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遍意义来看，公共资源有限性、行动一致性和正义普适性构成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处境，而对自身处境改善之可能性的探讨，成为政治学的“天职”。放宽到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下来看政治动员，目的在于将现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置于一个恰当的位置进行讨论。政治动员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传统方式，需要给予知识学的关注，而不是偏狭地将其嵌套在威权主义政体下从价值角度做出否定判断，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结。
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e）涉及现代社会集体行动这一难题，呈现出的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国家对公民行为的管制边界、公共治理的宪政维度等政治学知识之维度的两难问题。从研究现状来看，应该说政治学的相关知识远不够规范[1]。所以这里试图以政治动员中现代大众集体行动形成的制度机制为核心题域，在政治学知识维度对政治动员进行新视角的分析。当然，政治动员研究的学术关怀和方法多种多样，这里的研究是对已有研究合理价值的吸纳和可能空间的拓展。
概念界定与研究视角
在现代汉语中，“动员”一词常常被解释为：“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 [2]在这一意义上，“动员”仅指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国防事务有关的政府行为。这种最狭义的解释虽然源于历史社会的经验事实，但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政治学分析。事实上，现代社会在使用“动员”一词时，其应用界线已不局限在军事领域内，而是被看作现代政治组织尤其是统治集团的一种普遍行为。
作为一个政治学范畴，“政治动员”主要用于描述政治权威对公众行为的某种诱导或操纵。之所以实施这种诱导或操纵，通常是为了达成某一特定的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都是典型的政治行为，但政治动员的行动路线是自上而下的，而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则是自下而上的。[3] 按照比较政治学家的看法，政治动员乃是“统治精英获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4] 如果采纳这一界定，那幺，怎样诠释政治动员的发生机理，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政治动员是威权政体下的特殊政治现象，还是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的一般政治现象？虽然政治动员的相关研究通常只是涉及一些具体的个案，但如果据此将其还原为特殊主义的问题，却显得有些偏狭。在一定意义上，对现代社会中政治动员现象作特殊主义的理解，与西方中心主义取向存在着某种关联。摆脱对政治动员所做的特殊主义的阐释，意味着政治动员并非极权政体独有的政治运作模式，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各主要政体之中，只是运作模式有所差异。
政治动员虽则是现代社会中一种广泛存在的政治现象，但并非没有具体类型上的差异。现代科学研究视“类型谱系”为学术研究的前提，因为“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它建构了它的对象”，[5]只有首先将社会现象区分为一定类型，作为以求知为终极价值的学术分析才有前提。显然，对政治动员进行分类研究也是形成相关知识的基本路径，当然这里对政治动员类型的概念化描述仅仅是一个初步探索。
（1）“竞选动员”与“群众运动”[6]。这是以政治动员的政治生态为标准的一组类型确认。自由民主政体中政治动员的概念化是“竞选动员”，极权政体中政治动员的概念化则是“群众运动”。竞选动员是自由民主代议政体下政党竞选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其目标是赢取政治选票，政治精英和选民之间完成政治互惠交易，这类政治动员无论目标还是运作都相当成熟，并且带来现代民主政治过程和技术知识的增长。群众运动是按照“先进阶级”代表制的政治理论[7]确定的威权政体下政治动员的形式，在这样的政体下，群众被看成是缺乏主见和欠缺掌握自己命运能力的“乌合之众”，政治动员的目的在于动员群众服从独裁领袖为拯救大众而预设的社会变革图景。
（2）“常规动员”与“逆境动员”。如果按照政策形成和执行的情景来划分，则有常规状态下的政治动员和应急状态下的政治动员。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曾建构政策制定的三种情境模型：繁荣时期的政策制定，困境下的政策制定和严重危机下的政策制定。处于不确定性增加的现代社会，德罗尔进一步把普遍存在的社会紧张状态抽象为“逆境”，以强烈的介入性判断说道，逆境下的政策制定正是政策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为逆境最容易暴露统治方式和政策制定的缺陷。[8]逆境中政府治理危机的动员易于达成行动一致性，不仅可以超越常规程序，而且直接缩短执行动员的距离。
