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些回忆文章里，人们说得最多的是1977年的恢复高考。而我却还记得1966、1973和1977等年份，那都是历史的转折期。“历史的转折期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余秋雨语）。我“有幸”亲历过了，我那遥远而葱郁如希望之树的大学梦里，于是就有了一圈圈苦涩而深刻的高考年轮……
一、一九六六年
大学梦该是从小就有的。
三岁时，我上海的亲爷把我交给父亲时，对父亲说，你让他读书吧。你培养他读小学，我就培养他读中学；你培养他读中学，我就培养他读大学。父亲说，好。他们这样约定。
其实，这种约定是多余的。我父亲虽是农民，但一生崇文。他自己只读半年书，却自学达到中学文化水平。我刚会说话，父母就教我念自问自答的儿歌：长大做什么？读大学。大学读了做什么？赚钞票。钞票赚来做什么？供阿爸供姆妈供老婆供儿！指导思想不大正确，但父母让我读书该是没问题的。于是，我的大学梦小树一样随着我的长大而长大。
到了考上温州一中的第二年，我父母相继生病了。先是母亲患胃病，到温州住院一个月后回家。不久，父亲的脚被生锈钉戳了，破伤风，脚板肿得像砖头。到温州住院、开刀，却留下后遗症：伤口不愈合，终年流水流脓。父亲本是干农活的好手，却因脚伤不能下田，人便蔫了矮了。生产队照顾，让他当抽水机管水员。收入就减少。两人医病，本就不多的家底花光了，生计也成问题。有人对父亲说，快让文起回家种田，何必把自己苦死？父亲只是苦笑，却没有叫我回家。我于心不安，写信给亲爷，说家里困难，回家帮父亲种田去。亲爷来信，叫我千万不要停学，由他每月寄我七元钱（其中一元是大姐给的）生活费，算是践了上辈人当年的约定。
这以后，我虽继续读书，但心中不是滋味。看父亲瘸一只脚干活，总觉愧疚万分。我把这种苦恼对虹桥中学我初中的老师说了。老师开导说，这有什么？哪个父母不为子女做牛马？你要考上大学，就对得起父亲。
这话给我安慰，让我心安理得地把高中读完,并下决心考上大学报答父母。
这是1965年的冬天，我读高一。温一中是温州名校，升学率高，我成绩好，出身又好，圆我两代人的大学梦是不会有问题的。没成想1966读高二那年，我一只脚就要伸进大学门槛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二、一九七一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谁都没想到是大革文化命的，谁都没想到这一革就是十年。虽说学校乱成一锅粥，但没说不上大学。上头有话，说在“文革”中表现好的，过两年就能上大学。这给我幻想。书不能读，我会拉琴，就到红卫兵宣传队拉二胡、小提琴当乐队去。我勤奋练琴，想过一两年“文革”结束了就去考音乐学院，这是我的冷门。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到1968年，中央下了文件，要“三届生”（六六、六七、六八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全部“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当工人、农民去。我农村出来，只有一个面向，回家当农民。
希望肥皂泡般一个个地破灭，大学梦就闷死在心里成一圈圈苦涩的年轮。我的思想产生巨大的落差，觉得自己受骗了，觉得这一辈子书读错了。看看和我一起劳动的农民们这么健壮、这么满足于现状。就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读书只能增加我对痛苦的敏感。我恨书，恨书让我想入非非。我把多年读过的教科书、资料和课外书全卖了。又觉得走出虹桥走到温一中这段路走错了。既然走出去又走回来，何必出去？这只能给我痛苦，就如看过光明的人成了瞎子，还不如生来就瞎！我又把在校期间的来往信件和拍的照片全烧了，让自己完完全全还原到“0”。我起早摸黑随父亲下生产队劳动；我还跟朋友学木匠；我还到永嘉山里背树做咸菜桶腌咸菜；我种菜种瓜腌菜担到芙蓉山区贩卖；我又在二十岁的时候结了婚……总之，我穿最破的衣服干最累的活；我北不出大荆，南不出乐成，也不给同学朋友写信，把自己封闭在家里田里。我用近于自戕的行为惩罚自己，努力把自己速成为原创农民。于是，我成了生产队里皮肤最黑打扮最农民的农民。1968年底，我穿草鞋戴箬笠到县“知青办”开回乡介绍信时，工作人员问：你弟弟为何自己不来？
