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历经挫折，唯在社会革命的背景下方才获得成功，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即政治动员，其对现代国家构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动作用。革命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凭借由政治动员所赢取的资源优势和社会支持，战胜了旧政权统治者、各路地方军阀以及外国干涉势力，建立起主权独立的中央集权型国家；革命完成阶段，政治动员又继续在国家主权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巩固、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强化、民众政治要求的有效因应等主题上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发展和深化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关键词：政治动员；社会革命；现代国家构建
作者李斌，安徽大学政治学系讲师，政治学博士。（合肥230039）
近代以降，中国逐步开始了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然而却屡遭挫折，甚至一度出现所谓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衰退趋向。①唯有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社会革命，促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关联性与整体性的根本变革之后，现代国家构建方才重返正途并且基本获得成功，创生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国家。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之所以在社会革命发生前后命运迥异，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即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即政治动员，其对现代国家构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动作用。以此为立论基点，本文将首先阐释政治动员之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意义，然后再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史实具体说明之。
一、现代国家构建与政治动员：概念与联系
所谓现代国家构建，意指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现代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欧中世纪后期，兴盛于18-19世纪，并由西向东推进，在20世纪扩展到全球，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体要素。②从政治学的视角看，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结构性特点：其一，创立了主权统一而独立的国家政权。即对内实现主权统一，形成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合法垄断，③确立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直接统治；对外实现主权独立，确保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控制本国的领土与人民；其二，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大为强化。“国家基础性权力”是指国家渗透和集中地协调社会活动的权力。④以科层官僚制为主要行政组织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通常拥有强大的基础性权力，能够深入社会基层有效控制各类资源，“领导、推动和批准在自己领土范围内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根据自己制定的、灵活多变的命令管理整个国家”；⑤其三，有效因应本国民众向国家提出的政治要求。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对本国民众实施经常性的直接统治，要求后者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民众也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向国家提出了愈益广泛而多样化的政治要求。⑥在和民众的“讨价还价”中，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计，将会采取授予公民政治权利，推行代议民主制或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优先满足公民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多种方式，有效因应民众的政治要求，维持和增进后者对国家政权的支持，巩固和提升国家的权威合法性。现代国家构建正是以民族国家的上述三项特点的显现、发展与成熟为主题而展开的，其结果则是催生出一个对外独立，内部统一，兼具统治有效性与权威合法性的国家实体。
基于对欧洲历史的分析，现代国家构建理论的创始人蒂利认为，战争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源动力。他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中强调，为应付和准备愈加频繁和激烈的近代战争，国家统治者不得不向社会汲取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民族国家因之而产生，其在“相对协调的中央机构中联合了大量的军事的、榨取的、管理的、和有时甚至是分配的和生产的组织”，⑦实现了对普通国民的直接统治，从而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效率调用资源，支配社会。不过，蒂利也同时注意到了革命在欧洲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作用，以法国革命为例指出，由革命所导致的各种政治制度变迁“构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对一种由地方显贵作为中介者的政府体制的显著的迅速的替代”。⑧参照蒂利的观点，检视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战争与革命双重动因的存在，但社会革命的因素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影响显然更加突出，也更为根本，甚至内在地包含和决定了战争因素。美国政治学家斯考切波正是在此意义上认为社会革命缔造了中国的现代国家。⑨质言之，唯有通过社会革命建立起来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国家才首次全面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三项特征，真正拥有了迎接现代化挑战，主导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的现代国家能力。而且社会革命的背景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表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第一，现代国家构建具有显著的非连续性特征。社会革命的根本性和彻底性决定了新生国家的政权组织乃是建立在旧政权的废墟上，其权力结构与组织形式都经历了彻底的重建，这就给现代国家构建带来了更大的制度创新压力与时间压力；第二，鉴于社会革命的全方位性，新生国家不仅面临着常规的公共管理任务，而且还需自上而下地推动和实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这就要求国家无论是在经济资源控制还是在社会活动控制方面都要拥有超强的基础性权力；第三，社会革命由民众广泛的集体参与所推动，而民众参与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在革命前的社会中无法获得或被剥夺的各种权益，特别是那些与生存和发展直接相关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如土地、教育、男女平等）。⑩新生国家必须对民众那些尚未完全实现的政治要求给予有效回应，方能将民众对社会革命的支持顺利转化为对新生国家的合法性认同。
