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科技标准化，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否有可能得以幸存并得到发展？多元的文化生态是否可以得到保护和保存？在这样一个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前，我们所从事的文学研究或比较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能作出什么贡献？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正如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往往要回顾和重新参照古希腊和希伯莱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西周末年（约公元前七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西周末年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指出西周将灭，就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他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

齐国的大臣晏婴（卒于公元前500年）进一步解释了伯阳父的思想。有一次他拜见齐侯时，齐侯对他说：“唯据与我和”。“据”指的是齐侯侍臣，姓梁，名丘据。晏婴说：“梁丘据不过是求‘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呢”？齐侯问：“‘和’与‘同’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引出晏婴的一大篇议论。他认为“不同”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例如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才能成其为菜肴；音乐，必须有“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等等“不同”，才能“相济相成”。晏婴说，像梁丘据那样的人，你说对，他也说对，你说不对，他也说不对，有什么用呢？此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因此，孔子（BC.551——BC.479）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

但这里提出的“不同”，并不是互不相关，各种“不同”因素之间，必须有“和”，“和”就是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和”在中国是一个古字，见于金文和简文。“和”在古汉语中，作为动词，表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并非融合为一）。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帮”（这里强调的是“万帮”，而不是融为“一帮”）。古“和”字还有“顺其道而行之”，不过分，得其中道的意思。如《广韵》：“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新书•道术》：“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都是和谐适度的意思。

“和而不同” 原则认为事物虽各有不同，但决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在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人的关系，道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内探讨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庄子的最高理想是 “太和万物”，使世界达到最完满的和谐。作为儒家核心的道德伦常观念，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等双方面的行为规范，力图找到两者之间关系的和谐和适度。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礼”是共同遵守的原则和规范，它必须在和谐、适度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这种在“适度”的基础上，不断开放，不断追求新的和谐和发展的精神，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二）

目前，尊重差别，已成为相当多人的共识。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贝托•埃柯 (Umberto Eco) 在1999年纪念波洛尼亚大学成立900周年大会的主题讲演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

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思维方式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传统的逻辑学范式是以主观和客观的分离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承认不变的规律、强调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新起的现象学范式则以不确定性为核心、强调主客合一，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因主体的激情、欲望、意志和观察事物的立场和角度的变动而变动。最近盛行的互动认知(reciprocal cognition)方式，则着重从“他者”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例如法国的于连（Francois Jullien） 教授认为西方人需要穿越中国才能更好地阅读希腊，“因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 。在2000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 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 巴黎新索邦大学)特别提出：“弗郎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

由此可见，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还是为了认知方式本身发展的需要，重视“差异”，坚持“和而不同”原则都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要真正作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主要障碍来自当前盛行的两种思潮：第一种思潮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普遍主义、新雅各宾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第二种思潮属于后殖民时代的绝对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等。

随着经济和科技一体化程度和传媒的普及程度在全球迅速增长，世界各地都很难避免每时每刻都受到某种强势文化的冲击。“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而膨胀起来。“普遍主义”认为，无论主观或客观，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遵守某种特定的、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社会、政治、文化范式。犹如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政治，甚至军事手段“代全人类立言”，将他们的道德信条强加于人，最后转变为道德暴政，以牺牲千百万人的意志和生命为代价，以贯彻他们自以为是的主观信念。新保守主义与此略有不同，他们强调千百年来，人类共同创造的美好事物和道德信念不会随历史的发展而被湮没，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重复显现，这就是理应被各时代、各民族所尊重的“普遍性”。从理论上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对，他们的问题在于认为这种脱离了具体时空的“普遍价值”与“德行”不仅亘万古而不变，甚且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极力崇拜抽象的同一性，而对历史和地域形成的特殊性一概加以贬斥，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崇尚的“普遍价值”又多半局限于西方的价值标准，很难将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念包容在内，当他们企图将一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人而受到抵抗时，他们就会逐渐演变为新的雅各宾党，诉诸暴力，而形成新的文化霸权，结果就是中国传统所屏弃的“以同裨同”。