（3）“政府动员”与“组织动员”。如果按照动员主体来划分，可以分为国家权威的政治动员以及社会组织的政治动员。在现代政治社会学研究中，政治动员也用来分析政府当局的治理公共事务的行为。地方治理中涉及小区安全、公共交通、环境保护计划和废弃物处理等公共问题解决过程，需要借助政府动员的方式向公民群体表达政府政策意图和选择的执行方式，引起公民群体响应和积极介入。而由社团为实现特定公共价值而发动的动员，则构成组织动员，组织动员具有明显的公益追求，甚至比政府动员形式更丰富、响应效能更显着。随着现代社会交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网民的“个人动员”及其产生的聚合效应正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动员形式，值得政治学对其给予知识的响应。
由此可见，政治动员的类型不同，动员的方式、程度以及价值衡量标准也都有所区别。当然，不同类型的政治动员总有某些共同之处，诸如争取足够多数散布的公众群体的支持、改变某些事件的状态。因此，对政治动员的研究应该选择更能描述和解释其功能形成的概念途径，避免将政治动员嵌套在革命运动、社会运动诸问题中而做出空乏的理解。这里我们选择一种释义模型研究政治动员，以便尽可能近距离地对政治动员运作机制进行观察并给予相应的解释。
一般而言，政治动员研究的核心旨趣体现为对动员中集体行动形成机制的解释。这里尝试建立一个简要的解释集体行动形成机制的模型，该模型通过设立动员议题和认同聚合两个变量，对不同类型政治动员的差异进行解释，所以这一模型主要是释义模型。
——>议题建构——崇高幻想的建构
政治动员（集体行动）
——>认同聚合——组织行为与大众行为
在该模型中，第一个变量动员议题被认为是政治动员的灵魂，政治精英建构动员议题的能力决定动员的绩效。动员议题的建构离不开对“质料”和“形式”两个次变量的运用，一个效度高的动员议题是这两个次变数完美的结合。成功的动员议题无疑是一件“公共品”，可以降低大众完成认同聚合的成本，提高动员收益。模型中的第二个变数大众认同聚合是对动员议题的回应；权威、说服和交易三个次变量的不同权重和排序，在一般逻辑层面解释了认同聚合的动因。“动员议题——认同聚合”的释义模型可以说是对政治社会活动中政治动员经验的抽象，但不同的政治体制下这一模型解释的重点需要调整。因此，本文对该模型的应用选取了现代政体谱系的两极——自由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这两个典型，而这些调整并非是任意的，而是选择了不同政体下都存在的公民权利—义务关系。根据这一研究设计，对政治动员的讨论便转化为对不同政体中动员议题建构和认同聚合的研究。
从政治动员概念分析到研究模型的设定，目的并不仅在于能够高精确度地解释不同政治动员中大众一致性行为形成的经验个案，同时也是为了求取有关政治动员的知识谱系；或者按照科学哲学所言更注重对政治动员的“纯粹形式”展开研究，以为进一步研究人类政治社会中一致性获得的永恒难题积累智识。
政治动员中的议题建构
政治动员的类型多种多样，具体目的也各不相同。但是，每一次政治动员却总是紧密围绕某一特定公共政策而进行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过程都要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完成。假如国家公共政策需要依赖政治动员才能运作展开，那幺，始终位于政治动员运作起点的则是政策议题（Policy Agendas）的建构。在政治动员的议题建构中，议题的“质料”和“形式”影响政治动员的操作方式和实现程度。
质料一般涉及共同体某个真实的公共问题，从传统的劳资关系到女权主义、环保运动，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冲突到公共福利工程，每一个重大的影响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社会问题，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动员中问题建构的质料。在公共政策的议题建构中，人们通常认为“官僚带来的是事实和知识，而政客带来的则是权力和价值观”。[9]但是，无论政治动员中官僚和政客的立场有着怎样的不同，如果缺乏与动员议题有关的“事实”、“知识”以及“价值”这些质料，政治动员的运作便失去了合法性。
然而，仅有质料也只能局限于理性的表白，对获得公众积极有效支持而言，这最多只是必要条件。因此，除“质料”之外，“形式”在动员式政策过程中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断言，“倘若没有象征符号，社会观的存在只能是不稳定的。”[10]将涂尔干面对现代社会所表达的看法应用到动员议题建构中，也是十分恰当的，即没有必要的“形式”，政治动员便难于进行运作。一个成熟的政治共同体，总是有着明确稳定的政体和作为政体延伸的权力文化网络，政治动员议题建构中的“形式”主要依赖共同体的权力文化网络。政治精英在动员议题建构时，往往利用权力文化网络中的资源，将动员议题象征化、仪轨化、符号化，以隐喻方式对动员进行表达。在各种类型的政治动员中，都可以看到政治精英对动员议题“形式”的追求。这些精英犹如表现力十足的艺术家，善于凭借“符号编码”“施魅”于公众的注意力、操控公众的想象力，令公众情绪高昂、热血沸腾。这些巧妙建构的“形式”，
