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科学是文明体制的一种独特构成形式，随着文明体制从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转移，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也必然做出重构的回应。在近代文明演进中曾获得主流地位的社会科学学科，因其应对的共同体的历史问题的改变，难免需要新的核心学科给予补充和调适。20余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发展繁荣的历程中，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社群以志业之精神，强势建构了一个价值和知识探究的领域，逐渐成为其中的核心学科。

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论述：（1）从社会科学学科认受性（legitimacy）的历史变化角度，论述公共管理学科的自主性和作为社会科学核心学科的合理性，这实际上是在公共管理学科与整个社会科学之间进行一场知识对话;（2）从公共管理学科认同角度，对构成该学科的有争议的基本问题进行辨析，这涉及学科共同体内部的对话;（3）在以上两场对话讨论基础上，论述作为社会科学核心学科的建设议程。

一、 在社会科学认受性演进中理解公共管理

作为对世俗共同体经验系统性认知的社会科学，是工业社会文明演进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现象中最重要的知识图景。在深受近代普遍性哲学的支配下，社会科学逐渐形成了以探究共同体必然性—普遍性为目的的主流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三大学科;同时，以这三大学科为样本构建了社会科学的认受性，以此划界社会科学的核心和边缘学科。从知识社会学理解，作为社会科学知识求取机制评估准则的认受性，指的是对一个具体学科或知识求取领域给予承认与否的依据，其中研究对象的排他性、核心理论与方法的自主性、学科规训的自律化等，是认受性的根本内容。因此，论证公共管理具有进入社会科学核心学科资格的命题，势必要在社会科学和公共管理学科之间进行一场有关认受性的对话。

社会科学的认受性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社会学议题。自曼海姆到福柯的知识社会学的演进，使得知识界对社会科学及其学科的理解进入到一个新的范式之中。例如，以往基于知识管理的需要，习惯把学术研究的细分或学术科目称为subject，但知识社会学在表述“学科”时更多使用disciplina，disciplina兼有知识、知识体系以及权力、纪律之义，指学科、学术领域、课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丰富又相互关联的含义;一门学科应该是disciplina而不是subject的叙事。同时，disciplina 或“学科/规训”已不再是单指作为对象的知识划分，更是指向一个领域知识生产者群体的共同信条或习性，体现了开放性或演化性的知识生产的逻辑。在本文中，对公共管理学科认受性的讨论，是基于disciplina而不是subject的立场展开。从这一辩护路径来看，社会科学反思重建中的华勒斯坦和丹尼尔·贝尔的经典阐述，能够增进公共管理学科认受性辩护的有效性。

我们先看华勒斯坦等学者对社会科学走向开放性变革的阐述。社会科学的分门和分类，是基于知识类型逻辑地把握社会科学体系的需要。自近代社会科学从古典时代笼统的智慧之学或神学中独立以来，社会科学认受性的内涵以及准则，都在共同体—治理的变迁中发生了历史性的调整。20世纪80年代，华勒斯坦等十几位著名学者撰写的《开放社会科学》的报告，正是以重建社会科学为宗旨，考察了18世纪到1945年以及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的演化状况，反思和探究了社会科学的变革趋势。该报告实质上可以视为重新理解社会科学认受性的经典文本，相关的核心论述体现为这样几条。

（1）从16世纪到18世纪，支配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逐步脱离古典智慧学而转向牛顿力学的科学观，认定世俗社会存在一种有待发现的确定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被界定为对超越时空的、永远正确的社会法则的追寻;

（2）社会科学有着特定的时空指向，专门指对文明社会即刚刚肇始的工业化社会的普遍规律为对象，因此以研究东方传统社会为对象的东方学，或者研究特殊问题的历史学、法学等，都不被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3）主权与民族国家是近代化的根本问题，国家构成了社会科学无需证明的假想框架，经济学（市场）、政治学（政府制度）和社会学（市民社会）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契合了国家运转的需要而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学科。