面对现代国家构建的上述新特点，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不仅采用了科层官僚制、代议民主制等常规化的制度手段，而且还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即政治动员。美国学者汤森曾为政治动员下过一个简略的定义，认为政治动员乃是“统治精英获取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11]如果我们结合政治动员的过程特征细化这一定义，则可以将政治动员描述为动员主体以宣传劝导为主要方式，辅以物质刺激和其他手段，引导动员客体接受和认同动员主体的权威及其价值主张，并在动员客体间构建人际联系网络，促使其展开主题特定的群体行动，实现动员主体设定的各项目标。这一定义指明了政治动员的三重要素，一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即对动员客体的意识形态说服、灌输，旨在从心理意识和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方面获取动员客体的支持与服从，体现着迈克尔。曼所称的“意识形态权力”；[12]
二是人际联系网络的构建，即将原本处于分散无序状态的动员客体联结起来，整合为结构灵活的人际联系网络，置于动员主体的领导和支配之下，成为后者随时可以利用的群体资源；三是群体行动的实践形式，也即在动员主体的激励、组织和指挥下，动员客体群体性地参与执行动员主体所赋予的任务与目标。这种群体行动如果呈现为民众大规模、协同式的群集状态，通常便被称之为群众运动，但也可能以较为分散化的共同参与形式进行。
另需指出的是，政治动员的成效高低，不仅取决于以上三重要素的组合状况，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动员的过程能否与动员客体物质利益的适度满足结合起来。
从理论上看，政治动员对于推动现代国家构建具有如下积极意义：首先，动员主体能够借助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和人际联系网络的灵活构建，利用动员客体群体行动的规模优势和群集效应，在付出相对较低的强制成本与组织成本的同时，“通过激发自愿的首创性和广泛的资源开发，释放权威主义的协调所不能发掘的能量”。[13]
动员主体由此可以将政治动员作为调用社会资源，导引民众行动，创建统一、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增进新生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有效手段；其次，政治动员过程中高强度、集中化的宣传劝导和群体心理的感染有助于加速改变动员客体的旧有政治文化心理，促使其接受动员主体向其灌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这又反过来将会增强动员主体的权威合法性；政治动员的此项功能可以被用来从意识形态层面引导民众生成对新生国家的散布性支持，巩固和强化新生国家的合法统治地位；再次，政治动员的主旨在于实现动员主体的目标意图，但通常也还包括对动员客体某些利益要求的满足，意在激发动员客体参与动员集体行动的积极性。由此视之，动员客体受他人策动的参与行为也即所谓“动员参与”虽不同于出自本人自发意愿的“自动参与”，[14]但同样有改善和协调政治动员主体与客体间关系的重要功效。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中，政治动员可以部分替代代议民主制的功能，用于支持特定主题的动员性政治参与，回应和满足民众的相关政治要求。总之，在建立统一、独立的国家政权，增强国家基础性权力以及有效因应民众政治要求等现代国家构建的主题上，政治动员都能发挥出积极作用，而这也为社会革命背景下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践进程所印证。
二、革命战争阶段的政治动员与现代国家构建
近现代中国长期处于内部政治分裂，中央政府孱弱无力，外部列强环伺，领土主权饱受侵凌的状态，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建立统一、独立的国家政权因之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最紧迫任务，但渐进式的改良、改革和单纯的政治革命对此却均未奏效，最终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加以实现。社会革命与现代国家构建由此呈现为一体两面的进程。然而，通过社会革命达成建国目的绝非易事。斯考切波曾指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与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而且这些变化的发生要通过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来实现“。[15]
显然，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又分外强大的恶劣环境中，组织规模和成员数量均十分有限的中国共产党单凭自身的力量，不可能在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里获得胜利，建立起统一、独立的新国家。要想成功地推进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必须获取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领导他们共同参与革命战争。不过，将底层民众转变为革命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却需要克服若干障碍。一方面，尽管在当时中国的国情背景下，底层民众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日渐深重，对于现实社会制度的怨恨与不满不断累积，但由于其力量分散且缺乏自组织能力，又往往被传统精英分化控制，故很难自发地展开集体斗争行动。另一方面，受累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长期宰制性影响，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心理上还存在着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意识和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这些心理文化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着民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但是，上述障碍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受压迫的民众会被永远隔离于革命斗争之外。相反，“如果他们的行动以紧密的社会网络和联系结构为基础，以公认的有行动导向的文化框架为依靠，他们就可以持续地与强大对手进行斗争”。[16]
而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政治动员这一权力技术的目的正是在于将此可能转变为现实。
