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其目标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因此，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民众在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组织和生活模式等，民众也逐渐脱离了旧权威的势力范围。因此，社会教育提高了民众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共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政治动员
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实施这一政策的方法是以乡村社区为单位，以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组、读报组、民众教育馆、秧歌队、剧团等为组织形式，目标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关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只注重了对扫盲教育的研究①，而忽视了社会教育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的问题。事实上，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深入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通过社会教育，根据地的民众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洗礼，从而成为中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通过社会教育使中共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本文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对社会教育与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等问题进行论述。
一、问题的提出
自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封建王朝权威的式微，乡村社会逐渐摆脱王朝权威的控制和影响为乡村精英所把持的状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陕、甘边界的黄土高原地区，交通不便，沟壑纵横，山地崎岖，把民众聚落自然分开，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乡村社区。其远离国家主要权力中心，久而久之，乡村权力为一些乡村精英所把持。旧乡村精英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第一，绅士阶层。他们大多数是前清秀才或在私塾中受过旧式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村民与文字有关的事务主要由他们来张罗，如订立契约文书、撰写各种节日对联、主持村庄的婚丧仪式以及对一些礼节的诠释等，因此在乡村有较高的威望，受到村民的尊重，他们是主要的乡村权威。如1933年对陕西农村调查所得到的结论：“一般来说，现在陕西乡村中握有政治权的，还是比较年老的乡村绅士们。”②第二，乡村强人。他们原本身份是农民，或失去土地，或与官府、地主豪绅结仇，由此聚啸山林，随着势力的强大逐渐控制了部分乡村社区。他们有的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在抗击官府的苛捐杂税和外来势力方面得到了乡村民众的信赖和拥护，逐渐成为号令一方的乡村精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首领投靠了国民党地方政权，做了地方民团的大小头目，和国民党地方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③，就是这种乡村社会现状最真实的写照。第三，哥老会和其他秘密会社的头目。这些会社的头目被称之为“大爷”，其成分十分复杂，有的是缙绅；有的是团首。他们不仅在各自的会社里有号召力，而且在乡村社区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控制着乡村社区的一切权力。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就面临着这些根深蒂固的旧乡村权威的挑战。
在十年内战时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交界地区就是利用了这种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他们在这里领导土地革命，在很小的范围内触动了旧的乡村权威，建立了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的新政权。1935年10月后，中共中央和数万红军在南方失去根据地，经过长征来到陕甘地区，使刘、谢创建的根据地扩大了数倍。在红军控制的县、区、乡、村都建立了政权，一些在土地革命中的积极分子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乡村新政权的主要成员。这些新政权的支撑者在分配地主土地和浮财方面表现积极，但“许多乡长是不识字的农民积极分子，其世界观、经验和个人关系都建立在当地的社区之上，其革命眼光所及既限于较早时期的土地革命”⑤。
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共建立的新的权力网络中，特别是在县级以上的政权机关中，其主要职务（如县委书记、县长）大多由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干部来担任。由于长期受到地方强人“保境安民”口号和抵制外部势力（包括官府）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当地民众在心理上不可能如此快地接受“外人”的统治，即他们对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领导者表示出了怀疑甚至不信任，既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乡村积极分子心里也不踏实，许多党员仍旧与哥老会和佛教有关联，怀疑政府和外来组织形式的权威⑥，他们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如环县是中共政权建立比较早的地区，1936年6月，中央红军西征时解放，不但建立了县、区、乡、村政权，而且由李富春担任书记的陕甘宁省委就设在环县的一个叫河连湾的小村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共具有四年半政权建设历史的地方，1941年初发生了大规模叛变事件——“环县事变”。事变的主谋叫赵思忠（外号赵老五），农民出身，18岁时家庭遭到土匪洗劫后，他躲避在深山里，20岁返回家乡，利用其二哥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关系搞到一些枪支，以防匪为名，拉起了民团。⑦在中共官方的记载中，赵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因为他专门杀害紧跟共产党的乡村干部。