这份影响深远的讨论社会科学危机及其重建的著名报告，还原了主流社会科学学科及其现代性知识累积的内在逻辑，也为对其解构或重建提供了路标。如果说社会科学认受性的评估指标具有逻辑的稳定性，那么这份报告则对社会科学认受性指标的涵义给予了改写，回应了文明变迁对社会科学重构的期盼。

我们再看后工业社会倡导者丹尼尔·贝尔的相关论述。社会科学认受性的勘定主要来自各学科排他性的研究领域，而学科研究的具体对象或者说学科的根本问题怎样建构，是认受性的另一个关键。在这一问题上，丹尼尔·贝尔以其独特的中轴化的理论和方法，精辟地阐述了社会科学具体学科根本对象及其自主性理论，有力地进化了人们对学科根本问题的认知。贝尔认为，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围绕一个知识中轴建构自身，经济学的中轴原理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它建构的关键理论是边际效用;政治学要处理的问题是社会利益冲突和调节，因而政治学不管是研究国家还是研究政府，它的中轴原理都是权力的合法性;社会学的问题建构体现为共同体的运行，不断探讨社会分层及其互动支配了社会学的发展，所以它的中轴原理是社会结构。中轴原理的方法论，推进了对社会科学认受性的理解，即一门学科独立的存在，取决于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及中轴性理论。

公共管理是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是否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核心的学科？这一问题的争议，实质上源自对社会科学认受性把握的差异，如果置于或统一到“华勒斯坦—贝尔”提供的路标中来看，公共管理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核心学科，其认受性依据可以做如下阐释。

第一，从历史方位和哲学基础变化重新理解认受性。近代以来形成的工业文明社会正在转向后工业文明社会，与适应工业文明社会而建构起来的传统主流社会科学不同，公共管理学科是在转向后现代历史方位中进入社会科学谱系中的，衡量公共管理学科的认受性也需要立足这一历史方位做出评判。此外，支配传统社会科学的客观世界普遍性的科学观，已经遭遇复杂性、多样性和偶然性等科学观的冲击。因此，只有突破固化在现代性知识生产逻辑中的社会科学认受性的偏颇，才能真正理解和承认公共管理学科走向社会科学核心的历史合理性。

第二，从共同体总体性问题的重构中重新理解认受性。近代走向工业社会中所遭遇的总体性问题是共同体的秩序建构，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中轴的解决方案，并经由经济、社会、政治等具体领域的秩序建构作为基础。按照这一规则审视其结果必然是公共管理学科被挤出主流学科的范围。在后现代转向中，共同体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已经转移为共同体如何治理我们才能共同生存。作为认受性关键指标的研究领域的排他性，也很难固守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划分标准中，而是要打破单一的领域划分模式，补充共同体治理逻辑的维度，在矩阵化而不是平面化的领域格局中，对学科应对的排他性研究领域进行新的理解。

第三，从约束条件而不是中轴原理的角度重新理解认受性。有没有独立的理论方法，是学科认受性另一个重要标准。按照贝尔的中轴方法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主流学科，都确定下了属于自己的关键问题和与之适配的中轴原理。但转向后现代的人类公共事务的首要目标和任务，是处理人际间的相互服务关系（game between persons），而不是农业文明社会的对付自然（game against nature），也不是工业社会的对付制作的世界（game against fabricated nature）;是处理基于风险社会的合作、互惠和信任;是回应公共服务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活政治建构。如果将这些确定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主题，中轴原理显然失灵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动原理，如果一定要套用中轴原理作为认受性标准，那么公共管理学科的中轴原理大致可以预设为约束条件下公共性的再生产。

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将衡量学科是否独立、是否主流的认受性标准置于人类后现代转向的历史方位，可以为相关的争议提供前瞻性的对话平台，从而避免前提性问题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知、接受和承认的过程，再一次诠释了科学发展的某种逻辑——科学发展“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是‘前进’的话，那是以一种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和气质的支配”。[1]