作为“全球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认为普遍主义者指为“普遍”的东西多是独断的、僵化的，并有强加于人的暴力倾向；他们反对任何结构的制约，认为不存在中心，也没有所谓普遍性，只有互不关联的特殊性。他们强调的后现代主义的“无深度概念”消解了一切现象与本质，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与特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所谓能指的漂浮），使一切事物成为既无时间连续性，又无空间相关性的孤立个体，他们都只强调差别而忽视联系。文化孤立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都是为保持既有差异而反对相互影响交流和压制更新的。其实，只承认“差别”远远不够，重要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不同的个体，而是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联结起来的，同时又保存着原有差异的不同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中国古训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强调的就是各种因素虽各有不同，但决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也就是如何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

全球化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对峙也是西方文化传统长期讨论的“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命题的现代表现。早在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就已经深入讨论过这个命题，并指出个别和一般不可分割；黑格尔更是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证和发展。然而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两者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重新沟通和弥合这种断裂是发展多元文化，保护文化生态，缓解文化冲突的重要环节。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与“普遍与特殊”的命题虽然并不相同，它所探讨的是各有特殊性的“不同”事物如何相依相存，协调并进而达到“和”的境界。但也许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有益于解决“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断裂。

（三）

事实上，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可以说从古至今，各种不同文化都在竭力探索这些有关生存之道的共同困惑，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持续的交流互动，也许可以把我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在沟通普遍性与特殊性，发展文化多元化，保护文化生态等方面，文学艺术可以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体现着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而使欣赏者产生共鸣，同时又是作者本人的个人经验、个人想象与个人言说。伟大作品在被创造时，总是从自身文化出发，筑起自身的文化壁垒，使自己具有民族特色；在被欣赏时，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而撤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要削弱以至消解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最根本的关键就是普通人们之间的宽容、沟通和理解。文学涉及人类的感情和心灵，较少功利打算，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中的共同话题总是十分丰富的，如关于“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人类末日”、“乌托邦现象”“遁世思想”等等。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回响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回声，又同时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的取舍与诠释。通过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多次往返对话，这些问题就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的最圆满的解答，同时为这些问题开放更广阔的视野和前景，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就由此得到了沟通与理解。文学理论就是要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出新的理论，总结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创作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印度、希腊、阿拉伯、非洲、中国对文学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文学理论要寻求文学问题的深入解决就不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中来寻求答案，而要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新的解释；在这种新的解释中，各种文化体系都将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文学理论的未来很可能是建构在异质文化之间文学互识、互证、互补的过程中。这样的文学理论将对人类不同文化的沟通作出重要贡献。

跨学科文学研究是未来文学理论的另一个支柱。由于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二十一世纪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更多地集中于人类如何面对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挑战。科学的发展为文学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观念。十九世纪，进化论曾全面刷新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二十世纪，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学第二定律以及熵的观念对文学的影响也决不亚于进化论之于十九世纪文学。如果说十九世纪是机械学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将向人类展开一个过去人类连想也不敢想的生物学世纪。由世界六国科学家联手合作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完成定序，人类遗传密码将被破译，人类即可开始探究、分析生命的蓝图。这将深刻地改变现有的哲学、伦理、法律等观念，并将对社会、经济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对于基因的排列和变异的研究，对于克隆技术关于生物甚至人的“复制”技术的实现，体外受精、“精子银行”对于传统家庭关系的冲击，以及人类在宇宙空间存在的心态所引起的种种道德伦理问题等等，这一切都对人文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这些问题无一不首先显示在文学中。千奇百怪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预先描写了科学脱离人文目标，异化为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时人所面临的悲惨前景……这些都还有待于未来的专文论述。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与文学研究之间的整合必将为文学理论的发展翻开全新的一页。在新世纪，文学理论和人文学科的其他一切领域一样，都将会经历难以想象的颠覆和重建。现在不少年轻人都在谈论文学理论的无用和即将消亡。我们之所以仍抱有一线希望，是因为我们心目中的文学理论将是建立在全新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基础上，它将有益于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

无庸讳言，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也很难预测其前景的新时期。在全球“一体化”的阴影下，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宽容，开通和拓宽各种沟通的途径，也许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唯一希望。我相信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跨文化与跨学科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在消减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改善后现代主义造成的离散、孤立、绝缘状态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