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大量的风险必然会集中出现，在某个时期甚至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的高风险必然会引发社会危机。社会风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转变成社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各自的具体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状况。

中国中期重要的社会危机变量归为两类：一类是诱因变量，包括经济波动、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5项；另一类是本因变量，包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滞后、三农问题、劳资纠纷和冲突、中等收入人群发展的相对缓慢、腐败问题以及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削弱问题等7项。根据社会危机两类变量的可能变化，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中国中期亦即未来的20年当中，一般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一般性的社会危机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现象；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严重的、带有颠覆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应对思路与对策，要特别注意三点，一是要建立起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二是要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并且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机制，三是要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关键词]社会危机；社会风险；变量；可能趋势

[作者简介]吴忠民（1959-），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

一、中国社会的高风险

1.现代社会必然伴随着社会风险

"风险"这一概念早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它来自于西班牙的航海术语，意思是指遇上危机或触礁，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商贸航行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风险"这一概念逐渐演化为"社会风险"概念，它的含义也相应地逐渐得以丰富。所谓社会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害、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而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或社会动荡。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和信息化过程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现代化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那样，"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再生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风险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①「[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1页。」风险来自多个方面，如经济的畸形增长、技术的片面发展、社会结构的畸形化、贫富差距的过大、政治体制的不合理、环境生态的损害等等。

2.中国急速的社会转型必然面临着高风险

如果说世界各个国家都面临着社会风险的话，那么，中国就面临着更为广泛、复杂、严重和突出的社会风险。

中国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无论是同先发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同其它后发国家和地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都是很不相同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是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两个"而不是通常的"一个"转型过程。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经济形态、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等一系列重大任务。而这一过程在先发国家和地区那里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完成的。与其它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艰难和复杂的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并造成了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风险①。「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例如，在西方国家，财富分配的压力逐渐让位于风险分配的压力，是现代性经历的一种演变进程。但是，在我国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迫使我们目前不得不同时面对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②。「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种巨大成就不仅对于中国本身具有巨大的历史性意义，就是对于整个世界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还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高风险的时期。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③「胡锦涛：《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关键看我们工作做得怎么样。"④「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大量的风险必然会集中出现，在某个时期甚至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亨廷顿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从一定角度看，"经济增长不仅会用某一速度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⑤「[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1页。」不可否认，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各种"快变量"和"慢变量"同时作用于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一切，使得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形象地说，就是经济发展这条腿长，社会发展这条腿短。

不仅如此，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同样表现出发展十分不平衡的状况。这些，直接导致了大量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因素的出现。

除此之外，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之所以会迅速增加，还有一些十分重要但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原因。

第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和社会成员利益诉求意识的增强。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利益结构在进行不可避免的大幅度调整。其一，现在的改革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增益型的改革转变为利益调整型的改革。中国改革的初期是增益型的改革。就一般情况来说，凡是卷入改革的人均为赢家，而且，卷入改革的人或群体在利益方面的增进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或群体在利益方面同时要损失些什么。而当前中国的改革是利益调整型的改革，这就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会出现大面积调整的情形。在社会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此群体的利益增进，常常就意味着彼群体的利益损失，以往的那种卷入改革过程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比如，资方的利润高一些，就往往意味着工人的收入要低一些。其二，社会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意识在不断增强，而且其诉求渠道和方式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的合理利益被确认，因而其平等和民主意识在迅速增强。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被列入《宪法》。这一做法符合现代化趋势，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在利益诉求方面的要求从以往的隐形层面浮现到显形的层面上来；而且又由于其平等和民主意识的增强，因而社会成员越来越懂得选择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维权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客观上容易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格局调整，必然会影响某些既得利益者。思想观念的交锋，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争论，归根到底还是'利益占上风'.既得利益者的'被剥夺感'，与利益重新分配中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都有可能在某个时期内引起一定的不满情绪甚至反抗行动。"①「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东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

第二，社会往往缺乏正常的秩序和健全的规则体系。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原来的许多规则失效了，而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中国目前正处在规则的重建时期；或者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目前处在规则的真空时期。中国社会目前的信用体系之所以比较薄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这样，对于一些社会成员来说，往往是无章可循，因而容易产生形形色色的违规行为。"各个部分之间的猜忌与隔阂，极大地妨碍着社会信任的确立，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这种情形是非常不利于防范社会风险或控制风险危害的。"②「郑杭生、洪大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第三，社会焦虑。如果只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很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社会的控制是十分有效的，规则虽然简单但是十分明确，再加上当时民众在信仰上是高度一致的，人们的心理相对来说比较踏实。这种相对比较踏实的心态用当时的流行语言描述就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样，尽管这种情形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但就总体而言，当时整个社会的秩序十分稳固。现在的情况则很不相同。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比较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于一个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许多社会成员经济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此起彼伏、沉浮不定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于是，大量社会成员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而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③。「吴忠民：《社会的急剧转型与社会焦虑》，《科学中国人》2002年第4期。」"譬如，公共突发事件造成的恐慌，公共物品（如教育、通讯、交通、医疗等）的涨价，个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性事件（如失业、意外伤害、疾病等），以及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等，这些潜在威胁都有可能降低安全指数，导致社会成员的'预期性焦虑'心态。"④「郑杭生、杨敏：《个人安全的预期与焦虑》，《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6年8月14日。」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往往会进一步引致社会成员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另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放大人们对某种社会问题的感受，加剧对某类问题的不满。

由上可见，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诉求的普遍化、多样化、复杂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各种能量比较充分地释放了出来；而不健全的社会规则体系难以有效地整合来自各种渠道的、性质不尽相同的能量，于是，社会能量的释放有时容易演化成多种负面的力量；同时，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又使得各种负面的力量呈现某种放大、膨胀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风险因素无疑会迅速积累和扩张。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⑤「冷溶等主编：《邓小平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总之，在中国的社会急速转型时期，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社会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也就是由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这一类的社会风险属于基础性的、深层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更是构成了重要的威胁。这里所说的"基础性的"、"深层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的意思是：其一，这些社会风险本身就是有重要影响的事情。其二，中国现阶段社会问题的连带性很强、波及面十分广泛。这些社会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从而使得社会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某个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风险。比如，重庆市万州区一名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搬运工，本来是一个问题不大的治安事件，却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①「范伟国：《重庆万州临时工冒充人民公务员打人引发群体事件》，《北京青年报》2004年10月20日。」。其三，特别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虽说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种类全、数量大，但这些社会风险对于社会整体的影响度及影响面是不一样的。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社会风险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比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社会风险是社会危机的必要前提。社会危机来自社会风险。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风险都会引发社会危机，但是，社会的高风险必然会引发社会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的高风险，意味着社会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中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二、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界定

1.何谓危机和社会危机

随着一些公共危机事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相继出现并造成始料不及的严重负面效应，人们开始对公共危机、危机管理一类的事情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从不同的角度着眼，人们对于危机这一概念进行了有所差别的界定。比较典型的界定有这样几种：罗森塔尔（Rosenthal ）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②「RosenthalUriel，CharlesMichaelT.，ed.Cop ingW ith Crises：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Riots andTerrorism.Sp ringfield ：Charles C.Thomas ，1989.」薛澜等人认为，"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危机是一种决策情势，在此情境中，作为决策者的组织（核心单元为政府）所认定的社会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面临严重威胁，突发紧急事件以及不确定前景造成了高度的紧张和压力，为使组织在危机中得以生存，并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决策者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做出关键性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③「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吴江认为，"所谓危机事件，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根本利益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极大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重大社会事件。"④「吴江主编：《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许文惠等人认为，危机是指"有明显抵触的社会力量之间冲突而导致的紧张状态。"⑤「许文惠等主编：《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马建珍认为，危机是指社会遭遇严重天灾、疫情，或出现大规模混乱、暴动、武装冲突、战争等，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遭受直接威胁的非正常状态⑥。「马建珍：《浅析政府的危机管理》，《长江论坛》2003年第5期」蔡志强认为，"所谓社会危机，乃是指社会处于失序或者失衡状态，社会治理难以有效维持。"⑦「蔡志强：《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张维平认为，"所谓'危机'，是指人类个体或群体无法利用现有资源和惯常应对机制加以处理的事件和遭遇；是突如其来的，具有不确定性和严重后果的，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关键决策来减少个人和组织损失的事件。简言之，危机就是导致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危急的非均衡状态。"⑧「张维平：《危机与我国社会危机的特点及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综合地看，所谓危机，是指由于某项自然或社会问题的忽然出现，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对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造成或即将造成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得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为继的状况。