二、在公共管理学科内部对话中塑造学科认同

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公共管理不可避免需要在社会科学体系中为自己的独立性和核心性做出辩护，但往往学科内部的争议和分歧要远远大于学科之间的不同纷争。公共管理学在20余年来的建构中，不乏关于学科认同的纷争，从知识—学科—权力同构化的理论来看，有些纷争是学术权之争，有些是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的意识形态辩论，有些则是随着公共管理学术社群的分化与组合而导致的争执。其中，以下几项争论因问题的开放性而一直备受关注，换言之，公共管理学科认同度取决于对这几个根本问题的认识。

问题之一：公共管理学是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

在公共管理学科自我认同问题上，一种意见是习惯性地视公共管理学科为应用学科，是解决公共事务的一种知识集成，是“器”和“用”而没有“道”和“体”。其实，这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理论上，都是缺乏足够知识证据的一种认识的偏谬。

如果将一门学科定义为对特定领域认识及其相关知识的求取，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避免存在自己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框架，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划分，与学科门类的划分并非是同一个逻辑标准，理论科学还是应用科学只不过是同一个社会科学门类之内的功能性划分。从社会科学几个世纪的演进历程来看，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在基础和应用研究之间做钟摆式平衡，例如，社会学研究分化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经济学学科也有着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差异，一贯以基础理论为定位的政治学学科，最终也在行为主义革命之中建构了自己的应用研究框架。更何况，传统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逻辑关系，也在知识学个案探究中发生了逆转，有研究表明，经济学的理论其实深受会计学的影响，经济学的很多概念实际上来自会计的实践方式，成本与效益、理性与计算、存量与流量、资本与收益、折旧后的净产出、成本等于支出、循环流动周转、稀缺性、约束下的选择等等，都说明经济学者是从会计学学科的概念去思考和建构理论。[2]

当公共管理学术社群对本学科做出应用学科的认同时，其实这并不是对该学科的完整的理解，如果承认公共管理是一门独立的、自主的社会科学，那么该学科逻辑地存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紧密支援的构成部分。实质上，真正的问题所在并非是应用科学还是基础理论科学之争，而是属于公共管理学的核心问题还散化在各种事实之中，而未能得到一般化的建构，公共管理学科消除学科形象被误解的根本之策，恰在于回到基础理论之境，在学科一般化问题建构上取得里程碑般的突破。

问题之二：公共管理学是引进学科还是自主性学科？

作为探究世俗世界的知识体系，社会科学应因工业化社会的需要率先在欧洲被建构，正如《开放社会科学》报告指出：“在19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学者、大多数大学都云集在这五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大学无论是数量还是国际声誉，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比肩。”[3]由于社会科学形成的历史方位和文化禀赋的关系，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界来说，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可以算是引进学科，但引进学科的表达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使用才有意义，超出相应的限度则会影响到对学科自主性发展规律的理解和尊重。

众所周知，美国行政思想和行政学初期建构阶段，是以引入欧洲尤其是德国行政法学为驱动的，但行政科学的系统化则是美国知识界“操心公共行政研究和思想”的结果。因为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社会，“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行政思想、行政培训，以把不断碎片化或分化的社会整合起来”，[4]乃至最终公共行政学科成熟于美国并反超欧洲诸国。此外，日本近代实施脱亚入欧的改革后，也从欧洲引入了行政学，但日本的行政科学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美国，甚至行政一词在日本也被翻译成行法，以和立法、司法并立，并形成了以行政计划和地方自治为特色的行政学学科。[5]从这两个学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引进仅仅对应于原创，而不表明是完全复制。

