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贺东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孔繁斌，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政治势能”是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比较优势的本土化经验总结和学理性表达。它在中国政策执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执行中也可能引发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使公共政策的“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我们在转化中通过若干重要环节,化解政策执行中的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难题,补齐公共政策势能的短板方面。我们认为, “政治势能”的引入为中国的政策执行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它通过“政治”一词落脚到学科,体现了学科特色；通过“势能”一词归纳出中国特色,展示了中国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种政治要素和资源的运作逻辑。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影响最为严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疫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的重点考验,同时也是通过防控政策执行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整体测试。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中国在抗“疫”中的经验值得总结,为此,本文就应对公共卫生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提出了若干思考和建议,为今后有效治理此类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借鉴。

一、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比较优势

近年来,中国通过林权改革、生态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的有效执行,彰显了强大的政策执行力及其背后国家能力的提升。与西方公共政策相比,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执行主体、执行理念、执行能力等方面。第一,在执行主体方面,中国是“以党领政”、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策执行连续性、稳定性中具有高度的政治权威。中国的政策执行主体圈是以共产党为核心圈、以各级政府为中层圈、以人大和司法部门为外围圈的整体结构。中国共产党往往采取“中央工作小组”的方式“高位推动”政策执行,各级政府部门、人大和司法部门在党的领导下分别提供出台补充文件、构建立法体系、完善司法机制,形成合力助推公共政策执行。而西方国家高度依赖民主选举、执政党更替频繁、地方自主权过大,政策执行由于缺乏政党权威而频繁中断或者改变,且“三权分立”机制使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构各自独立,不能形成有效的整合力量。第二,在执行理念方面,中国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需求为目标导向。从以民生为中心的政策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无不体现“以人民利益”和“社会稳定”为目标导向的政策理念。疫情防控政策执行中,坚持以“人民生命安全至上,确保社会稳定”为原则。而在欧美, “民主”“人权”作为国家立国之基,社会蕴含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可能会减弱国家应对疫情的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第三,应对疫情的文宣方面。中国有很强的政策宣传力度和资源整合能力,保障政策及时、有效的执行。中国在政策宣传方面采取“党管宣传”体制,强调党和国家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使得疫情防控的宣传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得到整合。在政策执行遇到阻碍时,中国往往采取“党的领导小组”这一特色组织形式,在某一专项政策执行过程中打破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中的阻碍因素,形成宣传的统一口径。而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一般不属于政府机构,在新闻报道中以社会公众喜恶为导向。在运作过程中,新闻媒体容易受到不同党派意见的干扰,在各党派拉选票的过程中形成民粹主义思潮,形成多元的报道和多元的思潮。由于欧美国家政治光谱的两极化,执政和在野两个阵营早有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虽然欧美国家也提出了“协同政府”方案,但以协同治理的方式往往只发挥对政策执行的协调作用,而并非强势的权威推动的政策执行模式。

中国在公共政策中特有的“高位推动”无疑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大优势,这个政治优势与其他优势共同推动公共治理效能的实现。用学理性的语言来说就是“政治势能”。“政治势能”这个核心概念可解释中国在应对社会发展和风险危机事件中所采取的对公共政策强力推动的政治行为。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概念集合了理性选择理论、情势理论和政治行政互嵌理论等,即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既要做到政治力量与行政力量的互嵌、融合,也要尊重地方的政治理性,更要根据政策情势变化实事求是地制定合适的策略来执行。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执行主体优势、执行理念优势、执行过程优势的结合是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政治势能的体现。“政治势能”具备很强的政治功能,成为中国制度构建的核心特征,在革命、建设、改革、治理各个阶段发挥着统一意志、激发组织活力、扩大政策宣传、整合社会资源的功能。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强政治势能嵌入中国的科层官僚体制并与其紧密结合,各级执行主体可以突破制度惰性和部门割裂,形成高效的效能和执行力。换言之,假设其他影响因素不变,政治势能越强,则政策变现越快。