政治动员的功用首先表现在，通过各种形式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中国共产党将革命的政治文化植入底层民众心理，取代和替换了消极顺从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促使底层民众生成积极参与革命的价值诉求和作为革命阶级成员的集体认同，进而树立起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威的合法性支持。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所使用的宣传劝导手段而言，主要包括文化教育、文艺表演、集会宣讲、口号标语、典型示范等，其实质都是以各种易于理解的形式向民众传播和灌输革命意识形态，让革命理论与社会现实相互验证，说服民众予以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在革命时期，运用的最为频繁，动员效果也最为强烈的宣传劝导手段莫过于“诉苦”，[17]也即在群众集会上引导特定民众回忆并讲述苦难经历，引起听众的群体共鸣，而后动员主体再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揭示导致苦难产生的阶级和制度根源，将诉苦者个体所体验的苦难转化为民众对于压迫阶级和剥削制度的集体憎恨以及与之斗争的革命精神；再者，动员的过程也是为革命而构建人际联系网络的过程。由中国共产党组织所派出的直接执行动员任务的工作队或工作组在展开宣传劝导的同时，也会在底层民众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物色积极分子并将其中的优秀者发展为党员，继而以这些人为骨干，动员周边民众，组建各种依属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其领导的基层群众组织，如贫农团、青年会、妇女会、农民协会等。通过以上的组织联络工作，中国共产党便能把底层民众广泛地联结起来，形成以中共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组织为纽带，以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为支点，具有强大的革命群体行动潜能的人际联系网络。
借助意识形态的宣传劝导和人际联系网络的构建，中国共产党遂有能力激发和组织底层民众展开反抗压迫的群体行动也即斗争性的群众运动，以此推进社会革命。经过政治动员的激励、联络与组织，底层民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旧有的权力等级秩序被颠覆，原本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士绅集团成为民众的斗争对象，完全丧失了对于民众生活和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而中国共产党却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底层民众对其革命领导权威的深切认同，成为乡村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有效地借助群众运动，改造了乡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重点在于重构乡村土地产权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并在社会领域打破家族宗法传统的束缚，确立以平等主义为原则的新式家庭婚姻制度，以革命的道德原则取代传统道德观念，发展大众文化教育等。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根据地建设中，政治动员也被用于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来发展经济。
例如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便采取了以政治动员为手段推动民众展开生产竞赛，展开互助合作的方式，极大地缓解了延安边区的经济困境，此即所谓“延安道路”。[18]
最后，以上这些由政治动员所推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发展，在当时又都服务于同一个中心任务，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提供尽可能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及早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目标。
事实证明，在与旧国家政权及外国侵略者的抗争中，以政治动员为手段推动社会革命，通过革命战争创建统一、独立的新国家，是一项卓有成效的现代国家构建途径。这一进程当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即已开始政治动员的尝试，但由于在成立早期将动员客体定位于城市中人数相对较少的工人，动员的效果并不理想，无力与盘踞在城市中的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相抗衡，只有在将动员客体转为乡村中数量庞大的无地或少地贫苦农民，并将动员农民参与革命和满足贫苦农民获得土地的利益渴求紧密结合起来之后，才终于推动了宏大的群众运动，将政治动员的革命效果发挥到极致，而旧政权对乡村地区控制力的极度薄弱也为政治动员的广泛开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最终，凭借由政治动员所获得的压倒性的资源优势和社会支持，中国共产党得以在革命战争中战胜旧政权统治者、各路地方军阀以及外国干涉势力，建立起政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型国家，并重新拥有了完整的对外主权，成功地迈出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关键性一步。
三、革命完成阶段的政治动员与现代国家构建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仍然在社会革命的背景下进行。概因社会革命乃是政治、经济、社会整体性的结构与制度变迁，并未随着新政权的创立告一段落，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继续展开，直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为止。故而这一时期亦可被称为社会革命的完成阶段。在此阶段，尽管统一、独立的国家政权业已初步建立，[19]但继续推进社会革命并在社会革命奠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框架下展开公共管理的需要还是向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提出了更多新的挑战。除了巩固和深化新生国家的主权统一性与独立性外，迅速增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以及有效因应民众的政治要求也成为此时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为此，已然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重制度化手段，如为增强国家基础性权力而组建了中央集权的科层化政府组织体系并同时设置了“党管干部”的行政人事制度、中央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为吸纳和回应民众的政治要求而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但是，以上这些制度化的现代国家构建手段并没有完全取代政治动员的地位，后者仍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公共管理中被频繁而广泛地运用，作为一种权力技术，继续发挥着促进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作用。
政治动员在建国后的延续性运用绝非出于偶然。一方面，政治动员在革命战争时期非常成功，为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参与社会革命，继而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并建立新国家作出了极大贡献。这一历史经验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甚至固化为强烈的规范性理念。政治动员由此被视为既可有效增强党的领导权威，又能充分体现党的“群众路线”的“一大创造”，[20]因之在建国后继续推进和完成社会革命的背景下，依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推崇。毛泽东当时便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21]