当然，中国语境下的引进学科和自主学科之辨，还应做出进一步阐述。如果说在现代性层次上，引进学科和学科自主建构还算是一个可以争议的论题，那么，在后现代多重立场原则上，这一论题就丧失了争议的价值。因为，在这场争议发生时，后现代对现代的扬弃已经进入历史的进程，引进学科与自主学科二元对抗的意识深处，实质是知识生产的中心—边缘世界观，但在今天，现代性图式下中心结构对创新的垄断或边缘地带智力依附的状况已被打破。[6]可以认为，全球化与后工业化的文明基准线上，应对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知识体系的创造，对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科学都是开放的，中国知识界不乏驱动公共管理学科自主性建构的智识。

问题之三：公共管理学科以引导性哲学还是以认知性哲学为规范？

引导性和认知性关系问题，较之于基础理论还是应用学科、引进学科还是自主学科的争议，多少有些令人陌生，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降低其在公共管理学科规训体系建构中的价值。在有关现代性反思的讨论中，有些文献建构起了引导性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和认知性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的二元论述，[7]认为引导性哲学是要在世界中造成“转化”，无论是自我转化还是世界转化，其目的并非局限于探究外部世界以及建立知识体系，而是将个体或集体的意志引导到某一个领域或方向去;而认知性哲学则是一种追求知识及建立体系的活动。比较而言，伦理学更接近引导性哲学，而自然科学则推崇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在公共管理学科规训建构中引入引导性哲学和认知性哲学之辨析，涉及在根本上如何理解公共管理学科。如果公共管理学科确立引导性哲学作为知识规训，是否有其正当性呢？现代性的社会危机和知识危机，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科学主流学科逐渐沦落为自然科学附体这一状况密切相关，沐浴在自然科学反射光芒之下的社会科学主流学科，将人类社会当作物质系统加以认识，其结果正如一则谚语所说：外科手术取得巨大成功，但是病人却已死亡。其实，哈贝马斯在后现代形而上学之维的批判中，已经深刻揭示了这一问题——经验分析型知识代表了人类的认知兴趣，历史解释型知识反映了人类的理解兴趣，批判型知识则实现了人类解放兴趣。如果没有反映人类解放兴趣的批判理论的介入，那么，经验分析型知识就会造成技术统治世界，历史解释型知识则会堕落为神秘的形而上学。[8]所以，社会科学在开放中重建的维度之一，是对后经验主义和非决定性趋势的回应;作为回应现代性反思而建构的公共管理学科，走向引导性哲学的规训体系，应该是其知识探究的根本宗旨。

三、 公共管理走向社会科学核心的建构议程

公共管理学科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核心，是伴随现代性重构而产生的知识社会学现象。建构论者认为，学科并不独立于其研究对象，而是建构了其研究对象，并常常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因为社会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可以说，公共管理学科的强势建构，表达着现代性重建的一种积极的方案，提供了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拯救之路，这在一定意义上阐明了公共管理进入社会科学核心的历史正当性。当然，公共管理学进入社会科学核心，仍旧需要认真规范学科建设的议程，使得公共管理学科的建构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

第一，学科建构的启蒙指向：公共性价值的意义。讨论公共管理学科的自主性，其实有一个必须达成共识的预设，即置放于后现代历史方位开启对它的认识。公共性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逻辑范畴，但公共性概念从思想边缘进入中心，则一定是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才为其提供了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公共性理论赋予了公共管理学科价值正当性源头，这样就使得公共管理学科在其自身建构中扮演了启蒙角色和社会科学重建的驱动角色。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主流学科在实现其促进现代性文明推进的同时，也舍弃了对公共性价值的关怀，已经不具备对现代性重建的启蒙效用。例如，政治学将其知识规训封闭于权力合法性范围，社会学在社会结构研究与分层研究中，也遗漏了公共性在共同体再生产中固有的价值，公法学成为主权辩护的话语而无视基于公共服务的福祉，等等。因此，历史地看，公共性的启蒙驱动力移至公共管理学科，也许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宿命。现代性的危机不仅是结构性危机，也是知识类型的危机，重新规划负载公共性价值的知识体系，并据此拯救合法性的偏颇、缓解公共性丧失导致的焦虑和共同体衰败，恰恰是公共管理学科进入社会科学核心的独特理由。