但民间说他是一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人，对当地民众很讲义气，因而在环县北部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在当地一些乡村政权中，许多干部表现出“二元”面孔，即表面上是中共乡村政权的干部，实际上听从赵的指挥，甚至一些乡村和区的干部投靠了赵，进而由赵安插人把持中共基层政权。他们说：“八路军来了，我们是共产党；赵老五来了，我们还是自己人。”⑧1941年1月，中共环县基层政权的17个乡的民众，2000多名自卫军随土匪赵思忠哗变⑨。其中有“二百多个共产党员（占全县1／4），三十多个乡级干部以至个别区级干部直接参加与领导了这次叛乱”⑩。这次事变的发生，反映了抗战初期中共乡村政权在经过了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并不是十分稳固，其根本原因在于边区的乡村政权还没有完全取得大多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陕甘宁边区未经历过土地革命地区的情形又如何？边区未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是在国内和平局面出现后建立了统一战线的环境下形成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出现了和平的局面。为了表示与国民党再次合作的诚意，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共向国民党做出了包括“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在内的四项保证后（11），立即发布文告停止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这样，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地区保留了旧的土地制度。在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地主土地制度仍然存在，地主、缙绅仍然有很大的势力，甚至左右着这些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特别是在中共建立“三三制”政权后，一些地主、绅士参与到各级政权中来，影响着中共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在这些地区难以展开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抗战伊始，中共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但直到1942年时，这一政策还是不能在陕甘宁边区彻底落实。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旧权威在边区乡村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地主利用在乡村的地位抗拒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12）。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乡村，地主不仅在经济上有实力，有些乡村的政权依然执掌在地主手中。如绥德县辛店区的一个乡，其政权一直把持在地主手中。1940年中共在绥德就公开建立了政权，但四个年头过去了，这个乡还没有中共党员和党组织，因此在1943年7月的乡选中仍然选了一个破落地主担任乡长。为什么不选举穷人当乡长？当地的民众解释说：“穷人没知识，吃不倒财主，怕负担派不出去。”（13）由于穷人没有知识，在乡村也没有权威，只有将乡村权力让给地主。中共在边区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农民对政治的冷漠。由于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深山大沟里，长期与外界缺乏沟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非常淡漠，特别是边区没有受到日军的直接蹂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动员农民投入抗日运动以及参加中共政权组织下的一切抗日活动都是比较困难的。不仅如此，对能够给农民带来直接利益的政策如识字、减租减息、生产运动等也表现出参与不积极。农民害怕识字后成为“公家人”，有些农民自己不愿识字，也不让孩子读书识字，有的送孩子上学时，认为自家孩子从此成为“公家人”而“痛哭流涕”（14）。在减租运动中，“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农民，在生计胁压下，不得不给地主让步，有的和地主串通隐瞒政府，有的互相争租夺佃，在部分农民中间还流行着一些落后保守、不相信自己力量和不完全相信新政权的力量的情绪。”（15）农民的这种参与政治的冷漠，有碍于中共一切政策在乡村的贯彻。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农民的积极参与，关系到中共政权在乡村社会的稳定程度。
总之，一方面，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由于自身存在着一些弱点，如多数乡村干部不识字，不能完全理解党的政策，还不能完全胜任党交给他们的任务，甚至有些党的干部在当地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中共掌握政权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没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旧势力在乡村社会仍然可以呼风唤雨，乡村民众还没有完全与旧势力剥离关系，游移在抗日民主政权和旧势力之间，对抗日民主政权所宣传和执行的政策还持怀疑态度。对于依附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政治土匪，中共动用军队进行武力清剿，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但对于乡村士绅，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夕就有承诺，既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也不能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在经济上还不能完全削弱他们。而且中共在根据地建立的是“三三制”民主政权，使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保有原来的大部分财富，而且在政治上享有一定的权利，一些人还依靠自己的威望和财力进入了中共乡村政权的核心。
如何解决乡村政权中存在的问题？如何使民众实现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如何使广大农民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一方面，中共给了广大农民看得见的实惠，如抗战初期的免除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各根据地实行比较彻底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从中获得了利益。另一方面，中共加强了对根据地民众的意识形态教育，即选择了对民众实施社会教育的方法，它不仅使农民粗识文字，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新的文化道德观念取代旧的文化道德观念，使广大民众实现对中共政权的认同，使中共政权扎根于乡村社会。