无疑增添了政治动员的的感召值，往往成为政治动员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因此，如果忽视对权力文化网络中诸如象征、仪轨这些政治资源利用的话，也就不可能成功提升政治动员的能力和扩展其效应；没有强大势能的政治动员不仅无法获得公众积极支持，也危及当局的威信。
总之，政治动员中议题的建构，最终通过政治精英“运用法律手段来确认、修改，或者替换公众价值、道德规范和人际行为准则，”[11] 确保动员的合法性和运作的有效性。
在自由民主政体下，政治动员议题建构中“质料”与“形式”的契合，较为典型地体现在政党竞选动员中。按照民主治理理论的解释，由于政党执政竞争中多数票制的“选举铁律”的存在，竞争性政党制度获得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渐进调整、维持其持续均衡的功能。因此，政党执政竞争中各自公共政策的诉求，不仅需要针对潜在选民提出一个利益倾向明确的政策问题，还要在竞选中“象征化”各自提出的政策问题，达到动员选民、完成投票的最终目的。
政治精英之所以要象征化竞选议题建构，是理性的竞选制度设计与选民集体行动理性困境这一现实处境的要求。在自由民主政体国家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一般公众的理性化与民主化程度其实是有限的，选民具有充分的积极性和慎思明辨的政策议题选择能力仍旧是一个假设。有些政治学者分析说，“要在缺乏战争和革命危机的情况下，想象大多数人对小区事务的兴趣会大于对自己事务的兴趣是困难的。”[12]例如，美国有一半的选民对“民主”和“保守”一词缺乏认识或没有认识，虽然有50%的选民能正确地使用民主党和保守党的标徽，但只有10—15%的选民能描述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差异。此外，禁止将议题强加给选举人也是现代政治竞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当政治候选人面对竞选动员中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选民时，常常碰到的“一个战术上的问题就是要选择那些能够产生希望中的共同行为的各种象征和方法。”[13]
一般而言，竞选动员中的议题具有相对确定的功能[14]，议题选择受到利益性和聚合性双重原则的制约。所谓利益性，是说动员议题总是涉及某些现群体的现实利益，要幺与资源配置有关，要幺与财富分配有关；所谓聚合性，则是议题也要有凝聚作用，易于被公众理解、接受和支持。政治候选人的竞争，实质上转换为动员宣传的较量，其核心“硬件”则是议题的象征化，这正如拉斯韦尔所言，“宣传是通过一些被精英和反对派精英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的象征来进行的。”[15]一次竞选动员较量后，确定是某个候选人而不是另外一位候选人当选的关键，往往取决于候选人在议题动员中的“政治技巧、风格和魅力”。获胜的竞选者一定更能“理解选民的情绪，评估他们内心想法，找到触及他们心灵深处的方法”，而失败的竞选者也多半是在竞选动员的议题运作上效度太低，或者是公众对其建构的议题漠不关心，或者“候选人未能以吸引选民的方式包装议题。”[16]所以“在任何时候的任何选举中，总有某位候选人比另一位候选人更能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和想象力。”[17]
如果说上述自由民主政体下竞选动员议题主要围绕世俗性的具体利益进行建构，那幺，追求宏大历史目标或民族主义战略，则成为威权政体下政治动员议题建构的总体特征。
在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威权政体的出现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简要地说，威权政体最根本的制度属性，在于这一制度“必须不断地运动并把周围的一切都卷入到运动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维持下去。”[18]这种永无止境的运动观，不仅成为威权主义政体的本质特征，而且也决定了持续频繁的政治动员成为政治体系运作的一般模式。
威权政体的公共政策大多具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发展崇拜”的追求，通常选择取消竞争性公民参政的“独裁—技术—动员”[19]的发展战略。这种“国家性格”的形成与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缘位置有关。从建构动员议题的“质料”角度来看，威权国家的在这方面有两个显着特点。首先，动员议题选择往往放在提高政党维持政权秩序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上。以中国为例，在1950年之后的约30年时期中，政治动员的议题先后选择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派斗争；经济大跃进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次，建构议题时往往并不考虑合法性问题，而由国家单方面强硬设定后动员群众参与。因为在“独裁—技术—动员”发展战略制约下，“人民是被动员来执行党的精英人物已经制订好了的政策，而不是参与制订政策。”[20]