“政治势能”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核心理念的学术表达,也是对公共政策执行的本土化经验总结,它的重要核心特征就是“党的领导在场”。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需要通过“党的领导”来产生绝对的领导力、引领力和凝聚力,增加各级政府的层级联动,整合跨部门利益,防止出现政策执行的碎片化现象,使得政策执行向着良好的预期事态演化。2012年后,新一届党中央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政能”,做了过去想办而办不了的大事和难事。即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贯穿于政策执行中,成立“党的工作领导小组”增强政策势能,采取党政联合的方式发布文件,将政策执行上升为党内的重要议题,赋予了政策实施更高的政治位阶和政治意义,其功能在于统一政治观念。而当在特定政策中释放特定的政治信号或政治要求时,政策信息能够很快进入地方官员的政治视野,进而触发其政治意识,调动其能动性。各级地方政府依据地方实际,将中央政策转化文件成为地方政策规定并加以宣传和执行,对党领导下的干部和群众产生政策影响力,推进政策变现的进程速率。

二、将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证分析

2020年初全球爆发了新冠病毒性肺炎疫情。中国湖北疫情出现后不久,1月23日离汉离鄂通道关闭,武汉实施了封城政策。全国范围内的居家隔离政策,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将制度性能转化为治理效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决策基础上对疫情防控的绝对领导力；各省、各市、各地医疗队、民间团体等组织援助武汉体现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等救治医院及时建立体现了我国强大的工业能力和组织能力。疫情爆发后,西方一些国家只采取“宽松隔离”“不戴口罩”等做法,决策上出现行动迟缓、管控不力的情况,未能有效发挥国家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体制和文化因素造成的。相较之下,中国在执行中贯彻了强大的政党领导力、国家组织力、社会动员力,这是世界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而这关键性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具有巨大的制度优势,还在于中国有一套内在的机理,它通过若干重要环节,形成政策秉赋,将制度优性(政治势能)及时转为治理效能。

在公共政策的层级性层面,由于存在中央、省、市、县、乡五级的层级体制,中国重大公共政策执行必然要遇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性阻碍,容易出现政策执行中的“钝化”现象,“上传下达”的信息传递机制阻塞,也可能产生“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来自更上级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检查监督”的共谋行为。在公共政策的多属性方面,存在部门林立的阻碍,部门之间容易形成“信息孤岛”,难以形成地方政策的有效合力。同时,地方政府与上级职能部门在法律上的职责界定不清,“这种条块冲突可能使下级政府(部门)无所适从,争权诿责的现象也难以避免”。这说明国家治理中的“条块关系”可能会出现“制度空置、空转、失灵情况”。政策执行是制度执行的一种类型,也会有失效的情况。有的政策制定后没有得到执行,出现政策空置的情况；有的政策执行效果不明显,出现政策空转的情况；有的政策执行无效,出现政策失灵的现象。因此,要解决政策执行中“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难题,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势能”就成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做法。

这里我们运用“政治势能”理论对疫情防控政策执行进行案例分析。武汉处于全国疫情的“震中”,1月20日,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指示代表着中央和上级对地方的领导和指引,可以说是武汉防疫抗疫的关键节点,在获得了党中央的“政治势能”后,地方政府才能更好地转化为“执行动量”。之后,湖北迅速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能氛围,快速地以实际举措开启政策执行的窗口,对湖北武汉及全省境内所有地市进行“封城”,严防疫情向全国传播,整个湖北进入全民抗“疫”阶段。

在疫情政策执行中,“党的领导在场”以绝对的领导力破除了疫情防控政策执行的碎片化因素,使得疫情防控政策执行效果向好的预期发展。“政治势能”从出场到产生作用的过程具体包括趋势、权势、声势、定势和借势五个层次。第一层是“趋势”层面。中国共产党中央迅速制定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的通知》等政策,向全党全国人民下达了“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联防联控”“全国一盘棋”等原则性指导理念,形成了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氛围。第二层为“权势”。在这一层面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启动了中央多部委协调工作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意味着将疫情防控政策上升为党的关键议题,提高了疫情防控政策的政治位阶和政治能量,统一疫情防控观念,释放疫情防控信息,并指导构建疫情防控工作体系。第三层是“声势”。各地各级党的宣传机构在疫情防控命令下,采取传统大喇叭、新兴多媒体等各种方式,扩大“居家隔离”“外出戴口罩”“早发现、早上报、早隔离、早治疗”等疫情防控政策宣传。第四层为“定势”。各级党员干部和广大民众了解到疫情对生命健康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影响,认识到疫情防控政策执行的严格性、严肃性和重要性,形成了“全民抗疫、众志成城”的理念共识、社会责任和行动决心。第五层次为“借势”。当严格防控措施的政治信号进入疫情防控政策中,能够很快为各级党员干部所察觉,调动其加强疫情防控措施的积极性,形成全国疫情防控大动员的趋势。在政治势能的“聚合效应”下,行政系统、财税系统、宣传系统、医疗系统、军队系统等共同支持对抗疫情,增强了跨部门合作的政策执行力和资源调度能力,以高度整合的资源合力、政策合力、制度合力迅速开展了远程工作、远程医疗、信息救助,助推疫情防控政策的变现。