二、社会教育的目标
社会教育的一个目标是消除文盲，提高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地区，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对边区的乡村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16）林伯渠也指出，边区的“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及其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边区）人口的百分之一”（17）。大量文盲的存在，既不利于抗日战争的进行，也不利于中共政策在抗日根据地的实施，从长远利益看，更制约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为了补救根据地民众在文化知识方面的缺失，中共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扫盲教育。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边区政府就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线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18）1939年又强调指出：“在目前抗战正向新阶段发展的时候，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灌输以抗战的必要知识，大量消灭文盲，是非常迫切的任务。”（19）因此，抗战时期的扫盲教育实质上是一次文化启蒙运动。
社会教育的另一个目标是给民众灌输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激发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1938年，边区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国防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以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训练千百万优良的抗战干部，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20）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外，对广大民众则通过半工半读的社会教育来实现。1942年边区把社教中各种形式的识字运动，扩大为进行一般的社会教育，“要在教课中间联系到边区的一些实际问题（征粮、乡选、发展生产等），使学生认识到的字和听到的真理，真正与他们的公私生活息息相关”（21）。1943年明确指示：“社会教育要和各县其他工作任务紧密配合，像生产运动、防奸自卫、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减租减息等。在这些工作中，有计划的组织社教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22）各地也相应地做出同样的规定，如陇东分区决定：“社会教育的内容，以生产拥军民主建设为中心。教材以政府下发的政策法令宣传解释。生产方面，最好由民教馆吸收民间生产的歌谣小调，加以整理，编成教材来教。民主建设以解释施政纲领为主。”（23）绥德分区“以公民课作为一切课程的中心，并根据社会工作的具体内容来确定公民课的中心内容”（24）。强化政治教育是边区社会教育的特点。因此，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是对民众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在根据地的一次政治启蒙运动。
由于社会教育是为了提高民众的识字能力和对中共政权的亲和力，因此，社会教育的受众不仅是不能脱离生产的文盲、“半文盲”大众，而且不能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也在受教育之列。对于文盲和半文盲“除给以一般的抗战知能、政治教育以外，应该用较大的力量来加紧他们识字，使普遍得到获取知识的工具——文字”。对于知识分子主要是“组织他们（如俱乐部里、读报、政治讨论等组织），发动他们进行集体的政治的自我教育”。边区还强调社会教育要特别注意到妇女教育，“因为以往封建意识浓厚，今后应加紧注意。妇女教育特别落后，现在一般的妇女还不肯同男子在一起上课，我们可以把她（们）暂时分开，另设女班。”（25）表明边区政府在革故鼎新的同时，也照顾到了传统社会的影响力。
三、根据地的政治动员
培养和加强边区民众的民族意识，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是根据地一项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即通过社会教育把一些新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民族和国家意识、党的政策及奋斗目标灌输给民众，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进而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抗战必胜的信心和抗战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因此，需要把对民众的政治启蒙渗透在扫盲教材之中。1940年，边区编写的冬学识字课本《边区民众读本》，是利用“三字经杂字”等旧的形式编成的，包括《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和《新五言杂字》三部分，还附有一些散文译述和日常应用文。这些教材通过浅显易懂的文字和群众习惯接受的形式，再经过教员的讲解，使民众懂得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政策、一般的战争常识和军事常识。如政治课要求“懂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般政治常识及目前的抗战形势”；自然课要求“懂得防空防毒、救护及日常生活的科学知识”；军事课要求“懂得怎样打游击战争，怎样维持后方，怎样坚壁清野等”（26）。在对民众的政治动员中，边区派往各地的小学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学龄儿童的老师，也担负着各种成人教育的任务，“一位小学教师就等于各农家的常年顾问，他们如像分布在每一个角落的文化据点，把延安的号令贯注到一家一家去”（27）。