概言之，威权政体政治动员的议题建构，聚焦在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领域；具体的动员议题不过是在“独裁—技术—动员”发展战略下的适时挑拣而已。
尽管动员议题的选择并不需要照顾到合法性原则，但议题目标的实现却离不开群众参加。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个案时分析到：“完成这一任务的首要途径是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含有双重目的，即针对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时在中共领导下动员群众资源。”[21]一般来说，当议题的合法性比较低时，议题“形式”的建构会得到加倍重视；否则执政党无法在动员中取得优势地位，政治领袖掌控群众资源为远大目标做出奉献。
拉斯韦尔认为，依靠某些重要的象征来处理关于人的问题，这是政治精英的一种技能。这种技能包括使用像演说、辩论文章、新闻故事、带有目的的小说以及哲学体系等各种传播媒介。[22]威权政体下，政治动员中议题的形式建构常常包括：宣传鼓动、受训控制、典型示范、组织控制、蒙蔽性诱导等，但这些形式往往以独创性的象征符号提供给群众。
就动员中象征符号资源的利用而言，威权政体下执政党的精英群体形成了一些惯常的行为。
1、“圣化”动员议题。威权政治国家受环境压力，不得不被迫主要依靠各种象征回应挑战。通常使用的办法是夺取神圣象征的控制权，并用于达到控制的目的，执政党一条强有力的原则就是决心要发展一个强大的纯粹的神圣象征系统。这样的占统治地位的象征体系，大多是统治集团创造的意识形态。不管具体的政治动员试图达到什幺目的，但动员议题一定从神化般的意识形态中套取象征资源，从而将动员议题神圣化。
2、制造偶像崇拜。缺乏充分的合法性是威权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动员的致命弱点，政治运动首先给群众带来的是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恐惧。但即使在一个不能稳定运行的政治制度下，这个国家里出生的人们会把他们的一些爱和希望投向某种共同的象征：共同的使命、共同的英雄、共同的名称。[23]为了使群众断绝怯弱，消除顾虑，缩短认同的心理距离，执政党的精英总是通过树立“英雄模范”人物，制造满足心理投射需要的偶像，达到蒙蔽性说服、引诱普通群众的结果。
3、强化舆论管制。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是政治体系交流的两个基本途径，如果说组织机构是前者的媒介，那幺水平维度交流的媒介则是大众舆论。威权政体掌控象征资源的最基本方式，就是禁锢、限制对核心象征存在潜在破坏的大众舆论。压制表达自由和操纵舆论的结果，就是要保护对象征的垄断权。通过长期的舆论禁锢，执政党的精英们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舆论倾向于僵化和教条，而来自社会底层的舆论则更顺从于政治经验作出修正，以及政治领袖的指示。”[24]对舆论的操纵，不仅使得大众只能接受核心象征并转化为集体记忆，而且对象征的深刻记忆也能降低政治动员的成本。
总体看来，威权政体的政治动员议题的建构十分重视借助象征资源的运用，并具有两个显着规律性运作手法——
命题1：执政党的精英们制造一个“乌托邦”的革命图景，并塞进群众的“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成为政治动员的“殖民地”。
命题2：议题的象征符号最终体现为一种崇高的道德标榜，道德想象作为动员议题建构的经典形式，“政治领导人可以通过给政策增加上一个道德范畴而使政策变得激进”；[25]只是伴随这样的道德想象的反而是公共伦理道德中怨恨的积累。
政治动员中的认同聚合
政治动员中的议题选择和议题建构，还只是动员主体自上而下单方意志的体现；只有最后自下而上形成公众的认同聚合，政治动员中符合政治精英预期目标的集体行动才算形成。
这里所说的集体行动，主要是指动员中公民群体认同动员议题、服从权威和改变自己意志和意思的行为。尽管很多政治社会学家都试图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给予理性的解释，然而集体行动往往在事实上总是理性认同与大众情绪的混合物，所以“认同聚合”反而是集体行动更常见的形态。
“认同聚合”指许多不同组织的人们集结在一起所发生的共同行为；聚合行为的形成过程一般有五个阶段：聚焦；第一次冲动；社会助长；循环感染；群体激动。按照理性制度主义的解释，动员中认同聚合行为受权威、说服和交易三种机制的影响。权威机制实质上作用于大众的社会态度，每一种正常运行的政体的权威秩序都是最重要的政策执行资源，服从权威是大众的基本社会态度。说服机制侧重说理，但并不等同于对“理性无知”的大众给予启蒙。说服体现出双方的互惠性，这是一般政治交流的特征。正如阿伦特所说，“只要使用辩论，权威就暂时中止。与说服的平等主义秩序相对立的总是有等级的权威主义秩序。”[26]交易机制既是潜在的，又是仅限于某些自由民主制度。当然，动员中公众拒绝认同聚合，或对权威的动员议题进行抵抗，也是交易失败的结果。交易机制并不一定作用于有形的物质利益，有时是指权威在设定公众额外义务时要给以明确的补偿；往往更多是指公众为了避免受到权威的惩罚，与其拒绝不如按照动员意图形成认同聚合。认同聚合的复杂性决定这三种实现机制常常需要合理排序，共同发生作用，越是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认同聚合的不同机制之间的交织越紧密。值得强调的是，不同政体下公众的认同聚合也具有各自的独特性，下面将对竞选动员和群众运动中的认同聚合做出比较。
