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出发，来看历史上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与四大文明中其他三大相比，中国文明是历史上最长的，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的生命力也是学术界关心的。中国历史并不是一番风顺的，为什么中国文化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

我想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能吸收很多外来文化，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底蕴，而忽视对外来文化的研究，这跟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关，我们不太喜欢从外来文化中寻长，而往往投身于底蕴，这在传统学问里非常突出。中国文化其实并非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化，我想这是生命力所在。

中国文学的发展，形式有诗歌，从诗经到汉代五言诗到唐代达到高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新的样式志怪小说，后来有词，有戏剧。与其他文化相比较， 文化是落后的，公元前印度的小说，戏剧就相当成熟，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列子·汤问》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穆王西行狩猎，见一工人偃师，荐（见）之。偃师造了一个能歌善舞的人“人”献与穆王，该“人”的内脏外皮都是假物，但却惟妙惟真，穆上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这是中国的故事。

《生经了·国王王人经第24》记载了另一个故事。“……乃往过去无数久远世时，有一国王，各日大船，……王有五子，第一智慧，第二巧，第三端正，第四精进，第五福德，各自嗟叹已之所长，各谓第一。”于是他们五个到外边去显示自己的技能。

“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生人无异，……能歌善舞；举动如人。辞言我子生若干年，国中恭敬。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开阁而现。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止胜于生人。”后来的故事便与列子中相同，因机关木人忽视夫人，今斩其头，等木人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嗔于材木？”

《生经》是《佛经》的一部分，是晋代人翻译的，《列子》也算是晋代以后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印度《佛经》中提取材料进行文学创造是事实，我们再看另一个故事，志怪小说中的一个故事。

《梁吴场·续齐谐记》记载东晋一人名许彦，遇书生，书生云痛，于是彦以鹅笼装书生前行，笼未变大而书生也未变小，却容下，更奇在于彦未觉笼加重，等到把笼放下，书生也出来了。“书生于口中吐一女子……女人于口中吐一男子……。”这个故事讲了许彦的一段传奇经历，带有神话色彩。在东晋小说集里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吾行，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语担人云：‘吾步行疲极，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担人愈怪其奇。既其笼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后来发生的故事也与前面所述尽同。（《荀氏灵鬼记》）

比较两则故事，前者更好像实有其人。这两个故事都可以《佛经》中找到根据。“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多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复内妇著壶中……”，师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也。”

佛经故事经过不断改编，从一个简单的故事，不断发展为有人物有时间的志怪小说。举这个例子是说魏晋南北朝时很多的人从佛经中找故事。从想像力来看，当时印度是得于中国人的，中国人的想像力是很有限的。当然也可以说是由于佛经的传入影响了中国文人的创造力与视野。

《旧题东汉·安世高评<婆罗门子命终爱念不离经>》中记有这样的故事。[佛言那梨鸯伽曰：]北婆罗门！当知此爱生已则有忧感苦不乐。此婆罗门，昔有一人，妇还归家，玻亲属欲夺与他人。……彼妇人闻已，速便走还。还至已夫所。……断彼女人命，亦自断命。《中本起经》（东汉·昙果共康孟洋译），也记有这样一个故事，“臣爱王命，即请祗洹。……问所不解，愿见未导……，‘思爱之本，渊流难尽：忧悲之恼，由思爱。”又言大臣“古昔有人，居贫穷困，而其娶妇得富家女，懒惰无计，日更贫。”于是富家欲本女再嫁，结果是男子与女子谐死。类似的故事还出现在其他经中。《孔雀东南飞》这种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作品，形式很可能受印度文学的影响。以前的很多都是五言短诗，《孔雀东南飞》却突生成为长篇叙事诗，这在20、30年代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胡适、梁启超就指出与当时用诗歌翻译的佛经的文学形式有关。当然今天我们不讲形式，只讲主题。有人可能以《孔雀东南飞》前面的小序来说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故事，但是这是很难 是的。再看题中的孔雀，在汉代中国版图内是没有孔雀的，有的也只是进贡的，作为民间文学，为什么以孔雀起兴，这是值得研究的，再者孔雀不会飞，只能滑行，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想象。“关关睢鸠，在河之洲”，以睢鸠起应是因为睢鸠成双成对，象证爱情，而孔雀在汉系中不是爱情的象征。刘是其夫妇后来是双双变成鸳鸯，这不是中国的观念（人死后变成另一种动物），这种观念是从佛教中来的。而所有这些疑问都可以用《佛经》来解释。在佛教看来，孔雀、鸳鸯是淫鸟，在世俗来看，孔雀、鸳鸯就是爱情鸟，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以孔誉起兴，死后化为鸳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