为了动员民众，使民众对抗日战争和党的政策有更多的了解，读报、办板报和组织民众参加实际的抗战活动是政治动员的主要手段。读报是边区群众最普遍的活动，包括一些变工队、扎工队、合作社等民众的经济组织都有读报组，把读报活动搬到了田间地头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位参观边区的民主人士这样描写边区的读报活动：“在工厂、变工队、运盐队，或妇纺小组，由一个会读报的人每天拿群众报念给大家听，并且加以批评解释，进行时事教育。宣传效果似乎很大，报纸上的劳动英雄生产计划的消息，尤其易于引起各地群众的工作热情。”（28）边区还在市镇和人口集中的村庄以及通衢大道创办黑板报进行政治动员，主要登载党的政策、政府法令、卫生知识、农作常识、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等等，“成为推动乡村生产、卫生、识字、娱乐、传播新闻与改革旧习惯的武器”。党的政策和新的道德要求就是通过这样的传媒逐渐灌输给广大民众，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凡是有好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的地方，那里对政府政策法令和上级号召就容易贯彻，生产教育各项工作就容易开展。”（29）
一些办得好的民教馆利用集市、庙会进行宣传活动，如“甘泉城每月六次集，赶集的群众川流不息地赶到民教馆来听时事”；庆阳县民教馆创造了在庙会建立“文化大棚”的社教形式，“历年来赶庙会成了民教馆的中心工作之一。庆阳县每年大小庙会有七八十次，……民教馆在这些庙会上，都进行了棉花打卡、发展纺织、卫生（着重妇婴卫生）、时事等宣传工作。采取文化棚，散分宣传画报形式，带着各种表情讲解国家大事、生产、卫生常识，并实地教给群众棉花打卡、纺织，群众很感兴趣。”（30）有的俱乐部组织民众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帮助抗日军人家属做工，如砍柴、担水、推磨、宣传等，使军人家属好好的过日子，减少军人在前方惦念家庭。另方面使军人家属觉得子女去打日本是光荣的。”（31）
冬学在政治动员方面显示了一定的优势，不仅在课堂上进行宣传教育，而且把教育与抗战动员的实际结合起来，使“冬学运动与抗战动员工作取得了密切的联系，教育与政治完全打成一片。这样不但帮助了动员工作，且帮助了教育工作，许多教员学员都参加实际的动员工作（如归队动员、征收救国公粮等），学员在工作中学习，教员在工作中指导，真正的实行了国防教育。”（32）实际上，抗战时期的征兵、征粮、募捐、选举、减租减息、支援前线等社会动员，都是通过这样的场合进行的，使民众懂得了这些工作的意义。
戏剧是“社教的最好工具，不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它都是有力的宣传武器”（33）。根据地在社会教育中尽力发挥戏曲在政治动员上的功能，整风运动后，中共更加注重戏曲的政治教育作用，1943年中共中央文委确立了戏曲运动“为战争，为生产及教育服务”的总方针（34）。为了使剧团能够为抗战的政治动员服务，边区不仅成立了新的剧团，而且对民间旧的秧歌队、社火队、皮影班子等进行了改造，加强了党对戏剧的领导，一方面对“各剧团负责人均加以政治上的审查”，一方面“派好的党员去担任剧团的政治领导”（35），使戏剧的内容符合党在抗战时期的政策，以引导民众趋向于合乎中共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特别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后，边区的文艺工作者走上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开展了文艺下乡运动。1944年春节，“延安文艺工作者大批下乡，宣传生产劳动，军民关系，自卫防奸，敌后斗争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为‘斗争秧歌’。”（36）这种“新秧歌所给予观众的，主要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怎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因此新秧歌所表现的，当然以生产战斗，‘拥军’等等故事为多”（37）。庆环分区（1940年8月与新建立的陇东分区合并）剧团在工作总结中写到：“它是把党对于抗战的主张广播给群众，把边区一切抗战建国的模范作风都反映给群众去学习，把汉奸汪派出卖民族国家利益的行为揭穿给群众看，把日寇的疯狂性的事实给群众赤裸裸的演出，大大激发了群众仇奸杀敌的气愤。”剧团“每在公演的地方，挤出时间，向群众口头宣传和解释，要他们了解捐公粮和扩大新兵关系抗战和保卫边区的需要，不用讲是鼓动了激发了群众捐公粮和参加部队的积极性”。（38）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用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编排了《兄妹开荒》等许多具有很强教育意义的戏曲。弘扬民族主义是戏曲的主题之一，同时，“积极生产、公而忘私、勤劳持家以及孝敬老人、爱护儿童都成为抗日根据地农村宣传和戏乐活动所要弘扬的主题。相应地，二流子懒汉、为富不仁者、吸食鸦片者、不孝敬父母者、虐待儿童和妇女者等不良人，都成为讽刺、抨击的对象。”（39）戏曲里所褒扬的那些被认为是进步的行为，逐渐成为普通民众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而这些准则和中共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一致的。
利用重大节庆或纪念日组织民众集会，是边区进行教育和政治动员的一种形式。在1942年7月，抗战爆发五周年纪念期间，边区各地纷纷组织集会，对民众进行教育和政治动员。陇东分区在庆阳县举行了民众集会，分区领导进行了政治动员：“一、我们一定坚持抗战到底，为死难将士及死难同胞复仇，拯救沦陷区的人民，并要在战后建设和平统一民主繁荣的新中国。二、我们要有信心，苏英美今年一定打败西特勒，中英美明年一定打败日本，我们庆祝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成功，并希望第二条战线的建立早日实现。三、我们有很多保证胜利的条件，但必须争取时间，克服胜利前的一切困难，加强全国各阶层各党派的团结，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四、不要放松当前的任务，积极整练自卫军，加紧经济建设，努力夏耘，热烈进行乡选，欢迎各阶层公正人士到政府里来做事。五、帮助抗日军队，加强军民团结，协同友军，保卫大西北。”在安塞民众集会上，女县长邵清华号召民众：“（一）踊跃参加自卫军，以防止日寇冒险进犯抗日的模范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并消灭敌探汉奸在边区的活动；（二）努力生产，以充实抗战力量，供给后方需用；（三）认真优待抗属，以使前方将士更安心的打击敌人。”（40）这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和政治动员事例很多，不再列举。其在教育民众和调动民众抗战积极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社会教育在动员民众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民众的民族意识、抗战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尽管“他们有的只识得几个字，但他们的政治认识恐怕比受教育的人还高”（41），这是一个国统区记者对边区民众政治素养的评价。1941年，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抗战不胜利，大家当亡国奴，什么都没有，这个真理，边区人民是早懂得了的。”（42）即通过社会教育，边区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有了很大的增强，边区民众投入抗战和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四、根据地民众的政治参与
