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6日，陈奎元院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会议讨论决定的思路和举措，不是寻常的工作部署，而是在我院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重要决策思想、重大改革步骤，是深化改革的新开端。”读罢陈院长的讲话，我的第一反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职能是什么？陈院长能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定研究禁区吗？陈院长对改革开放、普世价值等问题的判断能作为社科院研究的准绳和标准吗？这是陈院长的个人见解，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决定？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孕含着更深刻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该怎么管理，怎么才能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我国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应采取什么方針？
能用衙门规则来管理社科院吗
早在2004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才来部署改革，不知是慎重还是迟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目标、宗旨，是“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按理陈院长的讲话首先应该分析一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不起来的原因，重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办院方针、制度安排、研究机制存在什么问题，然后有针对性的提出改革的方针、措施、办法。而陈院长只说了这么两句：“机构庞大、机制守旧，整体创新能力不强”，“改革的力度不够，照旧章办事的状况比较明显，妨碍人才成长和科研成就的弊端大家均有所见”。本该进一步分析，机制怎么守旧？照什么旧章办事？如何妨碍人才成长和科研成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找不到病根和原因，怎么能作出正确的改革决策？怎么能成为“深化改革的新开端”？看了陈院长的这篇讲话，我领悟到中国社会科学的机制旧在那里，照旧章办事的状况是多么严重，自然妨碍人才成长和科研成就！恕我直言，中国社会科学的改革就应该从陈院长改起，从院长的职能定位改起！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学习、研究、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央的《意见》说得很明确：“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陈院长也说要“了解世界理论、文化的动向，借鉴先进适用的文明成果。”这就是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史还是现实，都有我们可学习、借鉴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普世价值。如果东西方文化中没有普世价值，怎么会“先进适用”呢？我们继承什么？怎么借鉴？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就是否认东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拒绝继承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改革前，我们把传统文化批作“封建主义”，西方文明批作“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社会主义的探讨则批成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就达到了顶峰，批封资修，打倒四旧，结果只剩下打砸抢的野蛮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西方的经济、社会、哲学、文学成果大量引进，传统文化的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开展了新的研究。这是建国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最活跃的局面。但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还处在照抄照搬阶段，不是搬洋人，就是抄古人，或者是给中央提出的口号作注释，或者是到马克思的著作里找论据。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有哪些是我们的创造？在世界论坛上我们又有多少话语权？冰冻三尺，非一之寒。我们缺乏创新思维能力，是因为长期以来不允许思维、不允许思想。创新，首先要勇于继承，敢于追问，能于发表，展开争论，也就是有研究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
然而，陈院长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方向是“学懂古人”，把“国学研究论坛”做大、做响。并且思想还很解放，说：“藏传佛教黄教的振兴，标志性的活动是宗喀巴举行的祈愿大法会，直到今天延续五百多年，达赖每年在境外主持祈愿法会，甚至一年搞数次。民族文化不是宗教，但优秀文化的传承、生命力的根基更厚重，关键在于需要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专家坚忍不拔地代代相传。”言词中对宗教、对达赖，还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宽容和赞赏。可是，一说起西方，他的语调马上改变，说：“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他明确表示：“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对普世价值问题，学术界争论很激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也是思想自由嘛！他可以专门写个人的署名文章来参加讨论。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会议上，作了这番讲话，没有表示是个人意见，没有说明可以进一步讨论，而是下了无容争辩的结论。院长有裁定学术争论的权利吗？您怎么确认您的意见代表真理呢？再退一步说，您认为这个问题重大，必须发表意见，那应该讲道理啊？您反对普世价值，就讲了两个理由，一是基督教宣扬的教义，二是西方话语所宣称的，之于他们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错在哪里没有作任何分析，然后就得出反对与普世价值“接轨”、“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结论，并且还警告“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
陈院长在讲话中专门提出，反对学阀作风，改掉衙门作风。说：“衙门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各种明规则、暗规则，往往令人目瞪口呆。衙门风气不除，施之于国则误国，施之于事则误事。”衙门作风就是长官说了算，其实衙门应该是长官说了算，不过他要实行民主、听取民意。而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社科院不是衙门，不能是长官说了算，而我国将社会科学恰恰是用衙门的规则来管理，陈院长从省委书记调任社科院院长已6年，完全没有意识到职能的转变，用行政命令的口气对待学术研究，要求思想与长官保持一致。这怎么能带来社会科学的繁荣？
西方文明没有学习之处吗
陈院长的通篇讲话只提“学懂古人”，不提“学懂西方”，只讲“弘扬传统文化”，不讲“借鉴西方文明”，作为个人的喜爱与偏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持这种倾向，就涉及到重大的原则问题，院长能规定社科院的研究方向吗？能为社科院的研究规定禁区吗？
