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支撑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主导权的要素是深层次的,包括具有丰富创造力的大学，多种价值取向的研究机构，在自由竞争中优而胜之的媒体和从业人员，政策变更改善的制度性渠道。
最近几年，中国学界和传媒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推展中国的声音。众多国人深感，在当今世界，美国的“话语霸权”显得太强。有没有可能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剖析一下为什么美国能够拥有那样的“话语霸权”？进而言之，刻意要在国际社会推展“中国之声”的个人或团体，能否从美国生成和保持其“话语霸权”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启发？我希望在这几个问题上，与读者分享一些观察和反思。
虽然美国“话语霸权”的概念经常出现在中文讨论中，但我更愿意用“话语主导权”这个中性的提法。必须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主导权，基本上不是通过“霸道”——即用强制性的力量或暴力威胁——的方式实施的。要获得当今国际话语主导权，绝大多数时候只能通过辩论、传播的方式，通过观念和言语的“软影响力”，而不是通过强制力或暴力威胁来实现。
形形色色观念使美国从不缺席
美国的话语主导权建立在本国肥厚的观念土壤里，我们很难在大问题上听到一个“统一的”美国声音。可以说，如果美国自始至终只有一种声音，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话语主导力。
中国在推展“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国际对话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今天的国际社会上，当讨论中国实力的增长对世界秩序的含义时，人们使用最多的概念，还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任美国副国务卿时，提出这个绝顶聪明的概念，它把很多美国人和西方人对中国发展和兴起的担忧、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目标取向，串连在一起。要提醒的是，在佐利克提出这个观念的同时，美国有许多“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比如，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建议，经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提出，主张美国应该动用一切力量，预防性地阻止地球上任何一个强国的兴起，以免挑战美国的地位。这两种观点之间差别巨大。有一点千万不要忘记，佐利克和沃尔福威茨都是小布什政府的高官。可见，在中国的兴起及如何应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美国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今天，“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个理念逐渐被中国和其他国家所接受，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一个主流政策架构。
不仅是在这个问题上，在美国严肃的媒体上，对重大国际和国内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是常态。稍好一点的美国大学，也一定有训练学生作尖锐而理性辩论的常规资源（这与“愤青”式的骂街有天壤之别）。一个国家的公民，特别是她的知识界，如果在本国没有持续的辩论空间，没有充分的训练和准备，怎么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作理性论战？我记得有一位美国历史学教授曾说：在美国的公共辩论中，人们可以发现，在重大问题上，都会有哈佛毕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大学在美国有巨大的影响。在每一个阵营里，站在最前面的都能看到几个哈佛的毕业生，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很多都产自哈佛。
一定程度上，哈佛在美国社会所处的地位，就是美国在国际社会所处地位的一个缩影。美国有深厚的土壤，可以产生足够多的不同观念。美国有形形色色的观点、解释、论证和展现的方式，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有效地表达出来。在观点和思想上，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储备，仓库里有形形色色的“货色”。因此，我们始终能看到新鲜的观念、吸引人的提法从美国产生。以个人或派别的形态，美国人内部在不断地打嘴仗，作为一个大群体，美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从不缺席，外界都能听到美国的声音。“从不缺席”是美国能够获得国际话语主导权的根本原因。假如美国在所有国际问题上始终只有一个观点、一种主张、一种声音，那么它一定会在一段时间里、在一类议题上“沉默寡言”，从而缺席。
有充分思想准备应对新问题
美国产生形形色色观念和论点的肥厚土壤，主要不是由美国政府提供，而是由美国社会提供。
第一归功于规模宏大、多元化的学术界，主要是大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高等教育是世界第一，在全世界最好的50所大学中，美国至少拥有35所。从思想创新来讲，美国的能力居首。比如，现在人们广为使用的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都来自美国。美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提法”策源地，虽然创造这些观念的，不一定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些是移民。无论是哪个领域，当今世界创造性的成果大部分来自美国。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就产生自这些新观念、新提法、新价值，当然还有新技术。
