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帝的新衣：人文领域的变态
《开放》三月号刊出茉莉对德国瓦格纳教授的采访，又弹起十多年前老题目，中国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问题，不过，这一次变了调。这一切令人感到人生的可悲和荒诞。
某某候选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传说已经多年。在这个传说风头正健的时候，居然没有人敢于出来说不。大学、基金会，一些报纸和刊物，乃至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教授，甚至压宝于此。那些不入流的散文和诗，在各个刊物上如入无人之境，真的如皇帝的新衣那样。到今天，居然在中文中，“诺贝尔奖候选者“成为了一个头衔，成了诗人的新衣。
在文学领域中，诗人的新衣比世俗社会中皇帝的威力还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十几年前，汉学家们的鉴别力哪里去了呢？中国知识界的鉴别力又在哪里？！
《开放》四月号刊出曹长青写的文章,鞭辟入里地揭示了那些萎缩，偶尔有呻吟的大师们的真相。然而，人们也会要问，大师们难道能被豢养？！豢养能养出大师？！
豢养和大师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师绝对不会象张承志、梁晓声一类人如鱼得水。知识的追求，生命的追求，“大师“所具有的“才能“和“感觉“必然使他们感到彷惶、孤独，痛苦不堪。帕斯捷尔纳克如此，肖斯塔科维奇如此，索尔仁尼琴也如此......。
即使是生活在一般社会的作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出版言论自由，但是，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与尘世现实的冲突，依然使他们绝望。卡夫卡如此，海明威如此，加缪也如此......。
当代中国无大师，因为它不会容忍任何与共产主义文化相悖的文化现象存在，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成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及其作品，一般来说都是值得分析的。但是，最近二十年来，在海外和中国大陆有可能做出一些交流的时候，包括汉学家在内却没有人进行这样的分析研究工作。近年来在大陆掀起的潮流则是打掉真正的大师，如鲁迅、陈寅恪，取而代之，对于如此还不尽他们意的汉学家则放肆地攻击谩骂。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没有人对皇帝的新衣表示异议，就会有更恶劣的发展。
错位的中文世界，几近荒诞，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二、聪明的夏志清，错位的时空
冷战初期，左派，尤其是在文化、知识界中，借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势头，及二次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整个世界上继续占据强有力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时候，夏志清先生，写下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部书中，夏志清先生第一次把张爱玲和钱钟书作为文学家，给予超乎寻常的评价。他认为，张爱玲的《秧歌》是部不朽的小说，《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认为，他们两人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在那个时代，夏志清先生能够突兀拔起，提出这种看法，表现了他超乎寻常的判断力、才智和勇气。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应该说对人们在文学和人生上的追求肯定都是一种力排众议的促进。但是，夏志清先生当时可能没有料到，他的这些正确判断在此后几十年后竟然要自己为它下注脚。
其实，聪明的夏志清先生可能只是在转瞬之间没有料到世间对他的著述的另一种反应而已，读者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夏志清先生其后的微妙变化。
在张爱玲死后，他在悼念张爱玲的文章中，夏志清先生几乎是自言自语地为他的这一论述辩护，“早在1957年、1961年，我挑选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中国作家’，一点也没有错。（当时大陆文学不值得一读；台湾作家间，只有姜贵的《重阳》和《旋风》可同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相抗衡，但短篇小说他写得极少，也无法同《传奇》相比的。），本来这种评价对于当时在海峡两岸声望正如日中天的张爱玲，是不必辩护的，然而，多年来夏志清先生一直用这种方法暗示他还有话要说，这一次在张爱玲去世的悼念中，聪明的夏志清先生终于说出在这辩护后的另半句话。
“’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也许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夏志清先生就不必再把这句话牙青口白地说出来，但是，不幸，《中国现代小说史》蜚声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才能匮乏的中文世界，一个没有天才和大师、庸碌的时代。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评价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就自然走了味。
张爱玲的不凡之处在于，在四十年代，左派，革命文学甚嚣尘上的时候，她写出那种纯粹文学性的作品，描述出那个时代。和那种充满革命口号和革命情操，带有非文学眼镜描述社会的作品相比，张爱玲是出类拔萃的。