危机分为不同的类型。以动因性质为标准，可以将危机分为自然危机和人为危机。以影响时空范围为标准，可以将危机分为国际危机、国内危机、区域危机和当地危机。以涉及领域为标准，可以将危机分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价值危机。以采取的手段为标准，可以将危机分为和平性的冲突方式的危机和暴力性的流血冲突方式的危机。以复杂程度、性质以及控制的可能性为标准，可以将危机分为结构良好的危机和结构不良的危机①。「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将多种类型的危机聚集在"公共危机"的板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不过，国内学术界对于社会危机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只是限于一般公共危机的研究，那么，难以说清中国社会当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也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向。显然，有关社会危机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件不宜被忽略的事情。

所谓社会危机，主要是指源自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问题，如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健全、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以及社会群体之间对立感的增强而形成的程度不同的社会紧张情势甚至是社会动荡的局面。

2.社会危机的特征

同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危机相比，社会危机具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特征：其一，范围大小不同。一般来说，公共危机会发生在各个具体的单项领域，如经济领域、公共卫生领域、环境生态领域、技术领域，等等。而社会危机的范围则往往以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为主并涉及多个领域。其二，社会群体的态度不同。由于公共危机对于每个社会成员都构成了威胁，所以，一般而言，社会的各个群体在公共危机面前会形成一致的目标取向和行为取向，这使得社会的各个群体一般来说能够齐心协力地一致应对公共危机。而对于社会危机而言，不同的社会群体则可能会有着不同的认知，形成不同的目标取向。由于各自的目标往往大不一样，因而社会各个群体对于社会危机的态度就要复杂得多。比如，有的社会群体试图借助于社会危机来达到自己的特定利益目标。其三，化解的难度不同。许多公共危机的发生具有突发性的特点，一时会对公众的心理造成极大的不安，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这样一些公共危机往往由于是来自社会较浅层面上的问题，因而解决的难度并不一定很大。社会危机则不同。许多社会危机是源于社会结构、利益结构、社会价值观等社会深层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解决的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有的公共危机对于社会危机来说只是一种诱因，同时，社会危机的持续存在对于公共危机的频繁发生则会提供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可能会放大公共危机的负面效应。其四，持续的时间不同。就一般情况而言，许多公共危机往往是来势迅猛，破坏力也比较大，但是，经过社会的有效处置，这些危机往往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被化解。而社会危机则不同。社会危机的形成及发生作用，都会持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时间。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公共危机固然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与之相比，社会危机更是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3.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

当社会风险积累到比较严重的程度，这时一旦遇到某项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不利问题，以此为契机，就很有可能会转为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社会危机。社会风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转变成社会危机？社会风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演化成什么样的社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各自的具体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状况。显然，对于社会危机的形成来说，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这样两类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所说的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主要是指来自社会经济常态运行当中的风险因素，如经济波动、物价上涨、金融风险，等等；而社会危机的本因变量则主要是指来自社会本体特别是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风险因素，如贫富差距过大、劳资纠纷和冲突、腐败现象、中央政府的效率或权威受到削弱，等等。

从相对意义上看，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其一，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侧重经济、自然等相对外在层面上的事情，而社会危机的本因变量则侧重社会本体尤其是社会结构等相对内在层面上的事情。其二，社会危机诱因变量的不确定性较强，尤其是受国外因素（如其他国家经济状况、能源价格、战争危机等等）的影响比较大。对于社会危机诱因变量的现状虽然可以进行量化描述，但对其长远走势却相对难以把握。而社会危机本因变量受国外的影响相对较小，其自身的演变具有某种确定性。虽然对社会本体比如社会结构一类的事情相对来说难以进行全面的量化分析，但其长期走势的可预见性相对较强。其三，社会危机诱因变量一旦明显恶化，其来势较为汹涌，在短时期内往往会造成较大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对社会公众的心理会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其持续的时间一般来说相对较短。而社会危机本因变量一旦变坏，其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对更大一些。

从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的关系来看，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的状况。而且，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中，社会危机本因变量的分量相对来说要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当社会危机本因变量明显变坏时，社会危机诱因变量的变坏，会进一步加重社会危机本因变量的变坏程度，将大量的社会问题由隐形变为显形的状态。同时，变坏了的社会危机本因变量反过来又会加重诱因变量的严重性，并放大人们对诱因变量的恐惧感受。这样，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共同造成社会危机。但是，如果社会危机本因变量呈现正常良好的状态，则能够有效地抵御变坏甚至是恶化了的社会危机诱因变量的不利影响，或者可以将其负面效应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

4.社会危机的可能趋势

从发生学的角度着眼，基于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的关系规律，社会危机的发生存在着程度上有所差别的三种可能趋势：

第一种可能的趋势是，形成一般性的社会危机。当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明显变坏，但其本因变量尚处在良好的状态，这时，往往只会出现一般的社会危机。一般性的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进程当中会出现某些异常的情形，公众生活水准在某个阶段有所下降，个别地区有可能出现零星骚乱等现象，等等。就一般情形来看，一般性的社会危机对社会尽管形成了一些冲击，但不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危害，社会和经济能够保持常态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性的社会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甚至可以将一般性的社会危机当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来看待。

第二种可能的趋势是，形成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多个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同时出现较为明显变坏的情形，这时就有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会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是不小的范围内造成社会与经济领域的混乱，比如，经济发展在某个阶段会出现滑坡、在某个特定时段甚至还会出现中断的极端现象，政府的公信力明显下降，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明显下降，公众的心理处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紧张不安的状态当中，一些地区可能会出现成规模的社会骚乱现象，等等。这些，对于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必然造成比较严重的不利影响，甚至会延缓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不过，尽管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会使一个国家为之付出较为沉重的代价，但还不至于造成全面的社会动荡局面，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还不至于在总体上陷入中断的境况，而且，经过人们的努力，总体上的社会经济正常秩序能够得到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还能够继续下去。

第三种可能的趋势是，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当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同时出现全面严重恶化的情形，那么，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就难以避免。严重的社会危机一旦形成，那么一个国家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很难得到总体上的恢复。这时，原有的经济体系可能会走样变形，极端者甚至会出现崩溃的情形，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国家会出现严重的动荡局面，社会经济发展将遭遇极为严重的挫折，以往大量的发展成果甚至会毁于一旦。如一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就曾频繁发生类似典型的社会危机。波及整个地区的危机前后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危机；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也称"结构性发展危机"；第三次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发生的金融危机①。「苏振兴：《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危机频发并非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6月9日。」这一时期，从拉美国家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来看，经济波动严重，物价飞涨，金融危机频生，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等；从其本因变量来看，同样表现出一系列恶化的情形，特别是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严重。根据拉美10个主要国家的统计，20%最低收入者所占国民收入份额最高的为4.4%，最低的仅为1.5%；而20%最高收入者所占国民收入份额最高的达到73.1%，最低的也达50.3%.这10国的基尼系数分别在0.44-0.66之间②。「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42-643页。」这一切，造成拉美一些国家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各种形式的社会骚乱频繁发生，社会成员的财富明显缩水，以往的发展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

这是严重社会危机的一般表现。而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则意味着一个国家会出现社会解体、经济崩盘的现象，一切要推倒重来，民众将陷入苦难的生活状态之中。前苏联的解体现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三、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主要变量

1."中期"范围的划定

对于中国社会危机的分析来说，其中期的演化趋势极为重要。对于社会危机的分析，如果时间距离太近则过于具体，容易流于枝节蔓叶的事情，反而无助于对社会危机演化大势的分析；如果时间过于久远，则容易使一些预测性的分析变成一种猜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研究的意义。而对于中国社会风险中期趋势的分析，一来可以使人们对于近期社会危机的治理有着一个比较明确、可行的目标体系，二来可以据此制定一个从长计议的中期社会危机的治理目标体系，三来也能够使人们对于远期社会危机治理的任务有一个基本的参照依据。

这里所说的"中期"，其期限是指未来大约20年的时间，即从现在到2030年前后的这样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首先，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阶段看，这一时期，小康社会目标于2020年将全面实现，在此基础之上，再用10年的时间接近实现邓小平所设想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这一时期，按照每年7%的增长速度，以2007年底中国人均GDP2200美元以及2007年底美元与人民币的比值为基点来估算，中国到2020年人均GDP 可达到4500美元左右，2030年达到9000美元左右。与之相适应，中国的现代型产业结构基本形成，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形成，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基本定型，渐进型民主化进程得到长足推进，现代制度建设基本完成，中级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致完成，城市化进程也基本完成。其次，从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问题看，中国的种种社会风险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出现。在这一时期，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与规范的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和自主独立的意识会成为一种常态现象，维权、利益诉求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会以一种习以为常的形式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尤其是，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必然推进，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将呈现出一种常态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能量甚至会以远超出经济能量的幅度大量释放出来。于是，社会管理或社会控制当中的哪个环节稍有问题或疏漏，都会引发程度不同的社会危机，严重者甚至会形成面积大、程度高的社会危机。再次，从代际的角度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真正开始得以启动的时期）出生的一代人的年龄到了30-40岁，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在社会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需要看到的是，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和社会化过程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就总体而言，同以往不同年代的人相比，这一代人的基本理念和行为方式最能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于是，这就会在客观上造成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这一代人对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巩固将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这一代人同以往年龄段的人在行为取向以及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上会出现明显的差异，会在许多问题的判断以及社会态度方面出现一些明显的抵触。重要的是，随着这一代人能力的增强以及在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日益增大，这种差异和抵触客观上有可能会演变成为某种社会危机。

