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试目以待俄罗斯远东石油输出管道是从安加尔斯克铺到中国的大庆（安大线）还是铺到俄罗斯的太平洋港口纳霍德卡（安纳线）的时候，又有消息传出，俄德两国决定明年开始建设一条跨波罗的海从俄罗斯西北到德国的石油管道，提升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来满足欧盟的能源需求。另外，这条管道还可能进一步向西延伸到荷兰和英国。这样一来，疑问就不只是“安大”还是“安纳”，还有俄罗斯远东石油输出管道铺还是不铺，石油输出的重点向东还是向西的问题。石油输出本身是经贸关系，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罗斯外交的走向。所以，从中俄关系发展的特点和历程角度来观察，出现上述疑问就不奇怪了。

经济合作是中俄关系中的“软肋”

十多年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始终不均衡，与“热”的政治关系和“温”的军事关系相比，经济关系则是“凉”的。石油输出管道久拖不决、难有进展就是中俄关系不均衡发展的典型表现。

中俄关系中的亮点在无疑在政治方面。在国际政治舞台，在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朝核等问题上，中俄两国的立场非常一致；面对着美国试图建立单极世界、扩大北约集团、强化美日军事同盟、鼓吹新干涉主义以及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中俄两国更是紧密地站在一起，因为上述这些既不利于俄罗斯的和平与安全，也不利于中国的和平与安全。两国的军事关系也很引人注目，主要表现在俄罗斯对华的武器出售上。目前中国比较先进的飞机、军舰以及防空导弹方面都与俄罗斯有着比较大的联系。由于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共同利益，再加上俄罗斯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中俄在这方面的合作虽然也有限度，但还可能进一步发展。

相比之下，中俄之间的经济关系却是低水平的。在贸易往来方面，1998年，中俄双边贸易总额为54.8亿美元，其中出口为18.4亿美元，进口为36.4亿美元，分别比1997年下降了10.5%、9.7%和10.9%；1999年，中俄双边贸易总额为57.2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4.4%，其中出口14.97亿美元，下降18.6%，进口42.22亿美元，增长16%。而在这两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分别是549.36亿美元和614.26亿美元。到2002年，中俄贸易总额也只有119亿美元，而中日、中美和中韩之间的贸易总额分别为1000亿、920亿和441亿美元。在直接投资方面，到2002年底，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对华实际投资分别是398、363、215、152亿美元，英法德三国合计为242亿美元，而中俄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合同总额才不过几亿美元。总的看来，两国经济合作水平与它们的大国关系是不相称的，与它们的政治关系更不相称。

造成这种反差的重要原因主要是，中俄两国尽管在许多国际政治问题上与西方对立，但在经济发展方面却又都以同西方的关系为重，而彼此之间有经济依赖性和互补性却很小。所以，一方面，政治上两国领导人频繁地你来我往，友好条约和声明一个接一个；可另一方面，是经济上实质性的和重大的合作难有进展。

中俄关系朝着“平淡”发展的趋势

要看清楚“安大”和“安纳”背后的东西，还应当考虑到中俄关系的纵向发展由“热”到“温”的趋势。

第一，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西倾性”在普京执政以后越来越强烈。在欧洲大陆，可与法兰西、德意志相提并论的大国就是俄罗斯。然而，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处在东西方的交界线上，俄罗斯始终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即东方国家将它视为西方国家，而西方国家却将它视为东方国家。但从地缘、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东方面前，俄罗斯更倾向自己的西方“出身”。现在俄罗斯高层领导人，多半为战后出生的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更注重俄罗斯内政外交与西方的联系，把与西方的交往放在首位。无论是国内社会的价值取向方面，还是对外政策的重点方面，普京都把俄罗斯定位在“西方的欧洲”上面。

第二，中国人的“俄罗斯情结”和俄罗斯人的“中国情结”都进入了“终曲”阶段。上个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而60～70年代则是“反目”时期，80年代又是两国关系恢复时期。不论是哪个时期，好也罢，坏也罢，彼此都在对方心目中“重千钧”，形成了一种“俄罗斯情结”或“中国情结”。经过半个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怀有这些情结的人越来越少。比如在中国，与50年代轰轰烈烈地“全民学俄语”的壮观景象成为鲜明对照的是，现在是“全民学英语”，年轻的大学生成了“寄托”（对考GRE和TOFEL学生的戏称）的一代。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姑且不论，可是，它肯定不利于两国的交往。

第三，与上一条相联系，在信息化时代，中俄两国相互了解也呈“弱化”态势，而对西方的了解则呈“强化”态势，即通晓欧美的人多，知道俄罗斯的人少，了解中国的人少。对此可以用许多例子来说明，仅就因特网而言，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都是欧美的英文网站。无论中文网站还是俄文网站，实际上都是无法与之相抗衡的。在信息高速传播时代，中俄两国人民却不太容易通过快捷的多媒体手段相互沟通。

中俄关系由“热”变“温”并不坏事，实际上也是一种正常的表现。但无论如何，相互了解的基础“弱化”和彼此关系的“平淡”不能说是好事，其负面的影响已经反映在俄罗斯人对石油输出管道的态度和决策上面了。

国家利益与大国博弈

由于俄罗斯举棋不定，远东石油输出管道搅得中国人心神不安，可能是“安大”线的时候则喜，可能是“安纳”线的时候则怒，这种类型的喜和怒也时常出现在中俄关系中。在这方面，从1949年10月到1991年12月持续了43年的中苏关系史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喜”时（40年代末到5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定位极高，好得至少在表面上几乎已经无可复加，掩盖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作用的两国、两党的历史恩怨以及两大民族不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怒”时（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双方新账老账一起算，文攻武围不留余地，完全否定了曾经有过的友谊与合作。这样歪曲的中苏关系对中国和苏联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负面影响，新中国前30年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反苏联在一起。

这样的教训必须汲取，所以，应当以一颗平常心把俄罗斯的石油输出管道当作一件平常事来看待。

首先，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是至上的，各方有自己的考虑是正常和正当的。所以，不能单从中国角度来观察问题、来要求对方。有些从中国角度看是不合理的事情，从俄罗斯角度看可能就是合理的。反过来也是一样，俄罗斯也不应该单从它们的角度处事。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理智，多一份平和。既不要一厢情愿地找“亲密无间”的“挚友”，也不要妖魔化别人去树立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国际关系中的至理。

其次，国家之间在国际舞台上的交往是一种博弈，任何一方都希望从中得到好处，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抛开内部诸多因素不说，只就当事各国而言，俄罗斯是在以日本为筹码同中国讲价，以中国为筹码同日本讲价，以西方为筹码同东方讲价。在合作对象之间的竞争中，俄罗斯的收益只能增加而不会减少。对此，别国也无可厚非。这样的博弈告诉我们，俄罗斯不单独指望中国，中国也不要单独指望俄罗斯。中国应寻求多个合作伙伴并努力使它们处于与中国合作的竞争之中，从而获得最大好处。中国的能源和其它许多需国际合作的领域一样，既是巨大的需求，更是巨大的市场，归根到底主动权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