事实上，我把自己给忘了。那两年，别说大学梦，连吃好些空闲些的想头都没有。我希望自己是一介草民，愚昧无知头脑简单的草民。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傅天佑来动员我一起去代课教书，我才想起自己，愣半天，问：要我吗？天佑说：怎么不要？我们是难得的好教师啊。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什么都能教，还有音乐，还有体育（天佑是县篮球队队员），哪个校长不摊开双手接我们？我半信半疑地跟天佑去虹桥区教办申请代课。天佑给领导递烟我递烟；天佑陪领导抽烟我也抽烟。天佑会抽烟，我不会，就恶心头晕、中暑似的（后来知道是晕烟）。终于，好几个学校的校长抢着要我们。最后是南岳中学的倪校长发话：这两位是我南岳中学的人了，谁抢，我跟谁急！倪校长在“文革”中是有背景的，他一说，谁都不吱声。天佑说，不能便宜他，要他把我们的老婆也安排了。我说，可能吗？天佑说，我去说。于是，我和天佑真的夫妻双双到南岳教书去。我们代课，老婆是民办教师。
现在有句话常说：你知道你是谁？那时候没这话，我却真不知道我是谁。那时有自尊自信吗？没有。我感谢天佑老兄，是他鼓励我又一次走出农门。当时，我没意识到这对我的一生会有什么作用。倒是我的小姨子老二意识到了。她从武汉写信给我说：如今先把书来教，将来再把大学上！
我突然醒过来：还有个大学梦哪！多么遥远多么艰难的梦，还能做吗？
这是1971年的春天，“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大学已停止招生好多年了。
三、一九七三年
好容易到了1973年，上头有精神，说大学要恢复招生考试，但要单位举荐，报考名额按系统分配。我的单位虽在杏湾小学，但是临时代课，户粮关系还在虹桥镇一村大队，我还是农民，要由大队推荐。这对我来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雄关。因“文革”开始，我那当支部书记的堂兄就被打倒了。我父亲也因解放前当过道士受冲击，成为“运动员”。加上我妻子家庭成份不好，想大队推荐就难如登天。但我不死心，去公社打听消息，听说大队里分到一个名额，就多处活动，求神拜佛，回话有好听也有难听的。结果可想而知，我没戏。后来，这次考试被“白卷英雄”张铁生搅了，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不考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了。就想，我就算推荐上了也白搭。
又一圈苦涩的年轮。
然而，事不成梦却未泯。每看到熟人、同学、学生被推荐上大学了，我心中总像虫叮蚊咬似的，痒痒的痛痛的苦苦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终于粉碎了“四人帮”。我看到希望，看到前途。我拿起笔，想用文艺创作走出一条新路。1977年，我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写了小瓯剧《捉蟹记》（与人合作）、表演唱《戴红花》，以及乐清莲花《擂战鼓》、乐清花鼓《百花朝阳》、小歌舞《欢庆十一大》等。我为它们谱曲，参加了乐清县文艺会演并得了许多奖。这给了我鼓舞，自以为找到了新时期我自己新的人生道路。于是，我文思泉涌，又以民歌体创作了小诗《不除四人帮恨难平》、《东海渔歌》、《金山银山舱中堆》等，还以温州鼓词的形式，创作了长诗《送雨衣》。我将平生第一次创作的这些文学作品寄出去投稿，想以此走出一条作家的道路，我还想调离杏湾这个小渔村到虹桥中学任教。我雄心勃勃，以为道路就在脚下。