2.中国中期重要的社会危机变量

社会危机来自社会风险。所以，把握社会危机的重要前提是要把握社会风险的具体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风险因素对于社会危机来说就是变量因素。

大量的社会危机变量因素都是带有综合性的倾向。但是，为了有效地分析这些变量，有必要将重要的单项社会危机变量分别筛选抽取出来。至于这些重要的社会危机变量的筛选抽取标准，无非有这样三个：一是持续存在，即：在未来20年的时间当中，这项变量肯定是持续存在的；二是重要的变量，即：这项变量并非可有可无的变量，而是某个重要领域当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三是影响比较广泛的因素，即：这项变量或许是来自某个单方面的领域，但是其影响却波及多个领域。

根据上述三项筛选抽取标准，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中期重要的社会危机变量归为两类（战争方面的变量因素除外）：一类是诱因变量，包括经济波动、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以及生态环境破坏五项；另一类是本因变量，包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滞后、三农问题、劳资纠纷和冲突、中等收入人群发展的相对缓慢、腐败问题以及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削弱问题七项。

中国中期的社会危机诱因变量主要包括以下5项：

第一，经济波动。中国经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当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就容易使不少人沉醉在财富迅速积累的盛宴当中。但是，必须清醒看到，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一定周期性的，没有只是高速增长而没有增速减缓甚至是某个阶段陷入停滞的经济，中国也不例外。受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外贸、内需拉动等各种各样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中期的经济发展有可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波动的情形。而这种经济波动，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社会的各个群体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比如，有学者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如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这样的一种逻辑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①。「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第二，物价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 I）的高低对于民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CP I 稳定、就业充分及GDP 增长常常成为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CP I的大幅上涨，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一个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有较大比例的社会当中，CP I的大幅上涨特别是涉及民众基本生活的商品，如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意味着大比例社会成员的实际购买力会严重下降，基本生活状态受到严重威胁。CPI 的大幅上涨，往往会造成人心惶惶、焦虑不安的情势，相应地，公众的不满情绪会迅速而且是大面积的积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物价的上涨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问题在于，必须将之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防止其"大幅度"的上涨。

第三，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个公认的常识是，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业是人们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就业是缓解贫富差距、大面积地消除贫困现象的有效途径；就业有助于社会成员自身的发展；就业是保证社会成员后代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充分的就业意味着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充分就业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整合程度；充分就业有助于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普遍提升②。「吴忠民：《社会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99页。」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过多的失业人员，那么对于社会是十分不利的。"失业造成了忧虑和不安定，由于失业而中断了工作以后，随着也就停止了参加社会生活。他们也没有勇气或者意愿去重新建立新的社会联系。的确，他们被社会抛弃了。"③「[美]弗。斯卡皮蒂：《美国社会问题》，刘泰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7页。」"一个失业者在就业的人员当中失去了自尊和影响，面临着被同事拒绝的可能，并且可能要经受着自尊和自信的损伤。最终，失业者在情感上受到严重打击。"④「[美]夏普等：《社会问题经济学》，郭庆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而且，严重的失业问题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治安问题。比如，"长期失业的年轻人尤其易于变得与社会格格不入，并转向采取反社会的活动，诸如犯罪和吸毒。"⑤「[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册，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第四，金融风险。在现代经济生活当中，金融市场所起的牵引作用日益突出。同时，金融市场所带来的风险也在空前增大，并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日本股市的暴涨暴跌，1994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6年出现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等等就是例证。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扩大，中国也开始面临着日益增长的金融风险。以股票市场为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2005年6月上证综合指数为1000点，到2006年年底达到了2600点，再到2007年10月15日突破了6000点⑥。「汝信等主编：《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假如股市以这种高速度继续推进一段时间，不久相继而来的，必然是中国股市的暴跌，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另外，还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极大，不可能独立于国际金融市场之外。尤其是对发育尚不健全的中国金融市场来说，由于在国际市场当中缺少主导权，因而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所传递的不利影响。

第五，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个不短的时间里，中国过于单方面地追求GDP 的高速增长。在这种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之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有时，即便是某种客观现实迫使经济发展的速度降了下来，但人们对单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的情结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其结果是，单方面经济高速增长虽然带来了高速的财富积累，但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生活所必须依赖的生态环境的明显破坏。

中国中期的社会危机本因变量主要包括以下7项：

第一，贫富差距过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尽管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与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和谐、不公正的现象，其中，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可以说，现在所有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在中国无一例外地都呈现出一种迅速恶化的态势。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在0.46以上（不少学者认为在0.5左右）。城乡居民之间的名义差距是3.28倍（2006年），实际收入差距高达5-6倍，居世界第一。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像深圳、东莞等城市居民生活水准比甘肃、青海等省份中的城市居民高出若干倍。富裕群体所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迅速提高。调查统计显示，在城市中，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10%的最低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城市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城市家庭占有城市家庭财产总额的53.6%①。「」只是用了20多年的时间，中国就从一个平均主义比较严重的社会，变成一个贫富差距现象比较严重的社会。这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财政部报告称中国贫富分化加剧》，中新网2003年6月16日。样快的速度，在世界各个国家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目前这种过大的贫富差距现象已经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还将持续存在甚至是持续加剧一段时间。过大的贫富差距现象，是社会不安全因素生成的巨大温床，必定会对社会的整合和团结形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第二，社会保障滞后。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全运行而言，社会保障至关重要，它是一个社会的"安全保护网".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完善、市场经济的风险、家庭"遗传"优劣势的不同以及个人能力的不同等多方面因素的存在，社会成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生存与发展方面的风险。这些社会风险会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出现恶化的情形，并且会使社会的贫富差距出现过大的情形，从而给社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效应。通过社会保障，社会成员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社会保障不仅具有当前的意义，而且具有长时效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保障是一种预先的制度准备与安排。它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当前的"困难，而且可以有效地增强社会成员解决"未来的"困难的能力。所以，社会保障对于保持与促进长远的社会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我们做了很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比如，重工业体系的建立，妇女的解放，大众教育的普及等等；同时也做了一些"前人乘凉，后人栽树"的事情，比如像是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忽视社会保障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社会保障仍然重视不够，致使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近年来，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开始进行大量的投入，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至少由于两个问题的存在，中国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当中难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个问题是，国家在养老保险方面的欠账已经高达2.5万亿元②。「郑斯林：《织就社保安全网》，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网站2005年2月16日。」偿还这种历史"欠账"，难度极大。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长期被忽视，而且中国农民数量巨大，所以，要想实现公正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同时，在中国现阶段，许多社会成员往往面临着"三座大山"即"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的重压，社会主要群体对于社会保障的需求度、迫切性可以说是空前的。而社会保障的滞后，必然使整个国家防范社会风险以及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明显减弱。

第三，三农问题。现在中国农民人数比例仍然很高。2007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达5.77亿人，比例为43.9%.农村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仍有7.37亿人，比例为56.1%，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人群③。「」所以，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地保持安定的局面。邓小平指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稳定的。"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如何改善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实现农村地区的稳定，这就涉及推动农民进城就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等一系列事项。

第四，劳资纠纷和冲突。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劳资关系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必然会越来越大，劳资关系是否公正与合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能否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因为，从时间维度看，劳资关系与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相伴始终；从空间维度看，劳资关系涵盖了绝大部分的经济社会领域，而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农民的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小，工人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大。近年来，由不良的劳资关系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如农民工工资被严重拖欠问题、低工资问题、劳动超时问题、工伤事故问题、社会保险问题以及同工不同酬问题等等相继出现并有加重的趋势，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势必会造成诸多的社会风险。"如果对于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①「常凯主编：《劳动关系学》，北京：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第五，中等收入人群的发展相对缓慢。现代社会是否具有稳固与和谐的社会基础，一个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现代型的社会阶层结构。从社会力量的配置结构来看，正常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呈现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状态，即：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这样两极的人数比例较小，而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比例最大。像一些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者比例一般高达80%以上。只有基于这样一种社会阶层结构，社会才能实现安全与和谐的局面。中国目前中等收入者的比例很小，同正常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相距甚远，这也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例证。有学者估算，"现阶段中间阶层的规模大约占就业人口的15%，今后每年将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②「张宛丽等：《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等收入人群的具体发展状况及其社会态度如何，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六，腐败问题。公共权力的基本职能理应是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确保社会经济的常态运行和健康发展。政治精英群体一旦过于看重自身的利益，突破应有的职业边界，就会出现同经济精英群体进行利益结盟亦即"官商勾结"，联手侵占公众利益的现象，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在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而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必然会直接造成腐败现象。这一情形至少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政治精英群体所拥有的权力过大，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因而对于其自身的利益冲动无法予以有效的阻止。另一方面，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因此经济精英群体的发展过程难以"循规蹈矩"地推进，其发展前景和发展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不确定性，进而使得经济精英群体需要在政治精英群体那里寻求保护和靠山。腐败现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会产生十分广泛而深远的不利影响。腐败问题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政府的公信力问题，还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