自由民主体制中，公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关系总体上趋于对等，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民意必须大体上被看作一种潜在的权威”[27]。竞选动员中公众对候选人的认同支持，已经无须顺从权威的号召。认同聚合行动一方面出自选民的偏好，比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选民对候选人的态度的是感性的东西（如信任感），而非任何关于经验或政策的判断”；选民“青睐正直、诚实的候选人。”[28]另一方面，选民认同竞选动员议题的最终依据，是根据自身的经济福利状况做出的合作博弈行为，选民“所持有的政治行为，都是他们的财产利益的情绪反映。”[29]政治认同作为对竞选议题合法性的确认，既是公民群体通过代议政府满足公共需求的价值沟通，也是表明议题公共性程度的信号。因此，竞选动员中对议题的认同聚合往往变成“议题性投票”的政治交易，美国总统选举中就是典型的“议题性投票”。[30]
随着社会从现代向后现代的变迁，自由民主政体下公共政治生活开始逐步转型，非竞选性政治动员令人瞩目。以美国为例，传统的政治参与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但以种族问题和60年代学生暴动为象征的新社会运动出现，则揭示了新的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和新政治的可能性——共和主义政治观的复活。在共和主义政治观影响下，各种公民社群组织发动的社会动员日益增多。
这些非政府的政治动员运动，建构了追求“公共幸福生活”、抵抗官僚国家压制等新的动员议题，并且“反对将意义束缚在总体化、中心化的理论和系统之中。”[31]社群组织发动的政治动员，不仅改变了政治动员长期局限于政党竞选的格局，而且具有鲜明的公益色彩——生态政治、女权政治、参与小区治理等。动员中认同聚合受社群意识形态影响，尽管这些动员只涉及社会部分公众，但聚合方式有时更灵活、更先进；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动员聚合甚至跨越若干主权国家。因此，社群组织发动的政治动员，拓宽了传统研究视野，值得给予关注。
如果说自由民主政体下，公众对动员议题的认同聚合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和利益的讨价还价色彩；那幺，威权政体中大众认同聚合则要复杂得多。任何对其进行较合理阐释的尝试，可能都要以回到威权政体本身开始。
威权国家政体是奠基在“政党—群众关系”之中的一套运动模式，法律、纪律变异为运动中的组织工具。尽管大多数动员议题的合法性很低，但政治领袖照样可以启动认为值得开展的那些群众运动。政治领袖对动员效能的自信，在一定意义上，来自威权体系拥有一套高效的压力体制。这套体制使得动员中官员群体和一般大众尽管不是自觉自愿，但还是以最有效方式完成对动员的认同聚合。
先看压力体制下官员群体的认同聚合。
政治动员中，官员群体既是组织、发动大众的主力，同时也是被执政党的领袖说服进入运动的首要对象。官员群体尤其是地方官员的价值和利益，并非总是与执政党领袖相一致。例如，在中国政治运动发动中，往往绕开体制内的官员而由中央直接派出工作组到各地领导运动。[32]因此，就一定意义而言，压力型体制首先针对的就是官员群体。
从理论角度来看，官员群体的压力承受度与动员大众的有效性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压力制度的预先安排，成为政治领袖获得理想动员效果的依赖。这里，借用规训理论，初步确立分析压力体制运作的框架，并给予简要阐释。
1、主义—思想的规训。思想是自由的、竞争性的，无论其优其劣；但主义则一定是排它的，并力图借助统治权力将自身上升为真理——极权化意识形态。威权国家“主义化”的意识形态，有别与19世纪“世界观”的意识形态，其独创性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内容本身，而是无视现实贯彻演绎逻辑的强制力。作为演绎前提的，真是永不停息的历史升级运动。当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排它的主义，便开始规训其它各种思想。实际上，威权政体就是这样一个主义化了的单一意识形态体制；一旦它充当了集体规训话语后，便紧紧钳束住官员的意志和思想。后现代政治理论认为，“话语的作用就是使人实际上不能在话语之外进行思想。”[33]这句话可能是对政治动员中主义对思想进行规训的本质的最简明阐释。
2、组织—身体的规训。威权政治组织形成了从其中心逐渐向边缘扩张的二重结构，阿伦特比喻其为一种具有类似洋葱一般的特征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身体的空间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被规训的身体只能在组织结构内感受教义。越是靠近组织中心，就越是不能直接接触到外界的现实感觉，因此，他们的教义就不会直接遭到现实的反证。以至于当教义同现实发生冲突时，仍然否定身体感受而幻想通过改变身体适合教义。此外，组织的纪律网络成也形塑着官员的身体。忠诚权力核心的指令和来自晋升竞争的相互监视，迫使科层网络中的官员在政治动员中卖力完成动员的落实。一党集权的权力体制对大小官员形成的全景式科层监控，最终十分有效预防了官员在动员中背离其承担的任务。