然而，生活却给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由于派性问题，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中我的不同派即所谓路线正确派掌权，他们将我打入“另册”。因我在“批林批孔”时当过学校的教导主任，就被作为这个公社中小学中错误路线人物来批判。又对我采取变相的专政措施，把我的宿舍从全校最高的三楼小间搬到全校最低的楼梯下地下室，让几百个学生天天在我头顶上“咚咚咚”地踩来踩去；寄出去的几首小诗要发表了却因政审通不过而泡汤。我那几百行的长篇鼓词《送雨衣》下场更惨，《杭州文艺》同意发表来函请学校政审盖章，头头一边写信不同意发表，一边要我交出原稿审查。审查半月后退回，原稿被撕好几页（说是孩子撕的，不知是撕了还是擦屁股了）。我千方百计活动调虹桥中学教书，虹中同意了，却被主管的“区教办”头头（也是另一派头头提拔的）卡住，事后训斥我说，你别想走，“地富反坏”一样老老实实在杏湾呆着……
1977年底，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特别是对“文革”中失去高考机会的“三届生”的优惠政策，如年龄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等，更是令人振奋。对我来说，考上大学，不仅能圆了我几十年的大学梦，更能改变我深陷绝境的现状。于是，我激动，我兴奋，我坐立不安，我夜不能寐。我决定去报名参加高考。
就这时，上头来通知，叫我带铺盖行李，到公社参加“说清楚学习班”。
四、一九七七年
现在才知道，1977年的恢复高考还是邓小平下决心压下来的，教育部为此开了44天会。因为恢复停止12年的高考，又匆促上马，一时没经验，就决定由各省采取不同措施自行考试。于是各地都搞两次考试，一次由县里出卷初试，一次由省里出卷正式考试。从11月28日开始12月25日结束，时间仅为一个月。就这样，1977年11月的某天早上，我五点钟起床，向学习班负责人请假，翻过杏湾岭，再步行十几公里到虹桥中学参加初试。一路上，天地朦胧，星光暗淡，一如我的前途。我就这样暗淡着进考场，一看题目倒简单，数理化综合卷都是一些初步知识，语文是一部分语文知识加一篇作文，作文题目叫《一年》。我想这是要求写粉碎四人帮一年后的内容，就写了一篇散文，说一位老教师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粉碎四人帮一年后努力工作，登上优秀教师的颁奖台。谁想，就是这篇幼稚的作文，在改卷评分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评卷的都是虹桥中学的教师。其中一些是我初中的老师（他们都是业务骨干），一些是所谓路线正确的教师。所谓的路线正确，只不过和我不同阵营造反但得势者。 其中有许多是从小学调中学来的，学历资历不高，但因得势而不可一世。这样两批人在一起批改我的作文，就出现严重的分歧。我的老师们认为我的作文文笔好，观点正，想象力丰富，打高分。那些“路线正确者”因看到我的名字，便一棍子打死，说不及格。这叫做亲不亲路线分。理由当然要有，说是虚假。刘文起路线错误，写的却是路线正确的内容，这就是虚假，虚假的文章最差。我的老师们自然不同意。于是有了争执，于是我的考卷就弃婴一样放桌上无人问津。其时那位劝我考大学的老师来了，听说我的作文评分不下，急了，补充说我的作品最近报刊上还发表，够水平的。这就适得其反。就有路线正确的造反派教师很阶级斗争地反问：发表哪儿？拍电报把它拉下来！自然是“今日天下究竟是何人之天下”的味道。火药味于是浓了，四下噤声。
这是1977年“天凉好个秋！”的11月，我又一次被剥夺了高考的资格，我大学梦的希望树上，又留一圈苦涩的年轮。
五、一九七八年
1978年12月，就是我抽调到县里半年之后，我和诗评家骆寒超、作家胡兆铮一起在衢州参加《东海》主办的创作座谈会。那晚停电，我们摸黑坐房间里听骆寒超讲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突然，窗外大喇叭里传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说也巧，当广播里播放全会公报时，来电了，天地一片光明。骆寒超的故事正好讲完，他用诗的语言说：“往事已成过去，新的命运开始了！”
六、一九七九年
1978年是我文学创作生涯中非常关键的一年。
然而，1979年上半年的杭州之行，却让我已经死去的高考欲望干柴碰猛火般地轰轰烈烈起来。