第七，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削弱问题。同先发国家和地区很不相同的是，面临着种种复杂的社会风险和艰巨的历史任务，强有力的、有所作为的中央政府行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赖以顺利、持续、有效推进的保证性条件，因此必须使中央政府集中起必要的权力，强化中央政府的效率和权威。否则，整个社会将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类似于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利益结构失衡、市场经济失效、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利益不均衡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进而无法保证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以及民生状况的持续改善。当然，在强化政府系统的权威与效力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所实施的政府干预的类型、广度和质量"③，「纳米诚二等：《发展的难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67页。」保证中央政府的透明和廉洁，防止臃肿低效、高成本低产出以及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出现。

中国的中期当中是否会发生社会危机？其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根据前面所提及的中国社会危机5个诱因变量和7个本因变量的可能演化趋势，就能得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四、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第一种可能趋势

社会危机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这两类因素可能的变化，规定着中国中期（未来20年左右）社会危机问题存在着三种可能的趋势。

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第一种可能趋势是，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明显或严重变坏，本因变量大致维持目前状况不变，于是，就几率而言，中国一般性社会危机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经济波动。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字，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过多地依靠外贸拉动和投资拉动取得的。"连续多年存在的投资增长明显大于GDP 增长的状况，使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的比例持续攀升，200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的比例将超过56%，2008年将可能进一步超过60%."①「陈佳贵主编：《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年我国的内需拉动持续走低，这恐怕不是一种健康的态势。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把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定位于"立足于内需，推动经济的发展".是否能顺利完成这种模式的转换，事关重大。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进行有效转换，而长期依赖外贸拉动和投资拉动，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难以持续下去，必然会在某个时间出现大幅度下滑的情形，造成比较明显的经济波动的现象。同时还应看到的是，"全球一体化可能导致经济强国转嫁乃至输出危机，将危机造成的损失分解到各个国家来分担。"②「蔡志强：《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由于中国经济同国际经济的联系度越来越高，而国际经济在未来20年当中肯定会发生程度不同的经济波动的现象，因而也必定会使中国经济受到牵连，出现程度不同的波动的情形。

第二，物价上涨。在未来20年当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确立，中国市场的价格体系将会最大限度地放开，包括对外贸易活动中的商品价格也会完全市场化，这样，就会造成大量重要商品包括许多居民日常消费物品的价格出现上涨的情形；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由大量投资所带来的物价上涨现象也不可避免；另外，随着居民生活水准的提高，购买力的增强，也会促成物价的上涨。近年来，物价上涨的趋势已经开始初步显露。在未来比较长的时间内，控制物价持续迅速上涨的速度，还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物价的上涨趋势却是很难阻止的。2007年，受经济迅速发展、国内投资率持续提高、国内能源相对稀缺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暴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的CPI 急速走高，创下了11年以来的最高值。2007年10月，居民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17.6%，居民肉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38.3%，居民蛋类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14.3%，居民粮食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6.7%③。「汝信等主编：《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CP I的大幅上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民众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预期的一个严重问题。还有一点需要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这就是近年来中国房价急速攀升，其上涨速度要远远超过社会成员收入的增长速度。住房消费在社会成员各种消费项目的支出当中，所占的比重恐怕是最大的。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对于许多社会成员来说，多年的收入恐怕连一套基本的住宅都买不起。而按照国际惯例，住房价格不计入CP I的统计之列。问题在于，住房是每位社会成员生活所必需。这样看来，中国商品物价上涨现象的实际严重性比CP I所反映的情况要严重得多。物价急速上升，不仅会使不少社会成员的财富明显缩水，而且还会直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准。

第三，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未来的20年当中，中国城乡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将持续存在。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实现充分就业的压力极大。如果按照83%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十一五"时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6.69亿-7.02亿，比"十五"时期增加3300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发生在城镇地区。从目前至2010年，城镇地区需要重新安排就业的各类企事业单位下岗失业人员的总数可能会高达4000万人④。「马凯：《"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如果再加上进城寻找工作的大量农民，需要就业的人口数量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有人甚至认为，"目前国家公布的失业率只统计了城镇失业状况，并没有包括现在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如果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算入，我国失业率就要高达20%."⑤「张俊才、田阔川：《第三次就业高峰进行时》，《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23期。」无论哪种计算方式都说明，在未来20年当中高失业率必然会给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压力。这对社会的安全构成十分不利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现象加重了失业率居高不下问题的严重性。一是，一旦经济增长在某个时期出现波动甚至是下滑的情形，那么，较高的失业率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将更加凸显；二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比较明显的现象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开始凸显。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近500万人，到10月底尚有140多万高校毕业生未能找到工作①。「汝信等主编：《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8页。」同改革开放以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很不相同的是，未能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往往是投入了大量的经济成本，许多高校毕业生的家长往往是倾其大部分收入供子女上大学，所以，这些人一旦失业，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一种不满情绪。而且，由于这部分人的活动能量比较大、眼界比较宽、精力比较充沛、活动空间也比较大，因此，一旦这些被边缘化的高校毕业生形成对于社会的不满情绪，由其所引发的可能的负面影响将是比较大的。

第四，金融危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很多企业和居民的财富在迅速积累，这就必然会造成流动性严重过剩的现象。再加上国际金融市场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我国目前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短期内无法根本逆转，这是由国际收支大的趋势造成的，如美国次贷危机将导致更多资金流入新兴市场、人民币相对升值趋势吸引热钱流入国内、外贸顺差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等。"②「贾壮：《流动性过剩短期内无法根本逆转》，《证券时报》2008年1月14日。」而且，"政府主导的中国制度变迁之内生逻辑和轨迹，自然导致我国金融体系内部积累了大量的体制（制度）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经济运行轨道的转换及改革本身的目标和政策又使得这些风险因素对金融系统的威胁日益显形化和现实化；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也加速并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的累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无疑使得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损失发生的概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实际损失大大增加，金融体系的整体运转情况及趋势不容乐观。"③。「马凯主编：《"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第241、205页。」在前述背景下，稍有不慎，中国发生某种程度的金融危机的现象几乎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第五，生态环境破坏。由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是在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条件下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的，因此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2003年，我国已经有11个省市的103个县级以上的城市供水短缺。2003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7%，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8.6%.1997-2003年，全国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下降至18.51亿亩④。「马凯主编：《"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第241、205页。」另外，大气污染、水污染现象严重，生物物种数量迅速减少。2003年，中国由于环境损失占国民收入（GN I）的比例高达3.12%，远远高于世界0.81%的平均水平⑤。「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应当承认，近年来，中国开始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一系列强度很大的生态环境政策陆续出台。但是，由于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历史欠账过大，由于经济发展仍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再加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不少地方仍然不顾生态环境问题而大量上马许多污染程度较高的企业，所以，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压力将是长期存在的。在中国现阶段，环境生态方面的问题已经给不少地方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造成了损害。比如，近年来太湖周边、滇池周边、淮河沿岸的居民出现了正常饮用水短缺的情形。由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直接影响到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民众对生态环境的问题越来越看重，所以，生态环境问题有时会成为引发民众不满情绪的导火索。现在已经出现有的地方准备上马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现象。比如，现在中国东部一些城市围绕着核电站的修建问题、磁浮铁路的修建问题以及大型化工企业的修建问题，引发了当地居民上书甚至是群体性事件的现象。类似的事情，已是屡见不鲜。

由上可见，就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危机诱因变量在未来20年当中出现明显变坏的情形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至少在某个时段内是这样的。这样，即便是在社会危机本因变量现有状况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但由于社会危机诱因变量必然会出现明显恶化的情形，因而在中国的中期阶段即未来20年当中出现一般性的社会危机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情。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性社会危机这样一种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中几乎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其危害是相对有限的，是可控的，是能够矫正的。

