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末，我们得到确切消息，周有光老先生的“最后一本书”《朝闻道集》出不了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为读者奉上这部也有本网读者参与的著作。遗憾之余我们也深感这是好事，我们也祈愿周老永远处在“朝闻道”的状态，永远不去写下半句。特在此刊发张森根先生为《朝闻道集》所写的感言，以飨读者。
我十分爱读周有光老先生的杂文。2005年夏秋，我读过他的杂文集《百岁新稿》，至今回味无穷。周老的杂文堪称随笔式的学术精品。他的文章纵古论今，评人说事，眼界宏伟，胸怀宽广，笔墨精粹，没有一句空话和套话，读起来娓娓有味，常有清风扑面的感受。
《朝闻道集》是老先生的又一部杂文集，共收录其60篇学术随笔，计百岁后16篇，九十岁到百岁34篇，九十岁前10篇，其中102岁和103岁写作的13篇文章系首次刊布。从内容上看，关于“文化”（也有人称“大文化”）的占一半，关于历史和语文的占另外一半。
周老说过，他的“最后一本书”要题名《朝闻道集》（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本书的书名是按照老先生的意愿厘定的。毫无疑义，作为编者、小字辈，周老的“粉丝”和忘年交，我由衷地希望本书不会是他的最后一本书。103岁的周老时下并没有收笔，读者还将从报章杂志或网络上读到他一篇篇从容而透彻、清新而刚健的短论，正如一些网友所指出的，希望能经常看到他的文稿，因为周老“言则启智，善莫大焉”。
自从85岁那年离开办公室起，老先生依然如饥似渴地读书，不知疲倦地把中外文中有价值的资料记录下来，进行整理，删繁就简，写成一篇篇短小精悍的短篇，分发给同好小辈传阅，认真听取意见之后，接着又在电子打字机上多次作出修改,再请大家点评，最后只挑出其中小部分公开发表。周老对写作与学问的认真态度和刻苦精神，足令晚辈敬仰。本书第二辑中《全球化巡礼》一文，本人手头就保留了它的第三、四、五次修订稿，读者现在捧读的该文至少是其第六次修订稿。他称这是一种“自我扫盲”、“自我科普教育”。周老一贯主张终身学习、终身教育，而且是履行这一主张的楷模。最近十余年间，他洒然离开其所擅长的语言文字学领域，“走出专业的深井”，勇敢地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中遨游。
细心的读者会发觉，周老在“自我扫盲”中写出的一篇篇宏文，不仅明白晓畅，而且大都触及到社会的大处，时代的髙处、人生的深处和历史的奥秘处。周老先生学富五车，博大精深，文史哲学理、中学和西学熔于一炉，字里行间弥漫着对科学与民主的执着追求。这就是本书的精髓所在。周老把时代的最强音和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配套成龙，辅车相依，向读者捧出一篇篇佳作。哪里是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一个语言文字工作者，写出的文章属于“业余随笔”，浅尝辙止而已。他的“自我扫盲”，分明是以他百岁之躯的人生阅历和睿智、信仰、学养来号召华夏子民“回归五四，学习民主”（李慎之语），走上重新领悟“徳先生”、“赛先生”之道。原来周老先生要扫的是全民缺少科学与民主精神之“盲”。品读老先生的文章，眼前仿佛看到了這位百岁公民教员的身影。
周老先生指出：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民主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制度。他说，在英国，先有民主化后才有工业化。他幽默地指出，“徳先生”和“赛先生”原来是一对老搭档，擅长合作演唱“二人转”。现在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赛先生一个人前来，要他遵命办理他没有办过的“朝廷企业”和“官僚工厂”，感到“水土不服”。他在本书《科学的一元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等文章中，反复说明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之间唇齿相依的内在关系。
拜读周老的文章，我们会越发觉得科学与民主息息相关，科学是民主的温床和孵化器，民主是科学的保障和控制阀。二者不仅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也是人类共同的社会发展理念;彼此缺一不可，相生相克。没有民主撑腰，科学一旦与专制、威权、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结合，多半会起负面作用和破坏作用。科学家也会沦落到充当专制者的奴仆和宠臣的可悲境地。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晚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败局。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墨西哥的波菲利奥.迪亚斯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政治相结合的模式，也是十分突出的事例。这位自1876至1911年在墨西哥掌权30多年的总统，一边依靠手下的“科学家派”官员大力发展经济，一边又以“面包加棍棒”和武力对付失地农民和政治反对派。尽管迪亚斯一度为墨西哥带来了空前繁荣，最后仍导致了内战的爆发，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墨西哥社会才得到基本稳定。因此，经济发展只有沐浴在科学与民主精神合力的阳光下，才能走上正道。同样道理，在现代社会中，不论是发达国家或转型国家，治国者都主张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双管齐下，当然，要真正做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前不久，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约2万亿元的总投资中，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至少有1万亿元;“八五”期间投资的400多个全国重点项目，三分之二没有获得投资效益。（见《中华英才》2008年苐3期）众所周知，但凡是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的工程项目，哪一个不是事先通过所谓的专家论证的？“科学家”为一些伪劣工程发放通行证的事例，难道还少吗？显而易见，浪费或失败不能笼统地用“摸着石头过河”论来开脱，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势者不接纳或轻蔑“徳先生”。由于“徳先生”的缺席或受冷落，那些出场的“赛先生”不敢说真话，或许“赛先生”本人也是假名牌而被赶去充当门面。时下关于民主的话题，充斥各种新闻媒介和学术著作。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也有人说民主不是个“坏东西”;有人主张民主就是选举加协商;有人主张禅让式的民主、主权民主;有人进而把民主区分为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或西方民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读者如果深入理觧周老先生的文章，這些髙深的“理论”其实并不奥秘。在老先生心目中，民主对现代公民社会而言，就是一件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东西，也是一件忽悠不了的东西。