三、补齐公共政策执行中政治势能的短板

公共政策中的“政治势能”以非制度化的政治信号,能迅速激活地方政府官员“讲政治”的敏锐意识,从而推动政策变现,但在“政治势能”启动之前地方政府存在“行政惰性”等问题。究其原因,是“高政治势能”使国家治理体制在应对和防治诸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灾难面前,产生路径依赖性而变得更僵化。当泛政治化时,就可能关闭信息通道,剩下的只有权力本身,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趋利避害,因害怕担责而不愿作为,也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第一,蕴含政治势能的政策在制定中注重宏观规划、整体设计,但对政策执行的局部性、操作性和专业性细节描述较少,政策文本中较多使用“坚持、推进、加强”这类话语,对于如何具体实践却没有详细说明。且大部分政策文件的起草为职能部门的中层领导,更为强调政策执行和落实中的政治势能,而对于政策执行的约束条件、准确预期、科学原则缺乏论述。

第二,频繁运用高政治势能的运动式治理,会忽视或替代国家体制中的常规型治理,因而在国家治理效能上缺乏长期有效的机制保障。在面临重大决策时,体制中的“唯权是瞻”标准往往会取代客观的事实性原则,关键信息传递遭遇僵化的体制性阻滞,从而导致“坐等指令”情况出现。在中国,以最高领导人批示的政治权威为导向的政策执行有相当的必要性,但时滞、僵化、梗阻的治理机制会影响政策执行的速率,进而影响人民根本利益的有效保障。

第三,高政治势能的政策在地方执行中缺乏因地制宜的转化,地方自主性难以发挥,使得政策执行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上级制定、下级执行”的思路容易固化成为唯政策文本的本本主义。

第四,专业化和“讲政治”的平衡问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终结了“政治挂帅”,在原先国家治理的单一“革命化”后,加上了“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打破了“唯精神论”。当然,对中国制度来说,“讲政治”和对“政治势能”的强调最重要,但不意味对大小事情的处理都采取泛政治化和唯“政治势能”的措施。在执行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政策时,应提升专家在执行组织中的地位,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下做到专业应对,避免“隐恶扬善”和“报喜不报忧”的隐患。我国的重大公共卫生预警体系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是常规渠道,即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门；第二个是非常规渠道,即医院→地方领导。而对疫情防控的判断,需要加强医疗专家群体对政策的影响力,并将多方信息交给医疗专家团队,以消除导致信息传递失效的制度性障碍。我国医疗系统尤其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地位还有待提升,如仍缺乏对外直接发布重大疾病信息的权限。

因此,为避免出现以上情况,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可通过三个途径来填补短板。

第一,发挥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这次疫情防控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因地方治理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防控后果。政策成功落地往往遵循着“具体实践、各显其能”的运作逻辑,遵循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因而地方政府要根据自身情况去整合、协调乃至开发政治资源。我们知道,“控制权悖论”是中央集权体制常见的困境,这一困局可以通过完善地方自主性来实现有效治理。地方自主性是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实际执行公共政策时,在处理与中央、上级、市场各微观主体及社会各类组织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基层官员不应对中央政策进行形式主义地执行,而是要有能力对政策在地方的实施进行规则细节完善和执行变通处理,作出符合民众利益的控制和选择。因此,需要我们设计一套合理的地方治理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使政治势能体制能够测量和比较对不同地区之间的治理水平,推进后疫情时代的治理现代化。