第二，美国还有形形色色的智库，成员是学术度假的大学教授、退休的政府官员，或成功的企业家、律师、媒体工作者。这些智库有的专为一个产业代言，有的专为一个区域、一个群体（比如艾滋病者）代言，更多的是非党派（不等于无政治立场）、非营利的，它们的研究领域五花八门。这样的智库在全美国不少于3000个，其财源基本来自于社会，政府只是在少数项目上拨款。在一定时段里，一些智库的研究成果可能不会被政府采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搞研究。一旦有突然的情况发生，或国内国际的形势发生变化，前一项政策失败了，马上就会有其他的后备力量、替代对策蜂拥而来。一批曾经几年坐冷板凳的研究者会带着他们的研究成果走上前台，这使得美国在很多新的、突发的问题上都有充足的思想和理论准备，这也是美国能够主导国际议题的条件之一。
第三，美国还有一些素质高的媒体，其骨干从业人员多数是过五关斩六将、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它们对于传播美国形形色色的观念、声音和政策建议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元声音让美国不致“全军覆没”
当然，美国所发出的形形色色的声音里，有一部分是政府刻意操作的，企图以此来误导国际舆论。比如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政府经常指责其他国家不好，但对美国国家利益或者美国政府某项政策特别相关的几个盟国，美国政府则尽可能少加指责。
但这只是美国声音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主要的部分。我们所听到的美国声音，并不是由某一个系统来组织、操控、发出的。美国对国际话语的影响力，主要不是来自美国政府有组织的操作。
比如，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国政府特别注意吸收当年越战的经验。越战期间，美国国内反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关键就是媒体对于美军打死当地老百姓、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军人受打击的惨状的大量报道，它们改变了美国人对于战争的态度，引发一波波反战运动。因此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初期，美国军方严格限制媒体，对随军记者的挑选，要参照该媒体和该记者以往的倾向。但没过多久，通过形形色色公民团体和其他一些媒体的努力，关于战争负面的报道越来越多，来自美国国内对战争政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这种多元化的声音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即使美国的某项政策糟糕得不得了，但也只影响到美国一届政府的形象，对美国整个国家、社会、人民的影响则有限。一个国家长期发出单一的声音，只能使该国在国际上展现一种固定的面孔、单一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因此而变得脆弱，易受伤害，多元的声音则使一个国家具有更加多面、立体的形象。
正是听到了美国不同的声音，听到了美国国内种种批评的声音和改进的建议，世界上的很多人因此相信，美国行政部门的某项糟糕的政策搞不长。比如，美国政府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美国国内的批评之声却从没停止过，同时，前副总统戈尔还因为在环保领域里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些不同的声音让人看到了美国政策改变的希望，使世人相信美国政府今后一定会在环保上改善做法。国际上有很多人对美国的某一种观念、某一项政策、某一个政治势力或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非常不满甚至仇视，但大部分人不会把整个美国“看黑”了，因为外部世界能看到美国国内还有其他颜色、其他价值取向，政策变更的机会多多。
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舞台上，要想使你的声音起主导作用、声音背后的政策取向和价值诉求被他人认同，人们不仅要看你怎么说，更要看你怎么做。在40年前，美国在国际上受到的最严重的批评之一是它的种族歧视。在那时，如果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宣讲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有多少人会相信它？但现在，美国的国务卿赖斯是黑人，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鲍威尔是黑人，还有刚当选的总统奥巴马。美国社会里还有种族歧视现象，但人们今天很难论证说，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在美国没有政治地位。一个国家要获得国际话语的主导权，虽然它可以不断地训练自己说话和表达的技巧，但一个国家声音的公信力更来自于它的实际作为。
能够支撑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主导权的要素是深层次的,包括具有丰富创造力的大学，多种价值取向的研究机构，在自由竞争中优而胜之的媒体和从业人员，政策变更改善的制度性渠道等等。只有这些，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持续产生新观念和观念表达新方式的肥厚土壤。一个国家拥有多种多样的声音，才能使之在各个领域的大论战中从不缺席，让其他国家对她更加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