到杭州是去参加文艺创作会议的。会议期间，我抽空去杭州大学看望在杭大上学的小姨子老三和中学时的同学。走进大门，看到校园里散步的大学生，看到耸然而立纪念碑似的杭大图书馆，悲欣交集的情感潮水般地涌上心头，初中时读过的小说《勇往直前》里的句子一下子跳出脑海：
这就是她几天来魂牵梦萦的地方，这就是她从进高中就开始寄予希望并曾经用幻想描绘的地方，这就是她将要生活四年，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又红又专的人，以备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地方……
自从初中时读了《勇往直前》，小说里描写的华南大学在我心中一直作为大学梦的标本珍藏着。都以为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想不到我与生俱来、与时俱长的大学梦却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如此地汹汹而来势不可挡。这时，一个声音不断地在耳边重复：“不进大学，你将终身遗憾！”
也许有人不理解。然而我相信，像我这样对大学梦寐以求但不能遂愿的人都会有切肤之痛。三十年后，我和朋友一起赴京参加全国作代会。空闲中，朋友约我结伴同游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我们在两所大学里转悠一天，还在北大学生食堂里用午餐，很有登堂入室在知识殿堂朝觐的感觉。朋友说，他每次来北京，总去北大清华，这是朝拜，这是汲取灵感！朋友和我同年，因家庭出身原因，只读到初中。自学成才当作家后，到南京大学作家班取得大学学历。他的话我最能理解。
回乐清后，我马上向余局长提出要考大学。为不让余局长伤心，最后我加了一句话：大学毕业后，我还回乐清文化局效力。
没想到余局长非常开通大度。听完我的话，沉吟片刻说，我支持，你积极准备吧。这令我感激涕零又心存歉疚。离高考还有两个月，我只在夜里复习功课，不影响白天的工作。为了能考重点大学，除数理化，我还在外语上下功夫。因我过去是读俄语的，这方面的材料不多，复习难度更大。
到了高考报名，却传来坏消息：今年不招老三届！
哐啷一声天地抖，周遭一片漆黑。只有一个念头很明白：我的大学梦永远破灭了！
就有许多人来劝我，包括虹中那些当年劝我报考大学的朋友和老师们（我感谢他们）。他们说了很多，都论证不读大学照样成名成家的道理。我只有苦笑，只有用加倍努力的工作抚慰我又一次受伤的心。
难道我高考年轮的最后一圈，只能又刻下苦涩？我不甘心。
终于到了高考的前几天，招办的人说，老三届可报考温州师专民办教师进修班，考不考？我说：“考！”
考试时的狼狈自不必说。师生同堂、叔侄同科，年龄相差悬殊的尴尬，年轻气盛螃蟹般正牌考生面前的畏缩和躲闪等等。我们这些老童生“范进”们经受的不仅只是文化考试，还有心理承受力的考验。我还不死心，为了万一还有考重点大学的侥幸，加考了俄语。考俄语时，偌大教室就坐我一人。监考的虹中教师认识我，说，你考吧，我出去抽支烟，反正只你一个，偷看也没人。
就这样，我总分考了470分，俄语46分。这成绩当年不知能否上清华北大的线，但至少能上浙大。当然，奇迹没有发生，我只能上温师专的民师班，那个班的录取分数线是200分！临了，温师专本部又不愿办这个班，把我们一百多位老少爷们打发到平阳师范学校戴帽的大专班培训。
放榜那天，我不敢到虹桥镇的大街上去看。别人告诉我录取了，我也没多少的高兴。比我年轻十来岁的同班同学兴冲冲地约我同去上学，我也回绝了。1979年10月某一天清晨，我辞别母亲去学校。母亲已双目失明，早年的胃病又复发，双脚也不能行走。她躺在床上流泪说，要不是大学，我真舍不得你走！我含泪逃也似地离家。没有朋友没有亲戚送行，只有年过七旬的老父亲和还在乡下教民办的妻子领着一个六岁一个八岁的两个儿子送我上车。车子启动，看着老幼病残四位亲人三角架似地戳在冷风瑟瑟的晨光里，我落泪了。
大学两年，我又经历一个个磨难。父母相继生病、去世，堂兄乘人之危发难，让我平添800元钱的债务（这债务让我背了三年），一家人靠妻子每月24元民办工资生活……然而，上大学毕竟是天大的喜事，学校虽不理想，毕竟是圆了二三十年遥远而漫长的大学梦，毕竟是我已搭上高考的最后一班船，我一生的风帆从此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