第二,提升社会民众在政策执行中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将政策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有全社会的参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组织、民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性体制。作为政策执行的最终受益者,民众在政策执行过程具有支持或反对倾向,会对政策执行产生正向或负向的效果。过去我们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时,往往采取政府包办的方式,时间一久,就会生成被动等待、大事小情找政府的社会民众。长此以往,民众的自主、自治意识就会模糊。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充分厘清居民个体责任、社会责任、政府责任和市场责任的边界,发挥广大民众在疫情防控中的主体性作用。

第三,设置政策执行中的激励性政治势能,推进形成政策执行的激励情景。在重大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政治势能往往要与激励机制形成结合,构建强政治势能—强激励机制模式,才能将政策落到实处、细处。因而,要设置激励性政治势能,将财政支出、经济补贴、物质奖励等有形激励与职务提升、荣誉表彰、宣传典型等无形激励结合起来,形成对政策执行中的经济支持、政治支持和精神支持。从逆向激励角度来说,对于违反政策规定的组织或个人势必要加大处罚力度。只有激励性政治势能与体制性政治势能的有效结合,才能最终破除政策执行中的“梗阻效应”,推进公共政策的良性落地。

简而言之,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我们需要清醒看到国家政治势能体制的长处和弊端,善于总结这次疫情防控的经验,推动国家治理朝着善治的目标继续向前迈步。

四、从概念到分析框架：政治势能研究的拓展

通过上述以“政治势能”这个概念来实证分析疫情应对中的政策执行优势与短板,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拓展“政治势能”这一概念的应用。

（一）从“高位推动”到“政治势能”

“政治势能”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政策官语“高位推动”。2011年,笔者和孔繁斌曾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讨论过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高位推动”特征。

我们把农村林改政策看做透视中国政策执行整体逻辑的一个小孔,通过引入这样一个领域性政策案例,尝试用经济共和主义、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理论”和社群主义自治理论来解释,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应当从本土性理论的视角来研究林改政策的执行,于是我们分析了公共政策执行中具有中国特色的“高位推动”的工作模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领导小组”在政策执行中的重要作用,即“高位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是有其政治逻辑的,可以用“党的领导在场”来确定其重要性属别。中国政治制度内存在党、政两个不同的系统,权力地位是不同的,由于中国特色制度的本质是“党的领导”。因此,党政联合发出的文件就与政府部门单独发出的政策文件有不同的位价,高位的政策是以党的名义发出,称为“高位推动”。

2011年的论文虽然提供了政策执行的本土化“关键词”—— “高位推动”,但它毕竟带有“意识形态话语”,只是一个次生级学术产品,还没有上升到学理性概念。事实上,政策“高位推动”后面隐含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深度挖掘。经过反复讨论,2018年我们提出了“政策势能”和“政策变现”,后来我们又将这两个概念合为“政治势能”,作为“高位推动”这一官语的学理性表达。它的含义如下:第一,政策发文单位的不同位阶可展示出不同的政策势能。也就是说,政策文件出台时的位阶就是政治势能的重要标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文,或中办、国办名义发文,或与相应中央部委联合发文,抑或部门自行发文,都蕴藏着不同的政治势能。利用党政联合发文,将公共政策上升为党的议题,提高了公共政策的政治位阶,政策主管部门赋予公共政策更高的政治意义。第二,政治势能会影响到政策执行的速度和效果。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文本话语蕴含特定而丰富的政治势能。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党代会“中心工作”的表述和政策文件“硬指标”(如一票否决)的提示,都成为显示政治势能重要性和优先性的“信号灯”。当附有“政治势能”的公共政策进入执行过程,能够很快为地方场域的官员所察觉、感知和识别政治势能的政策,进而诱发或催化他们的政策变现过程。第三,政治势能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的制度优势因素。

（二）从概念到分析框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到“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事实上,经过多年的研究,来自政治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在国家治理理论和政府执行理论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制度是规范、准则,治理是行为、是活动。制度优势不可能直接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能量角度看,“制度优势”就是指此制度较之其他制度所具有的“优秀势能”,即优势是一种“势能”,“势能”表示一个物体所蕴含着的、尚未释放的能量,如山上的一块石头相对于山脚具有势能。但只有石头向下滚落时,势能才能转化为效能。因此,如果将势能、效能的理解引入政治学,那么“制度势能”就是指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党的领导下所拥有动员治理资源的潜力,而“效能”则是指一项工作在地方和基层执行的力度。中国公共政策自上而下的落实过程就是“制度势能” (“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那么,“制度势能”(“政治势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政治动能？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存在何种“摩擦力”？这些“摩擦力”又有哪些原因呢？如果将“政治势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那么对政策执行研究领域将会具有很大的解释力。