在这种情况下，对政治动员的使用呈现出某种路径依赖特征实属必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革命的彻底性，新生国家政权的正式组织制度都是崭新的事物，在初建之时还不十分成熟和完善，要完全依赖它们汲取并配置资源、控制与整合社会、吸纳和回应民众的政治要求并不现实，而政治动员却是已为中国共产党熟练掌握，又可同时应对现代国家构建面临的各项挑战的一项较为成熟的权力技术，故而起到了补充甚至部分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再者，新政权的权威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众意识形态层面的道义认同，而政治动员在塑造社会认同方面亦有其他制度化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自然会在亟需深化政权合法性的建国初期受到青睐。值得指出的是，与建国前相比，建国后政治动员的构成要素虽依然如故，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此时已居于公共生活的领导地位，在政治动员中能够利用更多的舆论工具进行宣传劝导，以及利用更强的组织手段构建人际联系网络，因此其所能激发的群众运动的规模和有效性都比以往有所增强，从而在现代国家构建的三大主题上同时产生出较为显著的增益效果。
在国家主权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巩固方面，政治动员前期已然通过推动革命战争的方式，清除了中国大陆上能够危及国家主权统一性的主要敌对势力。而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又通过镇反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政治动员，进一步肃清了其他残留的敌对分子及其经济社会基础，将大陆内部对国家主权统一性的威胁减少到最低程度。再者，从建国初期的社会心态来看，普通民众对旧政权失望已极，对新生国家抱有强烈期待，却并不是所有人都完全清楚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领导国家政权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生国家的合法性形成掣肘。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动员遂在宣传劝导上有针对性地融入了一些共同的意识形态元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民众参与国家公共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翁意识、集体主义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些意识形态元素皆旨在提升民众的国家共同体意识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国家的道义认同和心理支持，不仅能够起到增进新生国家在国内的主权统一性和合法性作用，而且在某些时候，还会对国家主权外在独立的维护产生直接助益，其最为典型的反映即是抗美援朝运动。这次政治动员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主题，通过精心布置的宣传劝导和人际联系网络构建，塑造了民众的国家观念，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继而促成了广泛的爱国群众运动。周恩来曾指出，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22]
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中所获得的巨大人力、物力资源则又实际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让新生的国家有能力以弱胜强，捍卫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独立。
在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强化方面，政治动员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觑。建国以后，新生国家政权迫切需要增强国家基础性权力，深入控制经济资源和社会活动，以此“有规划”地推进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而在当时政府科层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政治动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重要强化手段。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例，就有资源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双重功效。土改运动虽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直接目的，但通过动员民众废止地主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均分土地，国家实际上已然掌握了乡村土地的产权构造与再分配权，为国家接下来对农业资源实施的产权直接控制与大规模汲取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在社会控制上，土地改革运动也借助阶级关系的重塑、群众组织的建构和新政治精英的遴选，按照党和国家的意志塑造了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将乡村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直接纳入国家权力体系，形成了广泛的组织网络并全面而有效地控制了乡村社会，使国家权力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23]
再如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则是以走社会主义集体合作道路为号召，动员个体农民将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并入农业合作社，后者在性质上又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组织”，[24]再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相配合，即令国家政权迅速而全面地取得了占有和配置乡村经济资源的基础性权力。在城市中展开的政治动员的作用与此相类似。从社会控制上看，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即领导国家政权在城市发动了禁毒、禁娼、禁赌运动，利用国家政权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动员方式，很快清除了这些曾长期流行的社会丑恶现象，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随后又相继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官僚腐败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破坏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失范行为。以上这些政治动员都极大地深化了国家对城市社会的纵向统合；从资源控制上看，对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亦让国家全面掌握了城市经济资源的占有和配置权，为在城市经济领域自上而下地推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民众政治要求的有效因应方面，政治动员的功用需要被辩证地看待。建国初期开展的政治动员，其主要功用无疑是被当作一种权力技术，用以贯彻、实现党和国家的权威意志。但是政治动员所体现的权威意志并不一定就会排斥动员客体的利益要求。