张爱玲的不凡之处还在于她的中文文字的功底，她的文字干净清新，然而，人们不应忘记，和前辈作家相比，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白话文发展已经有几十年了。至于对社会的观察和生活的感受，张爱玲也有她的聪明独到之处。这一切，到五十年代，虽然张爱玲并没有更多的力作问世，却由于时代更加矮小，愈益显示出张爱玲的卓越。但是，生在特殊时期，生在中国的张爱玲，如果离开政治和社会纯粹评价她的文学价值，她却最多不过是在文学的基本要求上加上了一点自己的聪明而已。也许这就是生活在黑暗时期，停滞时期的特点，作家花费最大量的气力做的是，克服各种对文学的扭曲，而不是文学的创作。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悲剧，对评论家来说是一个危险。如果把各种停滞时期作家的相对努力绝对化，那就不仅会损害作家的本来意义，也会影响到转型时期的气氛。
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纯熟地掌握了文字和文学的基本技巧，但是，和托尔斯泰、托斯妥也夫斯基、海明威、卡夫卡等大“家“或称文学大师相比，和中国的曹雪芹、鲁迅等大师相比，张爱玲是一个通俗作家。张爱玲的作品，以及她的名言“成名要早“和她处心积虑的尘世生活，都使我们看到，她的观察和描述清新，摆脱了社会和环境的束缚，然而，却远远没有超越社会和人生。作为作家和一般人的张爱玲的最大的特点是一个“俗“。这个“俗“字既使她写出活生生的生活，让人们看了叫绝，心跳，又使她追求尘世生活的各种“噱头“，戏剧性效果。这个“俗“既使她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又使她终于写不出任何超越时代的，象《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永别了武器》、《审判》，那样的传世作品，也使她终于不能和鲁迅同日而语。
本来，张爱玲的“俗“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在于对抗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对文学的亵渎，还文学于它的真正面目，还人们以真正的生活。而在这种意义上，这个“俗“字和“真“字是血肉相连的。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评价正在于此。然而，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推崇，和张爱玲到了下一代人手里，却只剩下一个俗。经过半个世纪，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已经深入到人们骨髓，这甚至包括港台和海外的作家，它没有消退的意思，而是辗转到“庸俗“来维持自己的存在。继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对文学和人们精神的阉割之后，居然张爱玲的“俗“字今天也成为那批文人继续阉割文学和人们灵魂的一把刀。
至于钱钟书及其作品《围城》也是如此。钱钟书智力超人，但是，学术和文学成就却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记忆的活动。它其中融有对生活的爱，追求和创造。它不是知识的陈列，而是一种洞穿和超越。就其文学价值，《围城》甚至不能和张爱玲的作品相比，至多是一部票友作品。但是，钱钟书的这部文学作品，在那个时代却确实具有意义。也许应该说它具有很大意义，然而也只是在那个时代。
一个旋律适合一个环境场合，时空错位就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效果，尤其是在特殊时代产生的旋律。
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作品的评价都没有错，但是，时空错位，几成荒诞。人们至今仍然在读百年以前，乃至数百年以前的大师的作品，《红楼梦》、《红与黑》、《复活》，人们可以预见百年以后，人们还会喜爱《阿Ｑ正传》，《丧钟为谁而鸣》、《城堡》、《局外人》和上述作品。但是，在夏志清之后，突然被中文世界吹捧到顶点的张爱玲和钱钟书，哪部作品能够和前述作品相比。以后也许会有人读他们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却都是只具有时代的意义，它们没有超越时代，没有刺穿人性和参透人生的惊心动魄。那时，人们就会看到夏志清之后的喧噪，几近荒谬。
其实，夏志清之所以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庸碌的、没有大师的时代，也几乎是必然的。虽然在西方的多元社会中能够造成有左派倾向的“大师“，但是，究其本质：其文字、概念、思维方法，对文学和生活的认识，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却不可能造就正常的文学和生活气氛，不可能造就大师。左派文学生于病态的环境，造就病态的时代。经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从左派文学发展到极权主义文化的全面统治后，没有深刻、痛苦的反叛和反省，继之而来的不是侏儒当道才是怪事。
失去个性，失去灵魂和精神的左派文化，极权主义文化所培养的知识分子，有能力接受的只有“庸俗“。当代大陆文化，及其知识分子淋漓尽至地表现了这种特点。
三．汉学家的两把刀，错位的学术
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在访谈中说，中国知识分子不承认西方的影响。其实，恰恰相反，反观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活动，他们不仅重视、承认西方的影响，而且很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影响。
