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劫后相遇

“文革”末期，人民出版社组织一些大学外语系俄语老师翻译《列宁文稿》。辽宁大学外语系也接受了这样一项任务——翻译《列宁文稿》第7卷。“左派”力有未逮，只好让我这个摘帽“右派”来担任校改和定稿工作。工作过程里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到北京查资料，向一些专家学者请教。于是我就到了北京。

一天，我拿着人民出版社的介绍信，到了中共中央编译局，想向专家请教一些问题。编译局的有关同志让我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说那里有些专家可以跟我谈。

这样，我就到了那家招待所，把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提纲并在提纲落款上写了我的工作单位和名字交给了接待人员。那接待人员拿着上楼去了。我坐在楼下大厅里等待。

不一会儿，从楼上跑下来一个人，边跑边喊：

“牛克思！”

我定睛一看：阎明复！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儿看到他。二十多年不见，他仍然是在哈外专读书时的那个模样！那时我在一班，他在三班。我们的教室紧挨着。虽然我们没有太多来往，但我认识他，他哥哥阎明智是我们班的助理员（阎明智是在延安学的俄文，负责我们的思想和俄文学习辅导，相当于现在的辅导员或班主任）。他们是著名的阎宝航的儿子。我们当时只知道阎宝航是民主人士（因1946年6月在南京下关车站跟一些民主人士一起遭国民党特务殴打而名扬全国，其实他是党的重要地工干部——这是我多年以后才从报刊上知道的）。

一声“牛克思”把我拉回了1947年在哈外专学习的时代。那时我刚接触哲学和社会科学，有很多问题都觉得新鲜，而且那时也没有抓辫子戴帽子之类做法，同学们也都没有什么顾虑，所以大家常在一起探讨，辩论。我记得，我们有时争得不可开交，就找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王季愚同志评判是非对错——那时我们大家都认为王季愚是最有学问的一个人，而且领导和学生之间也没有什么距离，见领导是平常事。也许大家觉得我特爱辩论吧，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外号。从离开学生时代再也没人这么叫我了。想不到阎明复竟记得我的这个外号！

我们坐下，他没有容我提翻译问题，开门见山就开始介绍自己的情况：

“我刚从监狱出来。文革开始时，他们让我揭发刘少奇、杨尚昆，因为我给他们当过翻译。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我不能诬陷别人哪。他们不满意就把我抓了进去，一关就是八年，刚放出来。周总理叫我先到这儿来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说。”谈完自己的情况，他也谈到了他哥哥阎明智客死湖南的情况。他哥哥死的情况，我也听别人说过。阎明智文革期间被流放到湖南师范学院，住在学校的职工独身宿舍里，死了几天之后才被发现。

这样，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谈了一个上午，说到伤心处，他常常流下悲愤的眼泪。这是我们离开学校后第一次见面。多年不见而且在校时也没有深交，可是他像见到了老朋友似的那么热情坦率。这也是我被打成“右派”以后，第一次遇到有人对我这么亲热。

二，一个没想到的中秋节

我第二次遇到阎明复是在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那是两三年以后了。

此前我们系接受了商务印书馆翻译《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10 卷的任务。我负责校订译稿。爲了查资料，我又到了北京。这次是拿着商务印书馆的介绍信到处跑。

一天，我到中国大百科出版社查资料。我正在低头读资料，猛然听到有人喊我。我抬头一看，是阎明复！他张嘴就说：

“组织上不用我的俄文，把我派到这里来当副主编了。”

我们谈了几句，他约我到他家去坐坐。我当然很高兴。指定的日子是某一天的晚上。他把地址告诉了我。

约好的日子到了。我坐上公共汽车向他指定的地址赶去。看到车外月亮又圆又亮，路口很多烧纸的，气氛跟平日不一样，我心里开始琢磨是怎么回事。等到了他家门口，我才恍然大悟：“噢，今天是中秋节啊。”糟了，怎么过节到人家家里来！可是既然答应了人家，也不能不进门哪。应当带点儿什么礼物，但已来不及买了。

家里只有他和夫人俩，已经准备了一桌子菜。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谈话间，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在外地，没有回来。只有我们仨在一起过节。边吃边聊。他的夫人话不多。我有些拘束。说话最多的是阎明复。他讲得最多的文革中间的遭遇。有一段时间，他们全家三口，被分到了三个地方。他和夫人被分别赶到了乡下，女儿由保姆带着住到了保姆家。一家三口，天各一方。讲着讲着，他就泣不成声了。我只好安慰他几句，尽管我知道我的安慰是无力的。

这个中秋节，我终生难忘：远离亲人，在外地出差，没想到过了一个温馨的难忘的中秋节！

三，咫尺天涯

大概又过了四五年，我又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到北京去查资料。这时我的右派问题早已得到改正，评上了副教授，而且在多年被迫沉默之后，我已开始发表译作和文章了。这次到北京，我已不觉得自己矮人一截了。我去拜访了我一个官职很高的哈外专同班同学。前不久，他到沈阳出差，听说我在沈阳，特意到家里来拜访过我，所以我决定去回访他。我们很谈得来。谈话间，我跟他说，阎明复给我的印象不错，我还想找时间去看看他。我的这位同学深谙中国官场规矩，大概是怕我去访问遭遇尴尬吧，好意地劝我说：“他现在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啦。官做大了，你最好别去啦。”我想也对。連这次见這位同學都不容易：接待人员再三盘问，就是不肯给我通报，直到我说我是他的老同学，是他约我来的，那接待人员才让我跟他联系上。阎明复现在官阶比他高得多，肯定去访问遇到的麻烦也要多得多。正像中国古话说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阎明复本人倒不一定会对我摆官架子。过去两次接触的经验，使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后来听到的一件事更加深了我的看法。原哈外专副校长赵洵1988年逝世，按规定是不够资格在《人民日报》上发讣告的，但她昔日的学生们特别敬爱这位老校长，一心想在《人民日报》上发个讣告。最后还是找到阎明复才得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条长消息。虽然官做大了，但阎明复的心还是跟同学们贴在一起的。

质朴热情，不忘故旧，这就是我认识的阎明复！

可是下面的那些秘书警卫层层设防，却实在令人望而生畏。因此，我还是决定不去拜访他了。

八九事件，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阎明复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在电视上看到他陪同赵紫阳去劝说学生撤回学校去。他还是我印象中的那个样子：质朴，诚恳，热情。我心里不禁对他充满了感佩之情。等得知他因此招来麻烦时，我感到十分惋惜。后来，读到他复出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的消息，我心里总算得到了些微安慰：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时代进步了，我们的国家也进步了。

他青云直上的时候，见他不易；他被人打倒在地的时候，见他更不易——原因不用多说，熟悉中国政坛惯例的人都知道。只能在报纸上电视上看看了：想安慰他几句也办不到，真是咫尺天涯!

2006 年9月5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