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说过：“世界与人类历史的本来的、唯一而且最为深远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之间持续不断的纠葛，其他的一切都从属于此。”对照这句话，可以说，我们当前文化的最大问题就是出现了信仰危机！自古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宗教，“五四”以来，人们开始了反封建反礼教的斗争，经过近百年，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人们还只是刚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又面临着商品经济原始积累时期巨大的思想冲击，通过恶质媒体、恶质学术和恶质教育，这一冲击更被放大，我们正处在一种信仰严重流失的状态。按一位学者的说法，形成了“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即“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之中”[1]。在太多的人那里，“理想”和“真诚”等字已然不存，导致了道德水准的极大下降。总之，我们已过于“现实”了。
而信仰是极其重要的。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信仰或是信仰扭曲，必会走向堕落或平庸；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信仰或者信仰扭曲，也必然没有前途。我们已看到了太多的例证，正面的反面的都有：欧洲中世纪神本思想对人性的扼制，造成了长达几世纪的社会的停滞；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立国精神清教伦理，支持了美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而个性的无度膨胀，则促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自我放纵。中国近百年的思想探索，波起云涌，30年前，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却往往被作为一种负面价值，而屡遭谴责。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在中国原本就有的优秀的绝不亚于清教精神却被我们误以为“封建”而抛弃了将近百年的原初儒学（不是被各代统治者扭曲的以“君尊臣卑”为纲的官学化的儒学）及其继承者的论述中，对于重建我们的信仰，就有着丰富的营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精神内核，乃是以求实进取为主的一种积极乐观的奋斗品格，一种常以适应乃至顺应外在力量为表，以利用进而驾驭外在力量为里，体现为一种坚韧不拔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的伟大精神。“天”代表为外在的一种客观的力量，生动流转。古人把这种宇宙运动的壮丽场景，以中国人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人类进取的豪迈精神结合起来而“自强不息”；“地”象征为一种包括纳万物的宽阔胸怀，乐于和善于吸收一切有用的营养。它们，正代表着我们民族性格中最核心的精神。
比西方从乌托邦思想萌芽的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几乎同时，原初儒学也早就有了“天下为公”的理想。《礼记·礼运》就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论语》中还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话。孔子还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已被世界宗教大会公认为全球应该遵循的共同理想和国际关系准则）。这些思想，在经过现代化的转化以后，都可以成为我们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极好的思想资源，也可以对我们勇敢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
然而，这种本质刚健的精神，却又绝没有陷入于粗野，乃是以深沉自信的含蓄方式，凝练于深层的民族心理之中。“刚中而柔外”，“柔丽乎中正”，刚柔互济，相摩相荡，体现为特具深度的内在力量。刚柔的结合，则特别注重于“和”，就是对立双方在运动中互相作用所达到的高质的“和而不同”。在艺术中也就必然倾向于对和谐、单纯、明净与典雅风格的向往。孔子赞扬《诗经》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但温柔敦厚并不排斥文采，使艺术陷入愚鲁，只是要求文质相应。“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2]”，这两种倾向，都是应该避免的。文质相应，就是所谓“文质彬彬”，故《礼记》又说“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将生动饱满的整体气势，表达于收敛、含蓄、委婉曲折的方式之中。所以，中国文化和艺术的阳刚力度内涵，总是体现在阴柔的亲切之中。
中国的传统观念，也不像人们往往渲染的那样保守，《易经》就说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乐观地认为事物绝不会在变化中瓦解，反而只有通过变易更新才能常存。“易”这个字本身就是“变易”的意思——“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大学》则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体裁，篆隶真行草等书法品类，还有秦汉建筑之朴拙、隋唐之雄浑，明清之富缛，都是通变之道的例证。
原初儒学具有永不懈怠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非常强调人自身的修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原初儒学人的高尚操守，对于当代中国，也不乏积极的意义。原初儒学也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扼杀个性，只是主张个性与群体的和合。立德，立功，立言，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有益于社会、国家和民族，才能达至个人的不朽。甚至为了这个理念，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文天祥在就义之际写下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何等伟大的个性，何等伟大的精神。儒家一向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基础正在于个人品性的修养。如何去修身，则在于“正心”和“诚意”。“正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缺的“理想”或“信仰”。“诚意”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缺的“真诚”。
