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一书，颇有感触。该书是1990至2004年间任麻省理工学院（MIT）校长的查尔斯•维斯特13个校长年度报告的汇集。维斯特是美国很有影响的一位大学校长，学术界赞誉不绝，如“模范大学校长”，“一位富于创新精神的大学校长”，“一位富于想象与灵感，敢于直面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而又充满活力的思想家”……不一而足。美国大学校长年度报告是校长的办学治校理念、思路和方略的集中反映，因此，这个汇集是了解MIT如何成为并长期保持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钥匙，对我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无疑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与我国一些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的办学治校方略不同，维斯特的治校思路完全不是仅仅从MIT出发的。他到校近一年才发布的就职演说，取名为“MIT：塑造未来”，就明确宣布：“大学应该冲破学校藩篱，致力于推动世界变革”。在这篇演说中他从全球时代的视野描绘了美国的变化，从而“有目的地引导院校自身发展”，确定“面向未来的MIT教育”的任务。他申明：“MIT从属并服务于美国”，以政治家的抱负，试图通过MIT来寻求塑造美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这样，他高屋建瓴，一下子把建设一流大学的任务与建设一流国家，甚至构建明天世界这样的重大任务联系起来了。正像美国工程院前院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诺曼•奥古斯丁在文集“前言”中所说，文集“对于曾经遭遇的MIT主要内部挑战几乎略而不谈，而是把焦点集中在学术、科学和技术领域，事实上也是整个国家与世界面临的更广泛的政策议题上，使得这些难题看来容易些，进而显得有可能驾驭”。时下我们常常听到有用“大手笔”来形容的一件宏伟计划或卓越项目的，这就是“大手笔”！它是以视野的高阔和战略目标的宏远来奠基的。
MIT当然不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维斯特也没有企图使她成为综合性大学。但是，维斯特意识到，当前全球问题和美国面临的挑战与机会，包括环境恶化、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世界成为地球村等等，恰恰都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结果，“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赖于科技。MIT曾经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对国家政治经济决策，乃至对全球发生过重大影响，她所靠的是科技。MIT要继续引领美国的发展，就要在对国家经济政治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领域发挥领军作用，由此他勾勒出MIT学科建设的蓝图，把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三O”上，即info、bio和nano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上。但是，“今天，科学与技术、文化和政策、工业和政府、生产与沟通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科技实践者也需要将工作其中的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MIT要进一步把基础科学融入到工程教育与实践中去，在管理（其斯隆管理学院在商界的声誉如日中天）、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上，努力达到平衡，使其以小而精、具有特色著称于世（其建筑设计要展现人类最高的文化艺术洞察力）；同时要在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之间达成平衡。
科学技术一方面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众多的问题。美国社会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日益多元化、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青年对科学技术缺乏热情、政府与企业对基础研究的兴趣与支持削减（美国政府取消支持超导超级对撞机、拒绝核聚变项目），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既威胁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对MIT的运行造成重要影响。维斯特从维系国家发展命脉的视角出发，一方面积极促进MIT的变革，如保证少数族裔和妇女进入大学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等；另一方面，MIT利用自己的创造才能与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使美国继续保有其经济的竞争力，同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政府改变政策，重树美国的科技信心。维斯特坚信：“教育实力是经济和社会繁荣的先决条件。教育能推动国家进步；未来属于理解这一点的人们”。
维斯特当然感受到时代变化与美国政府政策变化给MIT造成的困难，诸如基础研究经费的削减、在给予学生助学金政策上的混乱等，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以及在处理教师中教学与研究的矛盾，允许MIT约2000门课件可以免费提供全世界使用而不管知识产权的诉求等问题上，维斯特表现了他独特的、高瞻远瞩的见识、胆识与决策能力。他一方面与政府据理力争，并使MIT实际上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包括60多亿美元的捐赠；另一方面，他坚持“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奇妙结合”是造成世界最佳学府的基础，“本科课程与教育构成学校的核心，是使我们在全国和世界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关键所在”。他要求一年级学生住校，以增强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在学术上尽早融入MIT；在多元化时代，他强调要实行“兼容并包”，但同时又必须“凝聚共识”；他要求教师对学生负有集体责任，不仅要在课堂上给学生以教育，还要言传身教，在课余以自己的行动给学生作榜样，对教师课余兼职也作了严格的规定。他充分认识新时代学术界、企业与政府角色的演变，要求MIT的教育引领工程与管理的变革，并在校内成立了工业关系委员会，环境委员会等组织，以加强与企业界的联系，协调处理一些新关系；他还要求学校管理也要适应新形势，讲究效率与效益。这些都显示维斯特的与众不同。
和我们一些大学校长热衷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不同。在这本书中，你找不到对大学“指标”的描述。我不否认，研究一下“世界一流大学”的定量指标体系并非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我们在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把这种指标看成是什么衡量大学水平的绝对标准，忘记了国家、甚至世界在前进道路上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会“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与真正建成一流大学南辕北撤。我始终认为，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就在于他在使国家成为一流强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发展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经济、科技、文化强国，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人均上，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我们面临大量我们自己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如13亿人口、8亿农民（或“三农问题”）、地区差别、发展与资源矛盾、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同时，还要处理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关系、如何把中国文化融合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之发扬光大等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前人从未解决过的，是现有发达国家从未遇到过，因而无从借鉴的，需要我们发挥创造性，从经济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上，从政治的民主、自由和法制建设上，从文化的多元包容和继承出新上，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上，我们都需要不仅在思想、理论、观念和体制上，而且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层面上的创新。我们中国人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并将给世界以重大影响。大学在这里应该起到引领的作用。
说到“大学引领社会”，有人总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认为这是党和政府的事，要大学来承担是“超权”。所谓“引领”，当然不是政治领导。大学的引领作用，首先表现在他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是未来社会的领袖人物，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其次，大学应当提出领导时代潮流的创新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有助于解决国家前进中的重大问题，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第三，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创造发明，能促使科技、经济发生重要变革，能引导、开拓科学走向崭新的前景。教育是面向未来社会的，是为下一代人的，大学不能做到这样的要求，怎么能说是“一流”？
正因为这样，一流大学要求其校长应该是洞察社会问题症结、深谙其诊治纲要的政治家，对社会前途富于想象力与充满前瞻的思想家。这就是我们从本书学到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主要的道理。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但需要在确定校长的使命和职责，在遴选校长中真正贯彻实施。对于争取成为一流大学的校长则需要自觉，尽管很多事情不是他本身所能掌控的，但至少有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是大学能不能成为“一流”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