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中共和边区政府给予了广大抗日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自由，并建立健全了各项民主制度，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民众政治参与的方法、知识都是通过社会教育获得的，即社会教育起了动员民众政治参与的作用。抗战时期，根据地民众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入中共党组织。社会教育是各级党组织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的重要途径。在社会教育中，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一些积极分子涌现出来，成为党组织培养的对象和党的后备力量。通过社会教育和各种政治动员，使农村中的积极分子对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尽管有些认识还是模糊的，甚至是片面的、狭隘的（43），但只要符合“好劳动、能公道、能工作”三个条件就具备了入党的资格（44）。在边区政治动员中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党员数量不断扩大，党员在民众中占到了一定的比例。据1944年统计边区各地党员占人口比例，绥德分区为2.01％；三边分区为2.6％；陇东分区为2.3％；关中分区为2.48％；延属分区为4.26％。全边区党员已占到总人口的2.79％。据对绥德、关中两个分区乡村的调查，64.24％的村庄有了党员，98％的乡建立了党支部（45）。又据1941年对边区党员的调查，党员的成分农民（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占96.17％，其他（包括工人、知识分子、商人、士绅）占3.83％（46），农民是根据地党组织的主要参加者。说明农民积极加入中共党的组织和农村党支部的建立，不仅表现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而且逐渐形成了新的乡村权威和新的领导核心，即随着党的组织向社会基层渗透，党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逐渐取代旧的乡村权威，成为乡村社会的新权威，党支部也成为乡村各种社团和民众的领导核心。
第二，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各种抗日民众社团。社会教育动员民众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各种抗日社团。抗战初期，抗日救国会（简称抗救会）是陕甘宁边区最大的社团，在党的基层政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抗救会是党动员民众的主要机构，在民众中影响力很大，绝大多数民众都参加了抗救会。如在陇东“凡是红军、八路军驻防的地区，城乡群众经过宣传动员，都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县市抗日救国委员会经过选举产生，党的民运干部多被选入，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经过抗日救国会得到贯彻执行。在抗日救国会下面还有青年、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等组织作为基础，在区乡也有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县、区救国委员会实质上起到革命的半政权作用，在当时的统战下，政府和保甲长是国民党的。但一切政令不出公门，如不经过抗日救国会的认可，就行不通。”（47）1938年1月，边区成立了抗敌后援会，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抗战动员组织，不分性别、年龄、阶级、民族、党派、宗教信仰，吸收了工、农、商、学、兵一切抗日群众参加。在抗敌后援会的帮助下，边区民众参加了各种抗日组织如自卫军、少年先锋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慰劳队、缝衣队、洗衣队、宣传队、通讯队、侦察队、破坏队、防空队、代耕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劳动互助社、战地服务团等战时组织和各种教育、文化组织。（48）抗战时期，各种民间政治、经济、文化组织遍布边区各个乡村，相互交错，把乡村所有民众都包含在内，成为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中介。随着民众加入中共领导下的各种抗日团体，党的各种政策在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
第三，参加选举和参政议政。通过社会教育使民众不仅懂得了应有的民主权利，而且激发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如在边区第一次普选时，“全边区选民平均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参加了选举的”（49）。民众不仅参加了普选，而且直接介入到政权管理中来，许多农民当选为县、区、乡的参议会议员和政府委员。根据对固临、延长、安定、曲子四个县选举调查，在1937年的普选中，在县级参议员中，贫农占65％，中农占25％，工人占4％，富农占1％，商人占1％，知识分子占2％，地主占2％；在区级参议员中，贫农占67％，中农占22％，工人占4％，富农占2％，商人占1％，知识分子占2％，地主占2％；在乡级参议员中，工人占5.6％，贫农占71.4％，中农占17％，富农占2％，商人占2％，知识分子占1％，地主占1％（50）。在1941年的普选中，关中分区新正县的10个乡的参议员，贫农占42.5％，中农54.3％，富农占5.4％（51）。庆阳县各乡260名政府委员中，贫农占48.1％，中农占38.5％，富农占8.5％（52）。通过普选不仅能够看到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而且能够看出民众参政的能力。选民不仅积极参加选举，而且“人民对选举什么样的人当他们的代表，这一点他们是不马虎的”，“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到各级政府替自己办事”。在参议会开会期间，民众通过提案向政府提出建议或意见，如新正县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议会提出提案21件，第二次会议提出提案61件，包括“调整劳资关系，确保雇主利益”：“加强学校教育，提高人民政治文化水平”：“彻底解决土地纠纷”：“更进一步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统一抗战动员合理负担，减轻人民不必要的负担”等。（53）从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和普选的结果来看，中共通过社会教育实现了对乡村政权的改造，许多中共培养成长起来的贫苦工农出身的积极分子取得了管理乡村政权的地位，使中共在乡村政权中有了比较稳固的阶级基础，巩固了党在乡村社会的执政地位。从上面的论述中看出，边区民众不仅懂得了政治参与的意义，有了一定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而且民众在政治参与方面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五、结束语