五、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第二种可能趋势

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第二种可能趋势是，在社会危机诱因变量明显或严重变坏的同时，社会危机本因变量也出现变坏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很有可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应当看到的是，中国中期亦即未来20年当中出现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从社会结构层面上看，由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存在着明显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来看，是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一般都存在着弱势群体，其成员一般多为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者。中国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不仅仅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数量十分巨大的弱势群体成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中的许多成员也呈现出一种弱势化的趋向。这一现象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处境非常困难；许多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几乎枯竭；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劳动技能的总体水准在下降；工人和农民的相对地位明显下降，对社会的影响力明显减小，已经逐渐丧失了社会话语权①。「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而且，对于基础阶层社会成员来说，一部分社会成员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对于下岗失业群体来说，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没有可能；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没有可能②。「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其二，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来看，是精英群体之间出现了一种利益结盟的苗头。尽管是苗头，但扩张的速度很快。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结盟现象所产生的危害广泛而深远。其三，从国家和政府层面上来看，是公共意识的缺位以及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的政府。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试图扮演一个"经济型政府"的角色，而取代了企业家群体以及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既然是"经济型政府"，就不可能将公共投入的重心放在基本民生改善方面。政府公共服务意识的缺位，必然会使得中国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明显颠倒的状况：一方面，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怜，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不合理的公共投入比重过大，高居世界第一③。「吴忠民：《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不宜颠倒》，《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于是，这就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的畸形化现象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从长远的角度看，随着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确立以及相应的社会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这些严重问题是能够解决至少是能够缓解的。但是，同时还应看到的是，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根本改观，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做到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尽管中国中期社会危机本因变量当中的一些指标能够得以改善和缓解，但是就总体而言，多数社会危机的本因变量却难以出现根本性好转的情形。所以，这就增大了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第一，贫富差距过大这一变量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变坏。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随着国家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的出台和具体落实，随着各种税收政策的健全和实施，随着社会成员劳动收入权益保护政策的兑现，中国民众的基本生存底线会逐渐地得到保障，贫富差距的扩大速度会趋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至少由于这样几个因素的存在，贫富差距过大这一变量难以出现根本性好转的局面，甚至仍会进一步变坏：第一个因素是，富裕群体财富积累的惯性效应。中国率先富裕起来的社会群体由于已经拥有了雄厚的资本、丰富的市场经济经验以及良好的人脉网络，因而仍然能够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分享到更多份额的蛋糕。而且，许多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了尽快实现本地经济的起飞，仍然会对当地的企业家采取种种优惠的政策，从而使这些地区的社会群体各自所占有的财富在发展始初阶段就开始出现一种迅速拉大的情状。第二个因素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的理财意识将会普遍增强，理财方式也将趋于多样化和常态化，再加上居民现在用于理财的资金数量以及不动产规模已经有着较大的差别，所以，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性发展，居民在股票、基金、房屋租赁等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差别将会以较快的速度增大。第三个因素是，许多城市居民的房产财富会出现一种明显增值的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间，许多城市居民尤其是许多政府及事业部门的职工以及一些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的职工通过房改，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一些单位的职工甚至有了两套住房。在整个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住房的增值幅度极大，而在未来还会获得更大幅度的增值。于是，这些为数不少的城市居民同其他群体成员在家庭财富尤其是其中的不动产方面拉大并将继续拉大差距。由于房产等不动产财富在一个家庭总财富当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城市居民之间在家庭财产方面的巨大差距不但难以缩小，而且还将加重整个社会在财产方面的基尼系数状况。第四个因素是，城市中来自农村的新移民会出现较高比例的低收入者。由于城市低收入人口标准比农村的低收入人口标准要高出不少，再加上同已在城市当中居住多年的城市居民相比，来自农村的新移民在适应城市新生活时一开始需要投入较大的成本，而他们的家庭积蓄和财产基础却相对较为薄弱，再者，他们在就业方面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不少原本在农村当中不算低收入的居民，到城市当中便有可能成为低收入人口①。「」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城乡户籍制度的逐渐消失，在中国未来的20年当中这一部分吴忠民：《社会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社会成员的人数必定是呈扩大趋势的。

第二，社会保障滞后这一变量能够以较快的速度趋于好转。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得以确立，和谐社会理论开始形成，促进社会和谐被列为发展的重大目标；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的财政实力迅速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国家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5.52%提高到2006年的11.05%.全国财政社会保障总支出（不含卫生经费中的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城乡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支出），从1998年的596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4362亿元，年均增长28.3%，增幅明显高于同期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最近几年也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最快、财政支持力度最大的几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出从2003年的4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14亿元。农村医疗救助支出从2003年的3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元。2007年，中央财政还安排专项资金30亿元，支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②。「新华网北京10月5日电（记者刘铮）：《我国财政支出11%用于社会保障》，2007年10月5日新华网。」只要这种势头再持续1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将实现突破性的发展，从而初步建成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于是，中国的社会成员将拥有能够确保基本生存底线的社会安全网。这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无疑会起到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第三，三农问题这一变量会出现明显好转的趋向。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在未来20年当中，中国三农问题趋向好转是没有问题的。但好转的幅度能有多大，是否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应当说难度很大，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从社会安全的角度看，有两个源自三农问题的变数需要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第一个变数是，能否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到侵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农村土地制度是作为社会上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生存的最后保障。农村现行土地制度增产增收的功能虽然在减弱，但是却越来越具有了生存保障的功能。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这种土地制度"主要在于社区集体在拥有所有权的收益的同时，必须向社区成员提供生老病死的基本生存保障和教育治安等基本公共品。"③「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农民在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情形之下，在遭到城市社区种种的排斥和歧视的情形之下，为了寻求抵抗可能的市场、社会、人生诸方面的风险因素，土地便成了最为踏实、最为可靠也是最后的生存保障，成为其基本生存底线的保证。可见，土地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位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中国农民依然保留了同以往相似的特性，奉行"安全第一"的原则。这道底线一旦被损害，那么，农民将成为社会风险最大的制造者。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农民既可以成为维护现状的堡垒，也可以成为革命的突击队。农民扮演何种角色，取决于现行体系满足其直接经济和物质需要的程度如何。这些需要一般集中在土地占有以及租赁、租税和价格。在土地占有状况基本平等、农民生活尚能过得去的地方，革命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保守，也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几乎无地可耕或须缴高昂地租的农民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化中国家政府的稳定取决于它进行农村改革的能力。"④[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页。「」第二个变数是，城市能否有效地容纳从城市化进程中游离出来的农民——城市新移民。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三农问题能否得到真正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数高达几亿之巨的、来自农村的城市新移民能否有效地融入城市生活当中。数量巨大的城市新移民，在城市这一陌生的世界当中，必然会面临着有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能否受到平等对待，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能否解决住房问题，能否享有与城市原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政策，能否避免成为城市中新的贫困群体成员，等等这样一系列人生难题。要想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由之所产生的相关纠纷和冲突肯定会大幅度增加，并会对社会产生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旦处理有误，便必然会对社会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

第四，劳资纠纷和冲突这一变量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复杂并且是日趋变坏的情状。随着工人维权意识的增强、视野的开阔以及活动范围的拓展，工人对于自身劳动权益的维护将会越来越看重；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工人的维权活动将会越来越有章可循，目标也会越来越明确。在现代社会，工人阶层是一个组织性很强、联动色彩十分突出的群体。这个群体一旦将维权作为自身明确的重要目标，那么，其能量和影响是巨大的。同时，政府对于维护工人的合法权利也会起到日益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这就是来自国际上通行的劳工标准的压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出口产品也越来越多，所以国际通行的劳工标准对于中国工人的维权活动和目标指向会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而国际劳工标准又是一个成熟的完整体系，包括两类内容：一是核心劳工标准，具体包括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废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劳动、有效地废除童工劳动、同工同酬和废除职业歧视；二是技术性标准，包括促进就业、社会政策、劳动行政、产业关系、工作条件、职业安全卫生、社会保障，以及针对特定人群如妇女、老年工人、海员、残疾人等方面的规定①。「余云霞：《国际劳工标准：演变与争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5-69页。」与前述种种工人维权要求和目标取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目前工人权益保护方面的水准十分低下，需要努力的空间巨大。从资方的角度看，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在客观上就意味着，必须改变自己多年来在市场经济初期条件下已经形成的、如今已经习以为常的获取利润甚至是获取暴利的行为方式，降低利润率。所以，不能指望资方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显然，和谐的劳资关系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相反，劳资关系却会不可避免地长期处在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当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看，在未来的20年当中，中国的劳资纠纷和冲突有可能会加剧，并引发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体性事件。在中国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当中，由劳动纠纷和冲突所引致者所占的比例很有可能是越来越高。