从四九年到七九年，中国大陆社会整整“完全“封闭了三十年。它名副其实地是社会封闭、政治封闭、思想封闭、文化、知识封闭。诚如瓦格纳教授在有一次和笔者讨论时所说的那样，这种封闭没有知识分子的配合、协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细点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成名的一些年青知识分子，人们必须承认，西方汉学家协助造就了八十年代以后大陆的知识气氛。
当代西方汉学家在西方社会中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一方面和前述所呼应的竟然是，西方汉学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左派，甚至是极端的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另一方面由于汉语的艰难，很多学语言出身的“汉学家“，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专业却不是行家。这一点尤其在欧洲尤为显著。在美国，对中国各类问题的研究是分散在各问题相应的专业系或研究机构中，在欧洲则一揽子都在汉学系中。这为真正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局限！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汉学很多时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即不再是对中国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
前辈史家傅斯年先生曾经说，汉学的中心是在中国，当代人类学家张光直在接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时说，“要“把中研院办成当代汉学中心。这一细微变化就是近一个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起伏的结果。它值得人们思索的是，不是学术成果造成这种结果，而是西方在政治和物质实力的强势，和中国知识界的心态。因为，且不论对中国文字典籍的掌握，汉学家仍然远不如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港台海外），即便说到汉学家所正确看到的、且鄙视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最糟糕的思想方法问题，即治学方法问题，那也是如本文所述，是西方左派，“来自西方“的“共产党文化“影响的产物。而中国知识界的不正常的心态，盲目崇洋心态却是近百年来的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它甚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到如今，要想使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民众在对待西方时恢复正常心态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汉学家现在转而用另一把刀来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分子时，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应该拒绝这些批评，但是，汉学家们应该想到，一些被某些汉学家所看不起的“学养“不足的大陆知识分子名人，汉学家们对于他们的成名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即便那些共产党舆论制造出来的名人，如严家其、金观涛等人，汉学家们不也没有任何批评地进行了推波助澜的工作吗！
尽管事过境迁，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自圆其说并非容易的事情，象夏志清先生那样说了聪明话的人还要亡羊补牢，更遑论其他了。
瑞典的马悦然先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经说，北岛创造了全新的中文语言，顾城是一首会走路的诗，杨炼继续了先秦。
其后马悦然先生象夏志清先生那样，婉转地提到他和北岛谈起三十年代中国诗人的诗歌，北岛显然不了解。
现在，在瓦格纳教授的谈话中，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他说，“如果你问马悦然他本人想不想给一个中国人颁奖，他会说北岛可以，但是如果你继续施压追问，他也许会说，在差不多一百多个人可以获奖时，可以提这个北岛。但是如果你缩小到五十个、二十五个或者五个人，甚至一个人中，我想，即使由马悦然一个人做决定，这个奖也不会颁给北岛。你看北岛的诗也有很大的问题，他最早的诗有很超脱的独立性，他的意象和比喻个性很特别，但是两三年以后，基本上重复原来的意象，新的发展很少。北岛没有前进，许多中国作家也都是这样重复自己。倒是有许多中国画家到了西方，有了很大的突破。“（《开放》，99年3月号，“中国作家没资格拿诺贝尔奖“）
对同一个北岛和这一代诗人，美国哈佛大学的李欧梵先生则在他为北岛诗集写的序言《午夜歌手—谈北岛的诗》中有另一种论述。（台北，《联合报》副刊，95年10月10日、11日）对于北岛前期作品《回答》一诗，他说，
“我认为这只是几句口号，而不是诗。当然，念起来，用北京青年那股京片子腔调，’我—不—相—信！’（重音应该放在’不’字，并故意拉长）这几个字的挑战—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权威’、’反封建’的教条语境，但是纯以诗的立场来读—至少从一个外界的旁观者而言—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我们很容易在北岛早期诗中看到他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特征：惯用宏大的抽象名词（譬如时代、历史、真理）和充满激情的意象（如大火、燃烧）以及与大自然有关的字眼（如太阳、雷电）。“