3、指标—行动的规训。执政集团落实动员议题的手段不仅在于毫无约束地投入行政资源，而且通过量化的指标管理为各层级官员预设动员任务。在不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的一党集权政体下，一旦官员由于抵触情绪或动员执行不力，来自权力核心的惩罚足于使其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相反，如果民众不能被真实动员起来实现动员议题规划的目标，而又要规避纪律严惩，制造虚假动员成效也就成为动员压力下官员惯用的策略。动员中官员完成指标的状况总是评价其政绩的依据，也是经常被用来作为考验其政治信仰的依据。动员中官员的行为表现往往将其政治前途残酷地推向充满张力的两极：对某些官员“运动带来了向上升迁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新意识；对另外一些人，运动带来了个人的损失、不安和恐惧。”[34]
官员群体实际上是作为执政党领袖的代理人，从事与大众的交涉。但最终大众感受是无关紧要的，由规训构成的压力体系的存在和对自身政治命运的担忧，使得官员群体降格为政治动员的工具。
再看压力体制下大众的认同聚合。
严格来看，这里所说的大众并非是一个社会学的描述性概念，而是现代性进程中独有的政治现象。在这一意义上，大众具有一些显着特征，比如，大众被一切社会结构和社会归属拒之门外，被迫陷入在政治上完全没有代表的境地；大众彻底丧失自我，对于自己的死亡和他人的灭亡表现出来的是冷漠；现代性社会的大众从意义到组织，都是名副其实的“无根草”。然而，“大众的某种想象力及其发达，只要看似具有宇宙意义和彻底性的事物，都能打动他们。”[35]这恰恰是大众在政治精英操纵下完成认同聚合的秘密。
威权政体下政治动员的最终目标就是动员大众，而大众的认同聚合之所以产生，虽然是多种因素尤其是执政精英高超“动员术”作用的结果，但根本上仍旧是由大众自身特征决定的。综合来看，威权政治中的政治社会化、政治管制和诸如隐蔽性诱惑的策略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动员中大众形成了认同聚合的集体行动。
1、政治社会化。威权政体下的政治教化，是一次在政治文化中剔除世俗性、多样性，进而谋求“划一化”的同质社会的规训活动。这一政治教化提倡道德化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一种“军事型的道德准则——热情、英雄主义、牺牲和集体努力。”[36]实质上，政治教化“经营”的是抽象的观念，以便能够“把文化变成宣传，把文化价值变成可以销售的计划产品，强迫人人接受。”[37]大众为了逃避因对教化持消极态度而遭到的麻烦和受到惩罚，不惜把自己交给最高权力的说教——那些无视现实而贯彻演绎逻辑的抽象概念，也不惜把自己交给运动。以政治运动为宗旨的政治教化，造成了大众对政治运动不正常的依赖和感恩：大众渐渐忘却自我并养成对日常问题的漠不关心；政治精神状态陷入对夸大、幻想的“世界观问题”和历史使命的轻信；对投入到无限运动之中的渴望。因此，可以说这样一句话，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38]
2、政治管制。威权主义治动员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目的在于提取人力资源为领袖设定的政治议题服务，但是提取和管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39]极权政治的目标并不只是满足于掌握权力和国家，而是实现永不停息的运动，即对所有人在所有方面不断进行支配。[40]最终使得群众完成认同聚合、达到政治动员议题目标的，恰恰是作为能够“对所有人在所有方面不断进行支配”的政治管制。政治管制是威权政体最经典、最有特色的治理方式，一个有效的政治管制总是造成最有利于政治运动的政治生态：对政治组织的绝对垄断和迫使群众原子化。在这样一个全面嵌入政治管制的政治社会中，留给大众唯一的政治参与信道，就是政治权威提供的动员运动。对于原子化和被孤立的大众来说，“他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并占有一席之地，完成是受惠于自己所加入的运动和在运动中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41]威权主义运动在激发出群众未曾有过的献身精神和忠诚感的同时，社会的认同聚合也顺利形成。
因此，与其说大众理性地聚合在动员议题的大旗下，不如说身份管制制度代替了大众的自由选择；聚合效果越高大众越丧失头脑和行动能力。
3、隐蔽性诱惑。在政治动员中，总有种种针对大众社会心理的隐蔽性诱惑——政治领袖提供给大众的“想象性公共品”。在一定意义上，大众尤其是其边缘群体，往往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和顺从性。这些群体操心的是自己和家人活下去，而对去参加政治运动敬而远之。[42]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来说，他们真正的政治归宿在于自己所出生的那个阶级。但如果没有政治精英充分的引诱，身份政治最多在大众社会心理中积累下怨恨，而不会形成组织化的政治抵抗。下层大众社会心理中所隐含的怨恨，需要释放和投射，以修复深度失衡的心理。因此，大众极为容易被隐藏在议题中的怨恨诱惑所触动，加上政治精英的操纵，时常被卷入政治动员之中。大众群体视运动为怨恨释放和投射快感获得的剧场，却并不见得对动员议题背后的大道理有多少认同。对大众群体怨恨心理的操纵，是威权政体下最典型的蒙蔽性引诱策略。