儒学以其特有的“天人合一”观念，认识到人自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将天地自然纳入人心。天地自然的运行无不和谐，顺应自然，以自然规律即为人生规律之参照的中国人，不但在艺术精神方面，强调不过分突出人工斧凿痕迹，追求与自然相一的天真烂漫，“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而且对于应对当代显得更加突出的能源、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但原初儒学并不是禁欲主义，只是更加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平衡与和谐，一方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肯定“食色，性也”，另一方面，又骄傲地声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热爱艺术，在齐国听了一场《韶乐》，竟使他“三月不知肉味”。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原初儒学向往的那种身心和畅，物我两得的健康生活。可以说，这种既积极入世又超脱飘逸的生活态度，及其倡导的不走极端的“中庸”思想，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理想，比起美国的清教伦理来说，更加棋高一着。
儒学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其巨大的精神力量，而“很少为时间的持久侵蚀所触动”，早已根深蒂固。世界六大文明发源地（埃及、两河、中国、印度、爱琴、印第安），只有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一直延续至今。但近百年来，儒学却一直无辜地被扮成为背负历史负面文化“原罪”的角色。但是它从来也打不死，几上几下，却更显光彩。所以，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与其被看做为两个互不相容的对立概念，毋宁说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辨证的关系。有的学者已经说过：“发达国家借助硬实力的强大，利用全球化，将消费主义文化推广成一种普世价值，消解着穷国的民族文化。但事情显然还有另一面，东方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在物质资源和能源越来越稀缺的大背景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方面，可能取得不亚于西方话语权的价值认同。”甚至认为“东方价值将是完全的信息化状态或后现代状态中，最有生命力的价值体系”[3]。
中国人有很多全球公认的优秀品德，爱国，坚毅，自强，智慧，尊重家庭，重视教育，勤劳，节俭，宽容，中庸。中国人的智商在世界也居于高端。中国这些年的超高速经济发展，正是这些品性得到了一定发挥的结果，而这些，又无一不与中国文化几千年的熏陶有关。中国的精英力量，虽历经沧桑，也从来没有丧失过自信。即便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也说过：“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随着大环境的优化包括体制改革（这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品格必将显现出更为惊人的力量。精神将转化为物质，软实力会转化为硬实力。中国文化诉之于人之追求善良的内在本性的精神，比起借助于外在“神召”的清教伦理才得以形成的堪称优秀的美国精神，只要在保持原有卓越的同时再虚心地进行自我更新，也将毫不逊色，甚至还应该超过。在中国已取得世界侧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已大大上升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盲目崇洋，并一味地自我贬抑。
当然，我们所说的中国品格并不止于原初儒学，也包括常常令外人称羡的中国其他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我们也要善于将中国文化之本质精神与因时代之限制而不可免地存在的欠缺区分开来，更要将其与历代统治者对此种本质精神的扭曲区分开来，包括如等级观念、人治传统、贬抑工商、轻忽创造等，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再经过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转译”，为我所用，就可以成为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思想财富。说真正的“东方不败”就是我们的优秀传统，是不会有错的。
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曾判定儒学传统于中国现代化无益，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又断言：虽然中国一度繁荣，但是却将财富的大部分用于消费支出，几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但事实就摆在面前，同属儒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现在更加上中国大陆这一条巨龙更快的崛起，以及华人在世界一些国家经济中所起的甚至操控性的作用，已证明他的判断有误。难怪美国社会学家柏格1984年在台北演讲时会说，他常常在想，如果韦伯能死而复生，站在台北的大楼顶层看看窗外，一定会说：“嗯！我是错了。”如果韦伯今天能来到中国大陆，他将更会倍感惭愧。
我们还应该感谢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的精神财富及现代科学文明对我们的馈赠和激励，理应将其与中国文化的精华融合起来。
所以，我们正不必遗憾于中国宗教精神之弱化，更不必遥拜美国的清教伦理，甚至盲目顶礼域外文化中的糟粕，就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就蕴有宝贵的资源。值得大大庆幸的是，中国在经过了百多年苦难深重的内忧外患之后，终于逐渐站起来了，目前已发展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增长和制度层面的持续改革，继之而来的必定是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回顾近一百年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遭到了两次巨大的冲击：一次是五四以来以所谓“斗争哲学”为本的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以“文化大革命”为其巅峰；另一次是在这个创伤还没有痊愈之际，又叠加了原始积累时期必然伴随的物欲横流。但可以判断，就在目前某些乱象下面，一股地火正在起燃，中国正处在一次前所未有的文艺复兴的萌动态势之中，从“斗争哲学”和“物欲横流”向“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回归，就是这一态势的重大内容，中国的文艺复兴也必会兴起。
这场复兴并不是复古，正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希腊罗马等西方古典文化的人本主义的复归一样，是中国文化原初人本主义核心精神的复位及新生，是与整体融洽相处的个体人性的复活，也是对一切适合于中国的全人类文明成就的优选与吸收，是在这一切优秀成分的基础上的创新。也许三四十年以后，中国的这场文艺复兴将会达到高潮，我们将可望真正骄傲地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并站在前列。
--------------------------------------------------------------------------------
[1] 萧功秦，为什么我们缺乏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天涯社区萧功秦专栏。
[2] 质：朴素的本质。文：文饰。史：虚浮不实。此处之“史”不作“历史”解，而指当时的“史官”。其时，史官是宗教活动的主要角色，其所作媚神之词，难免华而不实。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朱熹《四书集注》也说：“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
[3] 姜奇平，软实力的文化分析，文化国力与软实力， 互联网周刊——名家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