抗战时期，根据地民众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社会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通过上述介绍，笔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是一次很成功的政治动员，即通过社会教育使根据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以及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开展社会教育的过程，也是中共政权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实现控制的过程。
第一，社会教育使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到根据地社会的基层，并且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扩大了中共乡村政权的阶级基础。在根据地，中共利用了一切可能利用场所和能够被民众接受的方法作为传媒，如民众识字课本、戏剧、秧歌、田间地头的读报、黑板报、各种群众集会、集市等向民众灌输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政策逐渐被民众所认可，最终变为“物质”的力量。这种潜藏在民众中间的“物质”力量是十分巨大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根据地广大民众成为中共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农民的政治热情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征兵、征粮、锄奸、选举、生产运动、响应政府号召等方面都比抗战前期更加积极。如清涧县高里寺村人民“对锄奸特别热心，对政府更加热爱，刚听到他们村子特务分子造谣说：”榆林已修了飞机场，你们还集什么股金哩（指合作社股金——引者注），把世事看开些。刘区长太坏了，一满不顾及人民，刚交罢公粮倒又要交集纳股金哩。他们便赶忙跑到乡政府给以报告了“（54）。因此，农民对中共各项政策的接受和拥护，使他们成为中共有效控制乡村政权的阶级基础。
第二，社会教育使中共成功地实现了对乡村政权的控制。通过社会教育，中共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或被吸收为党员或团结在党的周围，党组织也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开始深入到乡村社会。同时，社会教育使民众不仅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而且有了比较高的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能力，为中共在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乡村选举运动奠定了基础。在根据地的历次选举运动中，不仅体现了民意，而且按照中共的意愿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改造。那些办事不公正或不替老百姓办事的人落选，中共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或党员当选，成为乡村社会的管理者。通过和平改造后，乡村政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旧权威退出了乡村权力的舞台，中共在根据地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政权基础，1941年后边区再也没有发生像“环县事变”那样的恶性事件。中共培养起来的新乡村精英在根据地乡村社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在1942年12月庆阳县五乡的减租会上农会主任田勇很有勇气地说：“只要佃权有保障，减租法令没有执行不通的，我保证五乡不会有一家地主逃避减租，减租后也一定交租。”（55）一些社团在执行中共政策方面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子洲县双湖峪第四乡（市镇乡）的农会领导农民彻底实行了减租，外乡的老百姓羡慕地说：“你看市镇乡的农会真正是咱们老百姓的组织，给老百姓谋下多大的利益，咱们为什么也不组织起来呢？”（56）正是农民响应中共政策，积极参加到各种社团中来，逐渐脱离了旧权威的势力范围，使中共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权力的控制。
第三，社会教育使中共实现了对根据地民众的全方位控制。在思想意识方面，社会教育实际上是对根据地乡村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和重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逐渐为民众所接受，变为民众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思想意识方面和中共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正如有学者所说：“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说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话，那么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57）组织行为方面，民众在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设计政治行为模式（如参加各种政治性很强的社会组织、选举、各种集会）、生产组织模式（如各种劳动互助组织）、社会生活模式（如村民公约应遵守的规范）及其他制度，使根据地民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中共领导的政权紧紧交织在一起，中共实现了对乡村民众的全方位控制。
注释：
①如戴知贤、李良志主编《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②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49页。
③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页。
④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甲1，内部馆存本，1993年，第9页。
⑤［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⑥白向银：《在转变中的安塞工作》，《团结》第1卷第9期，1938年9月。
⑦环县志编纂委员会：《环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⑧李卓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第8期，1940年7月。