综合对官员群体和大众的在政治动员中认同聚合行为的阐释，可以从认为威权政体下动员的认同性聚合具有双重效应。对执政集团而言，政治动员获得了后革命或激进发展所需要的政治资源；对被动员群体而言，在历次运动中，为免于身份剥夺带来的边缘化、异质化的恐惧，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政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高压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往往发生诸多违心的政治参与。对于威权政体而言，政治运动是其宿命，但政治动员导致的“政治冷漠可能是阻止这种制度完全成功的主要障碍”；此外，由于这种政治动员中缺乏真正体现公民权的参与和代表，因而也缺乏对整个制度的忠诚[43]。政治动员最后越来越多的是获得集体行动的幻象，而威权政体的政治运作也陷入悖论：政治运动成为自己的宿命，停止意味着政体的坍塌。所以，极权政体的本质就是运动循环，这正如伯恩斯坦所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
[1] 即使在国际政治学界流行的权威工具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译本）中，也查阅不到“政治动员”及其相关词条，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
[2] 本词典编写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3页。
[3] 政治学界对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作出互涉性释义，视“高度动员”为政治参与的一种模式，与自由主义参与模式、平民主义参与模式和技术主义参与模式并举。尽管政治参与需要政治精英的谋划组织，但政治参与所展示的大抵是自主自由精神，“高度动员”可以催生出政治参与，但压力和强制下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非但是自由权利的展示，而是在服从权威指定的利益规划蓝图中承担了超额的义务。阿尔蒙德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运作问题时特别强调了这样的差异：“专制—技术—动员型政治体系中的参政形式强调控制下的动员而不是公民参与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也有公民参加——但是参加的方式有质的不同。” 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页。
[4]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5] 吉尔德·德兰狄：《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张茂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6] 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动员”、“动员群众”、“群众运动”这几个概念往往交叉使用，但不同概念各自含义有所区别。“动员群众”作为政治动员的一个阶段，目的是发动政治动员的对象，“群众运动”则是政治动员的主要阶段，分散而有各自利益偏好的共同体成员形成集体行动响应某一特定的公共问题。
[7] 近来政治学的讨论认为，人民主权的实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代议政体，另一种是“先进阶级”代表政体。参见：“思想与社会”编委会主编：《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8] 叶海卡·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王满传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9] 乔尔·阿伯巴奇、罗伯特·普特南等：《两种人：政客与官僚》，陶远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10]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11] 雷蒙德·塔塔洛维奇、拜伦·W．戴恩斯：《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吴念等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2页。
[12] 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胡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13] 哈乐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页。