第二，学科建构的问题指向：多中心性与合作行动的敞开。一般而言，学科的首要之事是决定进行什么研究、辩论何种知识。社会科学的重建，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不再以国家为分析共同体—治理时理所当然的分析单位，从建构主义知识社会学来看，公共管理学科何以可能实际上是一个中轴知识建构的问题，如果说公共管理的一切研究都需要回归到公共性价值链的再生产上，那么作为其中的因素、机制等无疑是关键知识建构内容。例如，对共同体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多中心重构给予正当性论述，以引导性哲学而不是认知哲学的逻辑重新审视治理现象，在基于公共服务需求的共生共在关系中探究合作组织的可能性，在人性的公共性取向下做出他在性主体的驯化，这些知识问题的谱系都不是既有的社会科学主流学科所能提供的。其中，尤其是作为知识问题的合作行动，包含着深刻的规范价值意义，它是对作为近代文明形成的对象性问题即如何解决“霍布斯丛林”难题的一种回答。[9]近来，关于何种结构导致了合作行动的问题，被视作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注：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合作行动在社会科学知识积累中的前沿性和重要性，国内学者有张康之教授的《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前辈学者夏书章先生也著文《加强合作治理研究是时候了》（载于《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国外代表性文献有桑塔费学派对合作问题的创新性研究（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汪丁丁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以及其他跨学科团队对合作何以可能问题的突破性研究（马丁·诺瓦克等《超级合作者》，龙志勇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但这一问题探究的进化大致是与公共管理学科成熟相伴随的，由此可以发现，公共管理学科的根本知识问题正在累积中渐次清晰。

第三，学科建构的知识生产指向：学派竞争中的行动主义。作为走向社会科学核心的公共管理学科，无论它是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学科还是注重探寻普遍规律的学科，学科发展的动力必然来自学派之间的竞争。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还没有产生典型的学派，但隐含在一些重要文献的知识生产却呈现出行动学派的端倪。[10]从社会科学知识求取的方式来看，受自然科学和对普遍性规律追求之规训的支配，认知哲学成为主流而引导性哲学却退居幕后，以至于认知得越多而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本领越差。以行动主义学派驱动公共管理学科建构，有着比较充分的合理性。例如，在引导性哲学意义上，行动主义建构的是如何实现“世界转化”的问题意识，而管理一词所具有的可评估性和时间展布性两个根本属性，[11]本身隐含了通过行动达成的意思;同时，与认知性的价值祛除立场不同，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受公共性规范的影响，具有强价值介入的禀赋，这也是行动主义有可能成为公共管理主流学派的重要因素。

公共管理学科行动主义学派的建构，是以知识论根基重塑为其前提的尝试，将知识求取闭锁在经验主义的实证方法中，只能从根基上背离公共管理学科的生命力，因为公共管理知识的求取在本质上是一个无法离开“端正社会发展方向”的伦理性事件。在这一意义上，行动主义也是表达“复魅”趣味的知识生产。

公共管理学科从社会科学边缘走进核心的命题，关注的并非是学科之间的地位之争，而只是顺应了人类公共事务良善治理对更加规范的知识体系提出的需要。当我们回溯考察近代社会科学是如何适应工业社会文明而建构的历程和逻辑，自然会对伴随后现代转向这场新的文明变迁而重构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主要问题有更加直观的理解。后现代转向中的人类公共事务，依旧有太多的无知之域，需要通过建构社会科学新的学科去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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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元康。引导性的哲学与认知性的哲学[A].贺照田。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C].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8] 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M].上海：三联书店，2000.221

[9] [美]艾伯特·奥·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M].李新华，朱进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0] 张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1] [美]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97.

原载《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