⑨高岗、王世泰：《关于环县自卫军叛变情况给林伯渠高自立的报告》（1940年2月25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内部资料，1992年，第105页。
⑩李卓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第8期，1940年7月。
（11）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385～386页。
（12）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内部馆存本，1994年，第206页。
（13）《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甲4，第187页。
（14）《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80页。
（15）《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4页。
（1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66页。
（17）《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42页。
（18）《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2页。
（19）《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81页。
（20）《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1页。
（21）社论：《今年的冬学》，《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4日。
（22）《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新华日报》1944年6月6、7、8日。
（23）《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第389页。
（24）《绥德教育讨论会决定国民教育为工农兵服务》，《解放日报》1944年2月24日。
（25）《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25页。
（26）《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31页。
（27）赵超构：《延安一月》，新民报馆，1946年，第160页。
（28）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61～162页。
（29）《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1944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1945年1月11日。
（30）《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193页。
（31）吕良：《边区的社会教育》，《战时教育》第2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32）吕良：《边区的社会教育》，《战时教育》第2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33）《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第73页。
（34）本报特讯：《中央文委确定剧运方针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解放日报》1943年3月27日。
（35）《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文委关于改进剧团工作的指示》（1943年4月25日），《解放日报》1943年4月30日。
（36）《李鼎铭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1页。
（37）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08页。
（38）《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1992年3月）内部资料，第148页。
（39）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
（40）《各县热烈纪念“七七”》，《解放日报》1942年7月10日。
（41）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北极书店，1940年，第306页。
（42）《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
（43）中央党校延川实习团杨英杰等：《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共产党人》第4期，1940年2月。
（44）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甲6，内部馆存本，1994年，第226页。
（45）《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甲6，第220、221页。
（46）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1941）》，甲2，内部馆存本，1994年，第282页。
（47）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群众运动》，内部资料，1994年，第238页。
（48）中共盐池县党史办：《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
（49）《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33～134页。
（50）《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133页。
（51）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2页。
（52）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628页。
（53）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296、644～645页。
（54）《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347页。
（55）《庆阳实行减租交租》，《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5日。
（56）《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331页。
（57）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第223～224页。
黄正林，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开封475001）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