令人瞩目的是，老先生在阐述全球化和科学与民主相互关联的文章中，着重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神权、君权向民权的演进，人类的认识规律是神学、玄学向科学的演进。他认为，科学有真伪之分，不能服从“强权即公理”的裁决，而是要用“实践”、“实验”和“实证”來鉴定。他强凋指出，科学是世界性、一元性的，无中西之分;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也是一元性的，因为真理是一元的。他认为先进国家不谈意识形态，科学没有阶级性，社会科学当然也没有阶级性;把科学說成有阶级性，是特权阶级保护特权的欺骗。他的结论是：真正领导国家前进的，是社会科学，没有先进的社会科学，单靠自然科学是行不通的。他指出：“为什么在200年间美国就能建成一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是用先进的社会科学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先进的自然科学。用先进社会科学建立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就能发展自然科学。”周老先生关于社会科学一元性和重要作用的鲜明观点，真可谓一字千金，见所未见，思所未思，对新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将会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无怪乎周老满怀信心地說：“我意识到在21世纪所有学术都将突飞猛进。这不仅将发生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将同样发生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科学将排除教条和图腾，成为真正的科学。21世纪在中国将是一个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的学术昌明的新时代”。（见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第二版序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
通读周老的文章，不难发现他就是一位思想觧放运动的先驱者。他不但要求自己摆脱宗教的束缚，摆脱教条的限制，解开思想的紧箍咒，而且提出“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思想觧放运动为破除物质生产和经济领域里的教条和紧箍咒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后的二、三十年，思想觧放运动的目标显然是要破除精神生产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教条和紧箍咒。毫无疑义，周先生在引领新一轮思想觧放运动的老兵队伍中属于最年长一员。
怎样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这是摆在几千万知识分子面前的严肃问题。通常的意见以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就是赋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文化人和读书人，质言之，凡能坚守“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信条的文化人和读书人，就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对当下七、八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来說，多数人------恕我直言，包括本人自己在内-------恐怕多半无缘于这一崇髙称号。20世紀80年代之前，也许只有二類文化人够格，一是如马寅初、梁漱漠、陈寅恪那样的顶级人物，敢于公开与庙堂叫板，“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马寅初语），始终不屈服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滛威;二是如傅雷那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批胡风、批胡适一概置之不理，直至对抗反右、文革，最后以“不自由，毋宁死”保持清白之身。之所以出现这一奇特现象，那是因为在严酷的环境下，大多数人不能不考虑生存和活命的问题，而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只能放在第二位了。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界环境和知识分子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一大批“两头真”的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知名的和尚未为社会闻知的------都在毅然决然地根据他们自身所处的条件，用实际行动，以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努力向真正的知识分子目标迈进。包括周老先生在内的老一代学人和老干部的反省，将对新一轮的思想觧放运动和社会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十分可喜的新气象。我认识的一位文友說，“如今老年人燃烧，青年人取暖”。这句话是公道的。我要補充的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乃至80、90年代出生的中青年文化人中，正在涌现出一支以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己任的真正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往往被称作“民间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主流外知识分子”、“体制外知识分子”或“非传统知识分子”，等等。时代和环境的不同以及互联网的流行，使他们具有勇敢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敢于冲破《联共（布）党史教程》的牢笼，敢于以鋭利的笔锋讨伐文化专制主义。他们称得上是一代敢說真话的知识分子，完全摆脱了老一辈那种“尽可能地说真话”、“真话不全说”的无奈与窘困。他们时常以深刻的见觧反哺老一代学人。本书中周先生的几篇文章，就是撷取王康、邵建等多位晚辈学者的一些思想素材而写成的。看来一支老中青三代相互帮衬、并驾齐驱的真正知识分子队伍正在壮大。这将为下一亇二、三十年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人文发展造就有力的教育与文化资源。