[14] 在现代民主国家，竞选动员中的议题具有比较确定的功能，议题“可以决定候选人的角色个性；可以确定对手；可以作为赢得选举胜利的联合体的基础；另外，越来越多的按照公民普遍投票方式进行的选举活动是围绕议题来进行的。”[14]参见：[美]理查·K．斯克尔：《现代美国政治竞选活动》，张荣建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15] 哈乐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2页。
[16] 理查·K．斯克尔：《现代美国政治竞选活动》，张荣建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17] 同上，第98页。
[18]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转引自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斯日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19] 对这一发展战略的详细解释，可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20]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页。
[21]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22] 哈乐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页。
[23] 同上，第138页。
[24] 詹姆斯·W．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竺干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25] 雷蒙德·塔塔洛维奇、拜伦·W．戴恩斯：《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吴念等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6页。
[26] 转引自邓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27] 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0页。
[28] 施密特、谢利、巴迪斯：《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29] 查理斯·A．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奇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1页。
[30] 施密特、谢利、巴迪斯：《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31]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32] 参见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双周(总第234次)。引自天则经济研究所网页。
[33]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34]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35]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转引自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斯日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36]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37] 孙哲：《权威政治：国际独裁现象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38]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转引自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斯日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39]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
[40]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转引自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斯日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41] 同上，第133页。
[42] 撒母耳·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6页。
[43]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