9月3日给省委的《关于曲靖专区肿病情况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仅陆良一个县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占死亡人数的40％。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批示中说：“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

毛泽东开了先例，从中央到地方就按照他的说法统一口径。人口大量死亡，只能说“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宣部《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1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用“肿病”、“疫病”来掩盖大饥荒，显然达不到让各地“取得免疫力”的效果，而是一个省接着一个省地出现了饿死人乃至“人吃人”的同类惨剧。

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自然老人占了一定的比例，但年富力强的人也不在少数。譬如山东省，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劳动力的损失极为严重。

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除了“饿死”、“病死”的，还必须补充“打死”、“冻死”的。在1960年底的“反瞒产”斗争中，信阳地区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绍平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称：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社员91人，大队书记亲自打过150多人。

息县防胡公社大坑沿大队副大队长赵同山（公社下放干部）在1959年12月间，对杀猪、鸡，偷红薯的社员严刑吊打。14岁的女孩李四妮因偷吃了一把面粉，将她的头发吊起来毒打致死。一个杀了一头羊的社员也被他活活的打死了。他还拿刀割了7名社员的耳朵。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春福和统计员罗心清于1959年11月28日，将偷耕牛的7名社员用一根铁丝穿7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名社员。

由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级干部采取了惨无人道的镇压手段，把农民变成了变相农奴，没有任何话语权和行动能力，才会出现以下的现象：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

（八）

1962年夏，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发生了一场争论。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此后，毛便下决心搞掉刘。

后人愧对刘少奇的是，在他冤死近40年后，“饿死这么多人”的真相，仍然没有记载在国史上。以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知道甚至难以想象当年的这场惨剧。有的“毛派”还故意把水搅浑，将“大跃进”、大饥荒始作俑者的历史责任转嫁到别人头上，一些年轻人也就信以为真了。

杨继绳写道：“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极权制度提前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正是由于有了杨继绳这部80万字的《墓碑》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著述，我们这代人才能免于上历史的耻辱柱。但是，有关大饥荒的真相只是刚刚揭开了一个角，还有强大的势力集团在拼命地遮掩和美化。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还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要准备“为理念而献身”。在这方面，杨继绳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