“对我而言，一个诗人最珍贵的一点是他作品的特色和视野，所谓自成一体，对北岛这一代人真是谈何容易，因为我认为诗人的风格不能建立在艺术的真空，而必须和其所处的文化和语言作不停的’对话’。北岛这一代人的文化资源是贫乏的，成长于文化大革命之中，无从接触中国传统，仅能偷偷地从早年翻译的西方文学（当时是’内部’读物）中找寻滋养，并用之来对抗主宰一切生活的’毛文体’。然而，在这种环境下，语言的自觉性变成了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什么才是诗的语言？什么才是诗人自己的语言？文学的语言和现实的语言关系如何？又如何从现实中引申出诗的语言？这一连串的命题，当我在一九八六年在上海的一个学术会议中提出的时候，有些大陆的当权作家对我颇为反感，而那些对我的看法有反感的人当然更不满意《今天》所刊出的所谓’朦胧诗’，并斥之为艰涩难懂，而我却觉得这些年轻诗人正在作语言上的初步尝试，《今天》上的很多诗都是习作，并不完全成熟。而恰在此时，西方汉学家发现了北岛，一时惊为天人，视为奇才，并附带把《今天》杂志视为’地下刊物’，吹捧有加。我虽忝为’汉学家’，却自视为北岛的诤友，默默地看他在诗作中挣扎，当然我的基本态度是同情的，但也在文章中不乏批评。“
他认为，北岛在近期作品中得到第二次解放，逐渐有了“比较完整的’个人’—一个诗人的’主体’。“北岛“近期的诗写得越淡，味道反而越浓“，“希望台湾的读者不要以台湾的尺度来衡量它，而以开放的艺术眼光胸襟和情感，来体会它内中的深意。“
汉学家之间的这种矛盾之处如何解释呢？它不是看法不同，而是根本评价的改变和矛盾，是基本评价的转向。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大陆文学的评价上。近年来顾宾先生对伤痕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负面评价曾经招致大陆报纸的攻击。然而，把张贤亮、王蒙、谌容、张洁、丛维熙、张抗抗、戴厚英等人作品捧为上品，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不就是这些汉学家吗！而某些作家，及中国的舆论又借助这些海外声名更上一层楼。
下文我们将要具体分析的北岛，诚如李欧梵先生所说，被汉学家们“惊为天人“，是汉学家们制造出来的著名诗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北岛则也心领神会地爱护培养他和汉学家们的关系。
其实何止北岛，大部分靠汉学家出名的朦胧诗人都会非常油滑地在汉学家中混，既知道如何“唬住“汉学家，又知道如何和他们周旋。历史最具有讽刺性的是，在任何时期的人类社会中都是最不谙时势的诗人，却居然被封闭社会和汉学家共同制造出来一个最世故油滑的群体—“诗人群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事实上，人们只要稍微有一点研究能力，进行一点研究，就可以看到，北岛语言苍白，杨炼不了解先秦，顾城只会装腔作势，待到装不下去，就只有装疯杀人。
问题不是汉学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什么，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向西方人推荐这些作品的，如果推荐这些作品为诺贝尔奖候选，如果不加批评地推荐上述作家和伤痕文学，看不到它的过渡性质，那当然就会倒西方读者的胃口，从此不再注视、关心中国文学；当然会让人们感到受了欺骗；当然会产生错位：学术错位与人格错位。
如果当年介绍他们，或邀请他们出国时，就让他们和人们清楚：他们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们的语言和写作方法上基本上是极权主义文化的产物，通过他们可以看到共产党中国社会的动态和某些变化。也就是汉学家如果用一把刀，而不是二把刀来对待中国文学，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变态反应出现，北岛也不会为“候选“诺贝尔文学奖而弄得自己筋疲力尽，顾城也不会去杀人。这种人格错位的悲剧，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汉学家协助建立的。中文世界的“皇帝的新衣“是汉学家们协助裁剪的。
之所以会如此，一是由于汉学家们对中文的掌握程度，二是由于汉学家对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修养，三是由于文化差异，汉学家们无法正确把握中国“诗人“的人格和为人技术。其四就是左派汉学家自身存在的学术和思想问题。这是一种错位的学术
对于左派汉学家，确实，人们不能武断地说，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由于能力问题，接受不了严格的、分析的，必须步步扎实的“启蒙“主义的经验和理性的方法，而选择了这种整体式的思想方法。确实，人们也不能说，他们天生地是西方社会的失意者。但是，人们能够说的是，如果他们在学生时代，出于憧憬，误信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可以理解，那么，他们在其后到过中国，看到过文化大革命，了解到东方的极权主义，仍然对极权主义及其文化没有认识，那就令人遗憾了。事实就是如此，从歌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到推崇伤痕文学，从八十年代初期到今天，某些汉学家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中国官方和官方认可的知识界和文学界，从来对极权主义的中国没有过任何分析。从另一方面说，西方的这一代左派，生长于冷战时期的左派，就其才能和勇气也是不能和其前辈相比的。
但是，说到底，汉学家们这么“敢“讲话，除了在西方了解中国的人极少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知识界“宠“他们和“骗“他们的结果。
左派文化，两把刀的汉学，不可分割地纠织在一起对当代中国文化仍然产生着巨大的，难以名估的影响，当代中国无大师和这种影响有着很深的关系。如何能摆正我们自己的心态，既吸收汉学家们由西方社会所带来的好的方法，又能排除掉那种由于我们的自卑而带来的二把刀的影响，还要避免义和团心态，对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