第五，中等收入人群发展相对缓慢情形有望得到改变。近年来，国家开始意识到中等收入人群的重要意义，并对之表现出以前不曾有过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指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②「温家宝：《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至于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成为中等收入者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通过改善民生政策的实施，通过对中低收入者减免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使很多原本是中低收入人群中的成员成为中等收入者。另外，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作法也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的有效途径。通过前述种种政策的实施，在未来的20年当中，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会有一个明显的扩张。对此，有人作出了乐观的判断，"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按国家统计局对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口的定义，为家庭年收入6万元到20万元之间，这部分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以每年增加3%-4%的速度上升，到2020年预计可达50%以上。"③「《十七大报告解读：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人民日报》2007年11月24日。」无独有偶，麦肯锡专家也作出同样比较乐观的预测，"到2025年，该阶层的人数将高达5.2亿，涵盖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总的可支配收入将达到13.3万亿元。"④「安德鲁。格兰特、黛安娜。法雷尔：《一个巨大市场的诞生》，《中国经营报》2006年7月9日。」但是，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受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比如，受可能的物价迅速上涨尤其是大宗消费生活必需品（如住房）价格的迅速上涨以及可能的经济滑坡所带来的失业率问题加重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变数。再比如，由于中等收入者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相对来说比较强烈，维权意识也十分强烈，因此，一旦参与社会事务以及利益诉求渠道出现受阻的情形，那么这些人就很有可能对社会产生一种不认同的社会态度取向。总之，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会影响到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的发展，影响到中等收入人群的社会态度，进而限制中等收入人群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甚至会使之形成某种抵触社会的态度，引发一些可能的社会风险。

第六，腐败问题的治理难以出现根本性的转折。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社会各个群体强烈的利益冲动，由于规则体系的缺位和基本制度的不健全，因此腐败现象呈现出一种高发的态势，并表现在多个方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指出，要"严厉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办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矿产资源开发、国有企业、金融、组织人事、司法等领域的案件。加大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力度。"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08年1月17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段话实际上点明了中国社会当中腐败现象的一些重要表现。腐败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有赖于现代基本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幅度推进，有赖于现代政治文明的形成。应当承认，在这方面，中国还有不短的距离，在一段时间当中难以出现根本性好转的局面。公共利益是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它所面对的是人数比例最大的广大公众，涉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并影响公众对于未来发展的希望。所以，作为对公共利益造成直接损害的腐败现象，容易使公众形成较为广泛的被剥夺感，引发广大公众的不满，严重者会导致社会危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在全国城市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样本为5894份），社会上当官的与老百姓是第一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高达44.1%；社会上穷人与富人（包括有财产的人与无财产的人）是第二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为20.2%；社会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第三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为17.3%②。「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这个调查说明，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紧张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由腐败现象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件必须引起人们高度警惕的事情。

第七，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遭削弱这一变量的改善面临着比较大的难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效率和权威曾经遇到过一些不利的问题。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过小，1993年只占22%.随着分税制的实施，这一状况得到彻底改观。1994年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55.7%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近年来，中央政府的效率和权威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比如，"块块结盟"与"条条分割"这样两种现象的存在，对于中央政府的效率和权威构成了某种威胁。其一，"块块结盟".从横向链条看，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比如掌控着重要的用人权力和预算外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力，而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再加上为了维护和扩张本地区共同利益的目标取向，致使某些地方出现了某种政府公司化的情形。于是，这就很容易同当地的经济精英群体达成共识，形成程度不同的利益结盟现象，从而造成某种"块块结盟"的现象。比如，区域性的市场壁垒问题，对于当地一些不法经营者进行保护的问题，等等。其二，"条条分割".从纵向链条看，在存在着上下级关系特别是政府的上下级关系方面，下级层面的精英群体成员为了保护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有时程度不同地抵触上级部门的政策和指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中国制度包括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割。后者在其权限内拥有经济事务的首要决定权。关键在于，此制度包含了重要的政治持久性。"④「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块块结盟"与"条条分割"这两种现象，必然会造成地方政府程度不同的离心倾向，使得中央政府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下出现政令不畅的现象。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由于要考虑到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各个地区发展水准的不平衡状况，由于中央政府本身也存在着一个改革的问题，因此，对于"块块结盟"与"条条分割"这样两种有害的现象在短时间之内难以彻底解决。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块块结盟"与"条条分割"这两种有害的现象，在一个时期当中势必会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任何削弱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的做法，都会削弱中央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其结果是无助于大量社会风险的有效应对，有碍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由上可见，就总体而言，中国中期当中社会危机的本因变量虽然不至于出现全面严重恶化的状态，但同样也很难出现根本性好转的局面。

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即在社会危机的7项本因变量当中，有3项变量表现出向好的趋势，即：社会保障滞后本因变量能够以较快的速度趋于好转；三农问题本因变量总体能够初步向好，但问题不少；中等收入人群发展相对缓慢情形有望得到初步改变，但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前两项变量的向好，有助于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后一项变量的向好有利于现代公正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社会危机另外的4项变量则处在向坏或者是难以出现明显好转的状态。这4项变量，再加上前3项变量当中解决不好的因素，很有可能会从许多重要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形成十分不利的影响。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社会的整合、团结程度的角度看，贫富差距仍会趋于严重的现象、劳资纠纷和冲突即将出现大面积扩张化的现象，再加上如果农村土地问题和流入城市当中的新移民问题解决不好这样一些变数，必定会使整个社会出现大面积的离心倾向，甚至会使许多社会成员对社会形成一种不满和抵触的心理状况。特别是带有一定综合性的贫富差距日趋严重这一社会危机变量，对于社会的影响极大。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已经比较严重，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到世界上比较严重的不平等发展国家的行列了。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人们对于中国现阶段基尼系数的判断有些差别，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①。「李实等：《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原因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又如，按照许多学者的测算，中国现在实际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甚至超过了0.5②。「汝信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李实等：《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如果听任社会不公现象不断加剧的话，那么，必定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极端的财富不平等，……由于减少了大多数人的大量幸福，将减少人类享受的总和。"③「[英]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8页。」"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④「[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顾朝阳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缺乏互惠和公平交换的指南"，大量的社会紧张的状态就会存在⑤。「[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吴曲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而在一定时间之内难以纳入规范轨道的、逐渐大面积化的劳资纠纷和冲突，更是给社会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有可能会直接促成社会危机的发生。同时，如果中等收入人群没有按照较为理想的状态出现应有的发展局面，相反却被诸多因素限制而出现一种发展空间受阻情形的话，那么，这一本应在社会当中起着重要稳定作用的群体倒有可能出现对社会某种不满的态度，产生相反的社会行为，从而降低社会的整合和团结的程度。其二，从社会控制力的角度看，腐败现象难以遏止以及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所面临的难题，会明显降低社会对于社会危机的解决和抵御的实际能力。一个高效、权威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应对严重的社会问题，防范和解决社会危机。迄今为止，现代化已经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的发展历程皆印证了这一道理。显然，如果中国的腐败问题不从根本上予以解决，那就必然会削弱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削弱中央政府公共财政对于社会转移支付的力度，并给社会成员抵触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口实和理由；而诸如目前中央政府所面临的难题如"块块结盟，条条分割"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话，那么，中央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直接控制能力必然会被严重削弱。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阶段，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至少已经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迹象。一个迹象是，社会基础阶层成员较大规模的卷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在10000多份问卷当中，在划定的十个群体类别中，只有两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选择百分比分别为59.2%和55.4%；而作为人数最多的农民和工人的选择百分比则处于倒数第三位和倒数第二位，分别为3.4%和1.5%⑥。「汝信等主编：《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正如有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中国的改革总体上属于'渐进式'改革，改革的收益通常是立竿见影的，但改革的成本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就造成了改革成本的延期支付现象。掌握优势资源的受益群体更容易利用这一特点把本应自己承担的成本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这种不公平的成本分担形式导致改革的利益受损群体产生了较强的被剥夺感，在缺乏合理的、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很容易积聚下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威胁。"①「胡鞍钢、王磊：《社会转型风险的衡量方法与经验研究（1993～2004年）》，《管理世界》2006年第6期。」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以中国特有的"上访"现象为例，2004年之前，信访总量连续12年大幅攀升，在2005年这一势头虽然得以遏制，但据国家信访局负责人介绍，2005年全国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信访总量仍然达到1265.6万件，而且国家信访局受理的信访量没有下降②。「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基础阶层成员较大规模的卷入这一现象，预示着未来20年中国社会危机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较为强大的社会能量。另一个迹象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开始显露。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城乡居民土地被强行征用、房屋被强行拆迁而得不到合理补偿所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这是一种"直接利益冲突"的现象。此外，还有一类现象值得注意。有人发现，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种过去未曾有过的现象，这就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即：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的不满情绪借机宣泄。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发的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河南等地都曾发生的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的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③。「钟玉明、郭奔胜：《社会矛盾新警号》，《瞭望》2006年第42期。」这一类现象的危害以及处理难度都比较大。比如，法国前些时间发生的"巴黎移民骚乱"，就是典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骚乱主体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利益要求，而骚乱暴力倾向强，延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处理难度大④。「益雄：《无直接利益冲突》，《百姓》2006年第12期。」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无直接利益冲突"这一现象说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民众与公共权力机关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良性互动⑤；「高新民：《怎样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北京日报》2007年8月13日。」说明在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的积怨已经积累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同时却缺少畅通、规范、应有的诉求渠道。从社会危机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中国的社会纠纷和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在迅速加大，社会危机可能发生的部位已经开始"由点到面"，社会危机可能发生的范围迅速扩大，诱发社会危机的爆发点开始增多，而且，社会危机的突发性也开始增强。

