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漫长岁月里，中国一直是一个世界人口大国。可以说，中国古代人口的发展总体上比较均衡，这不仅体现在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上，也体现为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及资源环境较为匹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与中国人的生命观、社会组织方式、政治制度、科技及医学水平等许多因素有关。其中，中国古代的生命观应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至少在以下几方面积极地影响了中国古代人口的发展。

第一，天地以生物为美，一切生命的健全成长是天地大生命必不可少的一环，故而只有每一个生命都健全成长、健康发育才符合天地之道。“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古人认为，天地是一个大生命，天地生命的灵动表现为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一方面，天地本身按照自身的规律四季更替，循环往复，而生机不息;另一方面，天地生育万物，万物生而又死，死而又生，而生命永存。《周易·系辞上》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句话强调的就是：生命是天地最大的财富，而生命的生机与活力体现为无数生命的生生不息，包括它们从生到死的往复循环。这一生命生生不息的思想，在道家学说中也受到推崇。《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为“天地根”，它“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就是在讲天地之道“孕育万物而生生不息”。正因如此，过去人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因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古人的上述思想，蕴含这样的思想：宇宙间生命最重要，每一个生命——包括植物、动物等都有健康成长的权利，都有不可剥夺的价值，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天地的产物，都是宇宙大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种生命观出发，自然会要求我们珍爱生命，葆育生命，对生命不可随意侵伐、伤害。

第二，人得天地之精华，为万物之灵，因此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珍贵、最值得珍爱和精养的。《左传》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天地之中”，或可理解为天地精华，故“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则说得更具体，称人“肖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因为人效天地，禀五常，故为天地最灵，为“天地之心”。说人是天地至灵、万物精粹，指的是人有先天的道德禀赋和自觉意识，只有人有可能确立道德、承担责任，成为天地的主人。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热爱人类生命，葆养人类生命，把人类引向成熟、自觉、有道德责任和义务担当的方向，是人类尤其重要的责任。

第三，古人认为，阴阳交感是一切事物、一切生命赖以诞生并顺利成长的根本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种阴阳生命观不仅体现在万物诞生上，还体现在万物生长上。即一切事物、一切生命都只能通过阴阳平衡、内外和谐来实现健康成长。这不仅是《易传》的说法，也是诸子百家的共同观点。《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只有阴阳和谐，万物才能健全成长。这种生命观，从今天的角度看，首先可以理解为支持男女平衡的思想。男女双方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关系上都保持协调平衡，是促进人口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掌握阴阳之道，就是掌握万物及人类生命成长的规律，而人口发展应建立在对生命规律的充分认识上。

第四，人类生命的健全成长依赖于合理的内部关系，尤其是分工合理、关系协调，才能整体健康发展。《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这段话主要是讲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内部关系结构，包括君臣、父子、男女、兄弟、朋友、长幼等各种关系，只有这些关系都做到了协调、平衡、合理，人类才能长久生存，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可持续发展。从人口的角度讲，男女比例失调，老幼年龄失衡，将会导致人类社会从内部败坏，甚至机制崩溃。

从根本上说，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整个宇宙息息相关，需要与自然甚至是整个宇宙的运行保持一致，否则必自取灭亡。《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提醒人类不可狂妄自大，要时刻倾听宇宙的声音、洞察天地的信息，要认识到人的生命是宇宙大生命的一部分，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违背天道，只有“协于天地之性”，才能“长久”。天地之道的根本在于“和”，只有“与天地和”，才能“明白于天地之德”;“和故百物不失”;“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从人口的角度看，人口无节制的增长，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是对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破坏;人口无止境的衰减，导致生产力下降、生命力枯萎，也是对人类与自然关系既有平衡的破坏，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