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哲学家贺麟发表《自由主义与学术》一文，提出“自由主义往哪里去”的问题。他说：“对于自由主义，我个人近来因濡染较深，似乎比较有了好感。我仿佛觉得自由主义足以代表一般书生学者对于政治的共同信念。如注重理性和自由批评，注重个性发展，民主政治，注重缓进改革或不流血的革命等，就是学者们对政治的共同态度。有了一二十年教书经历的人，即使他原来是再激烈没有的极端分子，也会变成自由主义者而不自觉。”

其实，贺麟（1902—1992）早年对自由主义并无好感，在他“曾亲承教言”的梁启超身上，他看到了自由主义者的悲哀，为什么？因为主张缓进改革，所以最容易和旧势力妥协。他进一步指出自由主义的三个缺点，一、自由主义注重批评和怀疑，主张打破偶像崇拜，让个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反对铁的纪律和严格训练，使单纯、热情的青年很难接受。二、自由主义重理性、反权威，不适合知识程度很低的民众，“不能成为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民众运动”，因为“自由主义无宗教或礼教感人于无形的权威，无法律制裁人，无武力统治人的权威”。三、自由主义是离心的，多元的，容忍歧见的，比较合用于和平时期。“而当国家在危急存亡之秋，则需要向心的一元的中心思想以定趋向，一人心而收团结人民，统一国家的效果。”他对蒋介石、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支持都与抗战这个大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认为三民主义注重自由民主和平，最富有自由主义色彩，与法西斯主义、与其他极权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并不是什么“不谈主义的主义”，他因此提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建筑在国民党内外的自由主义者之开诚合作上面”，呼吁自由主义者“勿自外于三民主义勿自外于国民党”。

贺麟的专业本来是纯粹哲学，早年在清华学校曾师从梁启超，1926年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再去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在怀特海、哈特曼等著名哲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研究。从1931年回国起，长期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执教，从事哲学教育和研究，在组织和领导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名重要一时的哲学家。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多次召见，曾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的侍从室在抗日战争期间直接支持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对此，他充满感激之情：“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

当然，贺麟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感，并没有使他因此放弃对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尊严的追求。1946年，他写下《学术与政治》一文（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与人生》），一再阐明“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观点。他开宗明义指出“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政治力量一侵犯了学术的独立自主，则政治便陷于专制，反民主。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不单是保持学术的净洁，同时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政府之尊重学术，亦不啻尊重民主。”“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在他看来，争取学术的独立和尊严，就是争取人格的自由独立与尊严，学术不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也不能为经济所左右。“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它是独立的，不是依赖的。它的自由独立，是许多有精神修养，忠贞不二的学术界的先进，竭力奋斗争取得来的基业。学术失掉了独立自由就等于学术丧失了它的本质和它伟大的神圣使命。”

他甚至说，为了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生命，亦所不惜。”这番话掷地有声，几乎称得上是一篇学术自由的宣言，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