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书，其题目为《西方死亡哲学》。《和雅》杂志主编孙博红先生最近与我联系，告诉我他曾读过我的这本书，并希望我为《和雅》写一篇关于西方哲学家生命观的短文。《西方死亡哲学》着重谈的是西方哲学家的死亡观，虽然由于生死一如的缘故而与西方哲学家的生命观息息相关，但西方哲学家的生命观和死亡观毕竟分属两个概念领域，从而有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理论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独写一篇阐述西方哲学家生命观的文章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生命问题是人类文化的核心问题。《周易》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之谓也。无论是观乎天文，还是观乎人文，都是人类的生命活动，都是一种人化活动。离开了人类生命活动，是无所谓文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各门科学所讲的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人类生命活动。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其中心点和着眼点自然是人类的生命活动。
然而，在世界上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生命，天上飞的小鸟有生命，地上爬的蚂蚁有生命，海中游的鱼儿有生命，甚至花园里的小草也有生命。佛教所讲的“众生”或“有情世界”显然是把人之外的动物包括在内的。那么，人的生命与其他类型的生命的区别究竟在那里呢？西方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出了种种不同的说法。
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家断言，人的生命的根本特征在于人具有理性。他们有一个最普通的说法，就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说法，在西方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有生命的事物都有灵魂，不仅人有灵魂，而且植物和动物也都有灵魂。植物的灵魂被称作营养灵魂，因为它只具有消化与繁殖的功能；动物的灵魂被称作感性灵魂，这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感性知觉和欲望功能的缘故。人类的灵魂则被称作理性灵魂，因为人的灵魂不仅具有营养的功能和感知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思维或推理的功能。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那个“几希”不是别的，正是人的“理性”。所以，他给人下了一个在西方哲学界千古流传的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思故我在”，讲“自我”不在于人的身体而在于人的“心灵”的。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家之所以主张人是理性的动物，主要出于下面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人由于具有理性而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从而能够在深层次地认识自然的基础上，比较充分地利用自然、控制自然和征服自然；其次，是为了使人能够摆脱感性欲望的束缚，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过一种有高级趣味的有道德意蕴的生活；最后，是为了使人获得自由，过一种像庄子所说的那样一种“物物而不役于物”的“逍遥自在”的生活。
然而，既然“人是理性的动物”，他也就不能仅仅具有理性，仅仅具有认知能力，仅仅具有知识，仅仅具有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仅仅只是一个灵魂或心灵。为要成为人，他首先就必须像动物那样，具有肉体，具有感觉、欲望和意志，一句话，他就必须同时具有非理性或“动物性”。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根本功绩正在于他明确宣布：他的“新哲学”的出发点不再是强调“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而是“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正在于他直截了当地用他的“我欲故我在”的哲学公式取代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尼采之所以在诸多生命哲学家中鹤立鸡群，不仅在于他不遗余力地呼吁我们要“拼命地去感受生命”，要“像爱一个使我们怀疑的女子”那样去“爱生命”，而且还在于他是在“返回肉体”的“意义”上来谈论“生命”的。他反复强调的是人的肉体存在所具有的“终极意义”，是与理性认识相比，“肉体现象”是一种“更丰富、更清晰、更易把握的现象”这样一种观点。差不多与费尔巴哈和尼采同时代的恩格斯则从生物进化论的立场明确肯定了他们的观点。他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然而，人的“动物性”既然是“人”的动物性，也就是一种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动物性”。人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动物性或肉体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突出和强调了人与动物的同一性，而且更在于其突出和强调了人与动物的差异性。诚然，人与其他动物一样，都有一个“食、色”的问题，但是，我们在人的肉体性和动物性中还可以进而看到更深层的东西。例如，从人的“肉体性”或“动物性”中，我们能够非常容易地看到人的“在世性”，看到人与他人和万物的普遍关联，萌生出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万物一体的人生境界，或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一种“天地境界”。尼采把“返回肉体”与“返回大地”和“给大地以人类的意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在是意境高远。其次，从人的肉体性或动物性中，我们还容易看到人与无生命事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一种具有时间性的动物，一种面向未来而在的东西。无生命事物的基本属性在于它的空间性、完成性和现成性。人作为具有欲望、情感、意志和理性的动物，他不仅具有“在世”的品格，而且还具有“能在”的品格。他必须在时间中，在自我的不断超越中去“实现”自己和“成就自己”，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诚然，就现有的存在形态而言，人与万物和其他动物一样，也是有限的，但是其区别于后者的地方却在于他是一种面向未来、面向无限而在的东西，他是一种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海德格尔所谓“向死而在”，我国叔孙豹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和“立言”）或“死而不朽”，即是谓此。人生在世，固然要保存生命，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尽力提升生命，尽可能多地赋予生命以“不朽”的意义和价值。苏格拉底所谓“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即是谓此。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面向未来和无限而在的人通过自己的坚忍不拔的创造性劳作和无私奉献才能付诸实施的。而人所特有的这样一种自己超越自己、自己实现自己和自己成就自己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为人生价值标杆的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首名诗，永远是我们的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的最好的注脚。
原载《和雅》生命专刊，2008年第二期第16-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