相反，建国初期很多政治动员之所以收效显著，恰恰在于这些政治动员能够在宣传劝导、人际联系网络建构以至组织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将动员主体与客体各自的利益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同时满足主客体利益的理想效果，而这也显然符合有效因应民众政治要求的现代国家构建之需要。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例，它在实现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重塑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国家目的的同时，也极大地满足了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即如美国学者迈斯纳在评价土地改革运动时所言：“贫农和无地农民直接从对几乎占全国一半的可耕地的征收和重新分配中获得了好处。佃农和雇农现在有了可供自己耕作的土地。而最穷的雇农还得到一份额外的土地，并通常是最好的土地。”[25]再如，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同样与党和国家在政治动员中采取了向主动入社的农户和先行合作社提供贷款、技术和粮食统购额度等方面的政策优惠以换取农民的积极响应与支持有关。[26]
由此视之，我们可以将政治动员视作国家为民众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渠道，“尽管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群众依然可以利用运动提供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意愿”，[27]民众那些与政治动员主题相契合的利益要求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新生国家的回应与满足，而这又将有助于提升新生国家在民众中的合法性认同与支持度。
四、简要的结论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中国的社会革命基本达成了各项主要目标，而在政治动员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也初步取得了成功，新生国家自此有能力在统一、独立的主权基础上，牢固掌控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资源与活动，领导民众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有效因应、疏导民众的政治要求，继而将之转化成为对新生国家的合法性支持。综合以上各节分析，我们有理由断言，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特别是其以社会革命为背景的特定阶段，政治动员发挥了关键性的甚至是难以替代的促动作用，这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具有了很多值得研究的新特点，成为堪与欧洲现代国家构建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范型。
当然，就现代国家构建的成功要件论，仅依靠制度化水平较低，周期性特征明显又偏重于激发群众运动的政治动员是远远不够的。现代国家构建成果的巩固及其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还需要政府科层制和代议民主制等其他更为理性、稳定、有序与规范化的制度手段的支持。在度过“破旧立新”的社会革命阶段后，现代国家构建的重心理应更多地放在相关正式制度的创新、发展和完善上。然而，大概是由于在现代国家构建前期的运用太过成功，政治动员对于后来的国家管理形成了潜移默化的路径依赖效应，故而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仍旧继续得到广泛而高强度的使用。但是，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变化却使政治动员的积极效果日渐衰减，而消极后果愈益凸显。如大跃进运动便对国家的基础性权力造成严重伤害，同时也忽视甚至压制了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削弱了后者对于国家的认同与支持。后来持续十年的文革运动更是暴露出过度动员的问题，几乎让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前功尽弃。限于篇幅，我们这里无法再对政治动员与现代国家构建的后期关系之异变予以详细解析，只想强调指出一点：政治动员对现代国家构建的促动作用是特定而有限的，在社会革命基本完成各项任务后，仍旧以阶级斗争的思维与方式运用政治动员，或者囿于政治浪漫主义而过高估计政治动员的权能功效，试图以之全面取代政府科层制、代议民主制等正式制度（如文革时期），很难避免政治动员蜕变为现代国家构建的破坏性因素。
注释：
①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②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③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
④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陈海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⑤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⑥⑦⑧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112、24、122页。
⑨[15]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3、4～5页。
⑩陈明明：《革命党、统治党、执政党》，肖滨等编：《中大政治学评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版。
[11]汤森：《中国政治》，顾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77页。
[12]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3]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14页。
[14]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16]塔罗：《运动中的力量》，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7]郭于华：《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页。
[18][20]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3、260页。
[19]本文此处所说的主权统一，仅及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的回归和统一在当时仍是现代国家构建尚未有合适解决方案的问题，继而也成为改革后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课题。
[20]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
[2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23]李里峰：《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
[24]陈益元：《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25]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145页。
[26]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载《中国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7]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