由于“政治势能”贯穿在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的全过程,因此我们认为,“政治势能”可以作为针对中国式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目前,在研究中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时,理性行动论者用委托代理结构中的自利性来解释,提出“选择性执行”理论,还有的学者提出“变通执行”策略和“共谋”现象,造成政策“执行软约束”。情势论者着重从中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政策所处的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入手,认为政策本身的特征、政策执行者拥有的资源与所处的社会政治结构网络会对执行者的认知与行为产生影响。公共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治制度、组织结构、激励机制等因素均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因而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政策执行模式。在政策执行“模糊冲突模型”中,执行情势是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政策的执行者会在一定的“情景”下转变政策执行。政治行政互嵌论者认为,行政本身就是构成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公共政策的产出,政治过程也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估过程。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就是政治任务的执行过程。

以上三种视角对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但它们的主要问题仅指出了这些政治性影响的作用力,没有对政策执行所处的政治制度进一步细分,也缺乏将时间维度纳入政策执行的研究,认为政策执行力是固定不变的,无法反映政策执行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机制。

“政治势能”的引入为中国的政策执行研究提供了一个满足各个不同条件的框架。执行者都是生活于中国特色制度背景下的官员,他们不可能脱离中国特色的制度而生活,有着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或称为“四个意识”。如果我们把政治势能放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官语,如高位推动、大局意识、政治要求、政治纪律、不折不扣、调整、纠正、校准等都可以获得学理性的解释。在中国,政治性因素还需要细分为党和政两个系统,它们的权力地位不同,政府部门单独发出的政策与获得党政联合(即“党的在场”)签出的文件都会在不同程度影响到政策执行的速度和效果。因此,需要更加客观地建构出反映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从与西方政策执行理论接轨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所提的“政治势能”除延续第三代政策执行的研究范式外,更强调机关间的网络关系和政策执行力的具体表现,如网络结构状态、垂直体系、机关间伙伴关系。同时,还将时间维度纳入,促使我们更好地分析某些公共政策执行力为何在某个时段突然放大的原因。“政治势能”整合了理性行动理论、情势理论和政治行政互嵌理论的各自不足,符合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特征。

我们提出“政治势能”的概念,它不仅是对政治性因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势头及能量的总称,它还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政治势能通过“政治”一词落脚到学科,体现了学科特色；通过“势能”一词归纳出中国特色,展示了中国政治过程中各种政治要素和资源的运作逻辑。

从目前学界的反应来看, “政治势能”提出后,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新闻传播、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等研究领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展示出这一解释范式的拓展空间是巨大的,理论的想象力还有提升的余地。举例来说,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过去我们用“压力型体制”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这个时期的压力更多是在科层制内部传递,但它忽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基本政治生态。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有相当多这样的官语表述,如政治方向、政治意识、政治保证、政治担当、高位推动、大局意识,等等。“压力型体制”无法包含这方面的中国政治实践内容,而“政治势能”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特别是对2012年后新时代中国治国理政的行为则更有解释力。政治势能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启迪意义在于,它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政治运作的核心变量来看,正视中国政策运行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它的解释力能够突破西方国家社会二元思维框架,让我们在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框架下思考中国的政治发展。

在党史党建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研究领域方面, “政治势能”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运用空间。“政治势能”可以再细分为价值性政治势能、制度化政治势能、结构性政治势能和一元化政治势能四种类型。“一元化领导”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成为执政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运作方式与领导方式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并未脱离“一元化政治势能”进行治国理政。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建构是核心议题。“价值性政治势能”可以有很大的运用空间,“价值性政治势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它和“结构性政治势能”及“制度性政治势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

总的来说,这一解释框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当然仍须在相关的理论资源链和学术史框架下),我们欢迎更多学科的学者和同仁一起参与讨论、研究和拓展,这有利于这一学理性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和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