显然，在社会整合和团结程度明显降低、社会控制力明显削弱、社会基础阶层成员较大规模的卷入以及社会纠纷和冲突的爆发点日益增多等种种不利的条件下，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很大。同时还应看到，在中国中期这一时期，正如前面所谈及的那样，社会危机的多数诱因变量如经济波动、物价上涨、金融危机以及失业率上升等等从总体上出现变坏的情形几乎不可避免，这就对社会危机本因变量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势必会产生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切，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前景：在中国的中期阶段也就是未来的20年当中，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极大。

中国中期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轨迹是：当多个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明显变坏到一定地步，这时一旦出现某个变量特别是同民生问题直接相关的变量，如经济波动、物价迅速上涨现象或失业率居高不下现象并出现进一步变坏的情形，以此为爆发点，就很有可能引发较大范围内的社会危机。中国中期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可能形式是，以和平请愿的群体性事件方式为主，但也不排除在局部地区、甚至不小的区域范围内出现公众情绪失控而引致的暴力活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虽然会在某个时段对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对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较大的、多方面的损害，甚至使经济在某个时段出现严重滑坡的现象，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失序的现象，但就总体而言，仍然属于可控范围内的事情，还不至于形成严重的、具有颠覆性的社会动荡局面。

六、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第三种可能趋势

第三种可能的趋势是，在未来的20年中，在社会危机诱因变量全面严重恶化的同时，社会风险本因变量也出现全面严重恶化的情形，于是，中国有可能会出现最为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

假设社会危机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出现全面恶化的情形，那么，就会引发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

或者，假设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经发生，却对之束手无策，而任由其自然发展的话，那么，就会使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全面恶化，从而也会造成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在严重的社会危机背景之下，就会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经济体系瓦解，民众陷入苦难生活当中，社会经济正常的秩序难以恢复的局面。

但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在中国的中期阶段即未来的20年当中，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阶段的中国不存在发生严重社会危机的基本条件。

第一，中国民众目前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相应地，民众也不会产生绝望的心理状态

从中国历史上看，形成严重的、颠覆性社会危机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基本食品的极度匮乏，民众的基本生存难以为继，因而出现了绝望的心理。既然无法活下去，既然绝望了，那就势必要造反，颠覆这个社会，而重新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社会。而这种条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基本食品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了。2006年，中国人均粮食、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牛奶占有量已经分别达到379公斤、23.3公斤、48.9公斤、40.4公斤、24.4公斤；分别是1980年的1.2倍、3.0倍、1.4倍（与1997年比）、8.8倍和20.3倍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版，第489页。」在未来的20年，即便遇到突然性的自然灾害，中国也完全可以通过粮食战略储备或从国外紧急进口食品的常规方式来消解问题。既然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不会丧失，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也就很难出现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

重要的是，在中国的中期亦即未来的20年当中，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将大为改观。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如果不发生十分意外情况的话，中国经济在未来将会保持一个较好的发展势头。比如，有专家作出预测，从2005年至2020年，保守地估计，中国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8.5%左右。根据市场汇率法计算，20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为10.2%；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这一比重为15.8%，中国的GDP 总量将排在世界第二位。根据购买力平价法计算，这一比重将高于1/4，中国的GDP 总量将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②。「胡鞍钢：《中国经济实力的定量评估与前瞻（1980-2020）》，《文史哲》2008年第1期。」这就为大幅度改善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同时，近年来深得民心的"亲民"政策的推进势头已成定局，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不会突然中断。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这一段时间内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民众的基本生存底线相应地也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在这样的条件下，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发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第二，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说明，对经济转型而言，最为危险的事情有两种：第一种情形是出现经济秩序的空当或"真空"时期。像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就曾出现过经济秩序的"断层"即空当的时期，这就造成这些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丧失经济秩序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情形。对于这种倾向，有一项调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在2005年1-2月进行的调查显示，被视为改革中一组消极因素前8位的排序分别是（数字总和超过100%，因为最多可选择5个答案）：稳定丧失（57%的人选择），道德沦丧（56%），受保护感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消失（50%），国内秩序混乱（44%），民族冲突加剧（33%），国家防御能力减弱（29%），国家的可控性减弱（28%），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7%）。"十分明显，被俄罗斯人视为改革的主要损失的社会保护和对未来生活信心的丧失，在今天仍令俄罗斯人感到不安。"③「米哈伊拉尔。戈尔什科夫等：《俄罗斯人20年后看改革》，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是发生在民族文化总体素质较高的俄罗斯，假如是发生在中国，其可能的负面效应恐怕会更加严重。第二种情形是出现依附性的经济结构。像拉美一些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缺乏自主意识，过分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因而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对外依附性，使得本国的经济结构在不小的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畸形化的状态，并进而引发众多严重的社会危机。"有的阿根廷学者这样讲到自己的体会：'在我的印象里，一生的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危机之中。'新自由主义政策'把我们拖进了没有希望的境地。'"①「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7》，第9页。」

与上述两种情形很不相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是通过渐进式的路径进行的，初步地顺利完成了由原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并没有出现空当时期。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很强，有着一个较为独立、完整的民族产业体系，没有形成对外国经济体系的畸形依赖。因此，中国不可能丧失起码的经济秩序。况且，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很强，同时，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抵御来自国内外的经济风险。既然经济秩序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那么，中国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就会降至最低限度。

第三，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完全丧失

在那些发生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的国家中，政府当时基本上或是严重丧失了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致使各种类型社会群体之间的恶性争斗持续出现，并直接引发或加剧社会的动荡。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则很不相同。

其一，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十分强大。虽然中国政府行为当中存在着不少有碍于现代化进程的问题，甚至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难题，但是，同时应当看到，政府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着十分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府现在仍然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所谓社会动员，主要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这种社会动员能力在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些重要困难的时候，能够发挥出极大的作用：通过社会动员，可以使社会成员在某个重要的问题上取得共识，减少相互间的离心因素，消除社会机体某种碎片化的可能性，增进社会的凝聚力，实现有效的社会合作，使整个社会的潜能得到充分的释放，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通过社会动员，可以对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造成某种有益的社会压力并增大社会予以解决的力度。从中国2003年对"非典"事件、2008年初对南方地区大面积特大冰雪灾害事件的应对当中，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同别的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动员方面实际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从民族独立以来就有此传统，更因为我国是一个比较重视群体的国家，所以社会动员的潜力比较大②。「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6页。」只要启动得当、使用得当，社会动员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许多国家都不能相比的。除了社会动员这种能力之外，还需要看到，中国政府现代意义上的理念和能力，目前正处在一个较好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政府也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和职业化。特别是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政府对于现代化趋势和中国国情的理解更加贴切，标志着政府本身的发展有了明确目标取向，同时也标志着政府对于社会的驾驭能力有明显提升。在未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当中，还看不出会出现一个具有取代现有执政党和政府并能够有效控制社会能力的群体的迹象，也看不出现有的执政党和政府会出现严重分裂并丧失社会控制能力的迹象。

其二，中国民众目前对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有着较高的信任度。有调查显示，2006年，以4个等级计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平均数为3.56，接近很信任；对法官和警察、地方政府、信访机构的信任程度平均数在2.79-2.93，接近比较信任③。「汝信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65-66页。」另有调查说明，即便是在上访的社会成员心态当中，中央政府仍有较高的信任度。比如，就是在进京上访的农民心目中，党中央国务院还有较高的地位，有49.5%的人认为党中央国务院还有很高或较高的威信。而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的威信已明显下降，其中，认为省级、市级、县级、乡级党政威信很高和较高的分别为24.6%、4.5%、1.7%和0.7%④。「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社会学视野网2007-07-12.」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这种信任，在未来的20年当中很难出现急转直下的根本性变化。不能低估这种信任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民众信任的存在，意味着民众希望的存在；而民众希望的存在，又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社会安全的存在。这同前苏联解体之前的情形十分不同。在前苏联解体之前，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①。「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九江：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由此，我们不难找到前苏联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在未来的20年当中，既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不可能丧失，既然民众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着较高的信任度，那么，中国社会也就不可能出现严重的、具有颠覆性的社会危机。