周老先生是国内外驰名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在自《马氏文通》（1898年）祘起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期间被尊为中国最杰出的30位语言学家中，29位都作古了，只有他一人进入了21世纪。进入新世纪，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他要走出“专业的深井”，研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方面的书籍，首先是想了解中国、苏联和美国。他认为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通过读书、写作和思考，他希望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有所理解。他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路线发展的;资本主义是现实，社会主义是理想。他指出，《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论证。他说，“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可作为全球化的指路明灯。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当前的任务是：建设小康，志在大同。周老在最近致我的一封信中說：“世界历史原来是一道聚合运动，在纷乱扰攘的表面现象后面，有百川归海的全球化聚合规律。从规律看现象，所见所闻不是散乱的过眼浮云，而是生动活泼的演化事实了”。“四人帮的被粉碎，苏联的自动瓦觧，都是客观规律在起作用。”读者不难发现，周老从探索中国语言文字发展规律渐渐走向思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本书及其姊妹集《百岁新稿》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周老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嫁，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在这一段学术生涯中所获得的成功、成就和成绩，达到了近乎圆满的境界。原国家语委副主任陈章太先生在庆贺周老百龄华诞座谈会上以七个“最”字来评论他的贡献。陈先生说：周老是语言文字学界年龄最大的长者，同年龄段中身体最健康的学者之一，成果最丰硕的学者之一，知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工作最勤奋的学者之一，思想最新潮的学者之一和品格最髙尚的学者之一（见王鉄琨等编：《一生有光-------周有光先生百年寿辰纪念文集》第186—189页，语文出版社，2007年1月）。周先生的人生与学术生涯，实际上是由两个“同心圆”组成的，一个是他对语言文字学的贡献，社会与公众对此已作出了定论;另一个“圆圈”，是他走出“专业的深井”后，对历史、时代、文化、人生的反思以及他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追求，本书及其姊妹集《百岁新稿》纪录了他在这些方面的心得与创见。這二本杂文集与第一个“圆圈”中将近30本专业著作相比，虽然在数量上是少了，但书中涉及的主题、范畴和结论，是前者所不可比的。古人云：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无惧。我从周老先生身上仿佛看到了这三者的再现。我私心以为，周老在后一个“圆圈”中对学术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同样了不起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及对大国历史的分析，将越来越得到证实。
本书的编者实际上是周老先生本人。承蒙老先生抬爱，让我帮他做了一点点编务上的工作。协助103岁的超龄老人编就他的“最后一本书”，荣莫大焉。对于我这个晚辈来说，实在是一个难得的福分，令我终生难忘。
需要说明的是，《朝闻道集》是在《周有光网络文存》的基础上重编而成的。2007年6月，在郦家驹先生（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宴请周老先生的饭局上,原上海私立光华大学附中几位校友陪侍在侧。我斗胆向周老提出把他的文章登載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之《学术与争鸣》栏内。出乎我的意外，周老夫子竟欣然同意了。因周老的文稿是在老式文字处理机上打出来的，无法与网上兼容，网站的朋友们又重新用新的文本处理了一遍，他们费了很大的心血。我在这里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没有他们的辛劳，网友们不可能阅读到周老那么多文章。
2007年秋冬网络版上陸续登出的60篇文章，本书有4篇作了调整，即《什么是现代化》和《什么是全球化》，代替第2辑上的两首诗：《声韵母歌》和《新陋室铭》;《暖房经济效应》和《胡适和陈独秀的分道扬镳》，代替第6辑上的两首诗：《北海小游》和《贺兰山归来》。网络版上的附录原有5篇文章，有3篇的作者是周老先生的親属，按周老的意愿现在只保留一篇《我的爷爷》。本书附录新增了网站编辑叶子女士的一篇评述文章，此文在网上登出时点击率很高。另一篇由杞人先生编撰的周有光先生警句，也有很大的可读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刊登老先生文章的同时，本书摘要刊出了网友的点评，包括各种不同意见在内。周老说：“得到有益的批评，我心中十分高兴。如果招来谩骂，我要郑重感谢……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听到刺耳的声音，那是真正的时代进步”。周老胸襟宽广，为人处事仁厚，是学界公认的。难怪一位长者在网上说，我们与周老的差距，哪里仅仅是学问上的，首先还是道德操守上的差距。另一位读者在留言中，竟称年逾百岁的周老先生是“中国第一年轻思想家”。网友们留下的的许多话语，很值得我深思。
总而言之，多读奌周老先生的文章，我们身上就会多奌科学与民主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这是我的编后心得，不知广大读者以为如何？敬请批评赐教。
2008年3月20日于北京朝阳区拂林园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