七、应对思路和对策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是基本判断：在中国中期亦即未来的20年当中，一般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一般性的社会危机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现象；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严重的、带有颠覆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应对方面。而且，对于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有效应对，对于有效处理一般性社会危机、对于有效防范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发生，均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如何才能有效地降低中国中期即未来20年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如何才能将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所产生的负面作用降至最低限度？这一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可以这样说，应对社会危机最为有效的方式，就在于应当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深深植根于整个社会，将社会公正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将社会和谐作为基本目标取向，以此为基石，制定并实施系统的社会政策，建立起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建立起畅通公平的社会流动渠道，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关于这样一些问题，已有很多学者写了大量论著进行了探讨，这里不拟一一重复。

就中国中期亦即未来20年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的应对思路和对策而言，我们只强调三点：

1.建立起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最快、人口最多的大国来说，要想保持安全、持续、健康的发展局面，拥有一个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极为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并引发社会危机各种变量的恶化，严重者，甚至会引发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从而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凭借着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可以有效地应对诸如经济波动、物价上涨、金融危机、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三农问题等社会危机变量恶化的情形，将之消弭在萌芽或初始阶段，而不至于酿成大的危害以及形成广泛的连锁反应，同时，也有助于解决至少是缓解已经形成了的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战略资源状况很不乐观，难以支撑未来20年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给存在着极大的压力。中国人均占有的原煤储量、水资源储量、石油储量和天然气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5%、91%、10%和4%.如果未来能源消费年平均增长率按5%推算，则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较之2002年翻一倍以上，至少达到30亿吨标准煤，能源供应的压力极为巨大。中国石油净进口率将由2002年的34.6%提高到2030年的83.5%，届时中国每天进口的石油，相当于目前美国每天的进口水平。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02-2030年，全球新增能源需求的21%来自中国。另外，主要矿产品也存在着巨大的压力。中国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几种重要大宗矿产如富铁矿、铜矿、锌矿、钾矿、锰矿将长期短缺，到2010年，45种主要矿产中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②。「马凯主编：《"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207.」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缺少一个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那么，中国社会经济的安全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容易受制于国外各种经济势力、政治势力以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将无法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经济风险如石油等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无法有效应对国内各种社会风险如经济波动、物价上涨、金融危机的打击，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幅度上升，由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幅度扩张。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必须从长远考虑，建立起雄厚的包括石油、重要矿产种类等重要能源在内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这种能力。至于储备的方式，从有效性以及成本节约的角度看，可以多种多样。比如，有必要学会并注重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有针对性地鼓励、引导国内企业到海外建立能源基地。此外，还有两点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是，应当高度重视粮食的战略储备。粮食是一个民族最为基础性的生命线。平时这一问题很有可能被人们忽视，但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候，粮食的重要性就往往会迅速凸显出来。至于粮食的战略储备，特别要注重解决好粮食实物的战略储备和粮食耕地面积的保护这样两个问题。二是，应当高度重视黄金的战略储备问题。可以说，国家拥有雄厚的黄金储备，是有效应对国内外金融危机、国内物价上涨等社会危机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况且，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大量购进黄金的经济实力，比如，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远远高居世界第一。有学者指出，要想将中国已经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实现购买力保值，唯有变外汇储备为黄金白银储备。藏金于民可以从根本上保护人民的财富安全，这是所有致力于和谐与平等社会构建所不可缺少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全世界6000年来全部开采的黄金总量只有14万吨，全部欧美中央银行的账面黄金储备只有2.1万吨，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中央银行疯狂出售黄金的行为，其全部家底可能远低于2万吨。以现在的金价（650美元1盎司）折算，这不过是个4000亿美元的小盘子①。「宋鸿兵：《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268页。」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大有作为。

2.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并且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就有效应对常态性社会危机、缓解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以及防范严重的社会危机而言，公正、合理、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这种利益协调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以此确保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是畅通、广泛和充分的，同时能够主动为社会成员及时提供必要的信息；利益协商机制，以此保证在处理利益关系问题时，让相关各方再加上相对中立者共同参与协商；利益保障机制，以此确保社会成员基本权利长时效的保障；利益调节机制，以此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减小低收入者的比例，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有了这种机制，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解决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减小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3.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有着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对于有效地防范和应对社会危机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现在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很不正常。当前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80%多，中等收入者只占全部居民的10%-15%.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不是一个健康的结构，不可能造成一种和谐安全的社会局面。要想构建一个和谐安全的社会，就必须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人群，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社会阶层结构既是公正的，也是和谐安全的。

这一点，已经越来越得到各个层面上的社会成员的广泛共识。

"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指，在全体社会成员当中，收入较高和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的比重都比较小，而居于两者之间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最大，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中等收入者。

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公正性：它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普遍受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具体状况；反映出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基点（数学上的大数原则）的制度设计的公正性和社会政策实施的力度；也反映出社会成员的实际能力与收入状况之间的合理对应，因为在一个社会中能力强者和能力低者均占少数，而能力居中者占多数。

为什么说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层结构最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全？起码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有恒产者方有恒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人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很难对社会有一个积极认同的态度，就很希望瓦解现有的社会秩序，希望重新产生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分配结构；但是，当人们普遍拥有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像样的家庭财产，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时，就会希望社会保持一种稳定的局面。

第二个理由是，中等收入者相对来说更容易遵守法律法规。就一般情况来说，中等收入者的文化水准高一些，理性化的成分多一些，心态也比较稳定。这样，中等收入者就更倾向于通过法律法规来协调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个理由，中等收入者是富人和贫困人口之间的有效缓冲带。在一个社会当中，富人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相对来说最容易产生隔阂和冲突。而中等收入者群体同这两个群体相对来说容易相安无事。这样，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如果很大，那么，就可以比较有效地缓冲富人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四个理由，大比例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成员能够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使其处境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弱势群体只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摆脱其弱势境地的。这就需要社会的援助。就总体而言，社会援助的力度取决于公共投入的力度。而公共投入的多少取决于税收的状况。税收的多少则取决于经济状况较好的社会主要群体比重的大小。在一个社会当中，富人群体成员的比例不可能太高，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要群体。这样看来，只有中等收入人群才能成为经济状况较好的主要群体。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比例如果能够占据主要位置，比如说达到80%的比例，那么，这个社会不但能够具备大幅度改善弱势群体处境的能力，而且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能够减小弱势群体成员的比例，减小援助弱势群体成员的压力。以中国为例，假设在十三亿人口当中，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达到了80%，那么，以十亿中等收入者的力量就能够有效地援助三亿弱势群体成员；但是，如果倒过来，假设中国只有三亿中等收入者，那么，依靠三亿中等收入者的力量来援助十亿弱势群体成员，试图使其处境发生大幅度的改善，则是不可能之事。

第五个理由，中等收入者对于经济滑坡和经济危机的承受力较强。对于贫困者来说，经不起经济萧条的打击。"高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危机对缺少抵抗负面冲击能力的穷人的利益尤为有害。"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准本来就只是刚好解决温饱。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一旦恶化，就意味着贫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д呖赡芰?卤サ娜兆佣家?苡跋臁６?杂谥械仁杖胝呃此担??揖?米纯龅亩窕??淙换岫陨?钏?疾??恍〉挠跋欤??共恢劣诘接跋旎?旧?频牡夭健Ｈ毡旧缁岬钠陡徊罹嗪苄。?毡臼鞘澜缟匣?嵯凳?钚〉墓?抑?唬?械仁杖胝咴谄渖缁岬敝姓季葑叛沟褂攀啤Ｈ毡居幸桓隽餍兴捣ǎ?凶?一亿皆中流".意思是大多数的日本国民都是中等收入者，所以对于困难的抵抗力很强。相比之下，美国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虽然也很高，但不如日本的比例高，贫困者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贫富差距也比日本大得多。所以，当美国和日本遇到同样的经济危机时，美国的商场往往会呈现出一种明显萧条的局面，而日本商场的萧条程度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明显；美国的民怨往往会比较大一些，而日本的民怨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第六个理由是安全系数的简单计算。贫困群体当中对于社会不满的人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假设每十个贫困者里面就会出一个对社会不满的人；我们再假设，一个社会当中只有十万个中等收入者，一百万个贫困者，而一百万个贫困者当中就会出现十万个对社会不满的人，这样，平均每一个中等收入者就会面对一个对社会不满者。所以，这种状况下的社会安全系数是最低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如果情况倒过来，假设一个社会当中有一百万个中等收入者，只有十万个贫困者，而十万个贫困者当中会出现一万个对社会不满的人，这样，平均每一百个中等收入者才会面对一个对社会不满者。这时社会的安全系数毫无疑问是很高的，社会是非常稳定的。

来源：《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