陈院长说：“要学习的是先进文化而不是强势文化。中华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独领风骚，在这些方面我们并不弱，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有理由慷慨陈辞。”按照这种说法，这个世界上，中国的过去好，“中华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现在的中国更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独领风骚”，那就不是“理应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而是“已经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根本就不需要“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而是“世界学习中国文明”就行了，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的任务不早就完成了？
可是，他又说：“在人文社科领域，所谓‘西强我弱’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西方强在何处，我方弱在哪里。”这就让人不可理解，西方怎么会强，我方又怎么会弱？西方的普世价值一无是处，西方凭什么强？我国既“博大精深”，又“独领风骚”，又怎么可能弱？他在2005年曾作出规定：进一步加强对院属刊物的管理，不允许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自由发表”。既然禁止学习、借鉴、研究西方学说，还不准发表研究成果，怎么又要“具体分析西方强在何处，我方弱在哪里”，人家有这个胆吗？还敢说“西方强”、“我方弱”，居然还要“具体分析”原因？
陈院长的结论是：“要学习的是先进文化而不是强势文化”。中国自然是先进文化了，而且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就没有先进文化。而西方又是强势文化不在学习之列，并且是被陈院长明令禁止的。可是紧接着，他却说：“在许多方面我们不如人家，或者人家有独到之处，我们就要虚心学习，这不仅是面对西方发达国家，而且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这个弯拐得太突然了，刚刚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有理由慷慨陈辞”的我们，怎么会“在许多方面不如人家”；刚刚说我们不学习西方的强势文化，这里突然又要向西方以至全世界、全人类“虚心学习”？这么说来，西方还是有学习的地方，那就“虚心学习”吧。可是陈院长紧接着又来一句：“现在这方面的主要倾向性的问题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过分崇拜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这么一说，西方文明又不让学习了？陈院长的逻辑混乱本来是他个人的事，但他说的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决策思想、重大改革步骤”，作这样的决策和改革正确吗？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思想自由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的精神、意识、思维的科学，它需要自由的广阔的空间，独立思考、独立创造；它需要胆识、智慧和勇气，对已往的、现存的怀疑和批判，对未来的设计和预测；它需要走在现行规则和实际运行的前面，探索、争论、猜想。这不可避免地有精华和糟粕，有真理和胡说，有科学和梦呓，有真诚和邪恶……纵观人类历史，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创造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纵然也有毒害人类精神的邪教一类，但毕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浊流和泡沫，无碍大局。
一个社会存在着两个独立的系统：实际工作系统和思想文化系统，前者的任务是要维持秩序、保持运转；思维的特点是关心眼前、务实求效；工作作风是上下一致、照章办事。而后者的任务是批判现实、畅想未来；思维的特点是好高骛远、求异创新；工作作风是不惧权威、不受约束。前者的本质要求是遵守规矩；后者的根本特性是自由开放。这两个系统并行不悖，才能把现实与未来衔接起来，维持秩序和思想创新统一起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做法是要求后一个系统与前一个系统保持一致，后一个系统只能为前一个系统的决定作宣传、作解释，当好秘书、当好下级，这就完全取消了后一个系统的批判功能、创造功能，使得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既跟不上我国的实际需要，又全面落后于世界水平。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正在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需要东西方智慧的互补和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是错误的，对西方文明一概否定的历史错误更不能重犯。陈院长以反对普世价值为名拒绝西方文明，还加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禁止研究、不准发表，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所应该关门，只要剩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所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就可以了，最多加一个西方情报所。这是繁荣还是萎缩社会科学研究？
陈院长问：“具体分析西方强在何处，我方弱在哪里”？答案很简单，西方实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当然，西方的自由是相对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西方的研究、言论、出版也受利益集团的控制，但西方是多党制、多个利益集团，还有各种私人基金会，只要弄到钱，有人支持就可享受自由的权利。推崇马克思也好、主张社会主义也行，不反对无产阶级自由化。有了自由权利，人才会有创造力。所以，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西方都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我方弱在哪里？就是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禁锢、保持一致，怎么会有社会科学呢？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基本人权，写进了我国宪法。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基本职能应该给研究人员创造自由研究的环境，保障他们自由研究的权利。陈院长肩负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但不能违宪剝夺研究人员自由研究的权利。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就是普世价值，而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恰恰不懂普世价值、还反对普世价值，导致一系列判断、决策的错误，这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我还要提醒陈院长，您反对普世价值的言论并没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2007年3月16日的《北京晚报》刊登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经胡锦涛主席亲自审定的文件则有更明确的表述，中日发表的“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北京奥运会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语，这都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普世价值观的认同。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的您，却公然反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化呢？
还必须指出，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个人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您的发言有否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讨论？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早就批评了这种现象：“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用个人领导代替集体领导，在党和政府部门里是错误的，在社科院这样的学术机构更是要不得的。陈院长一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并说：“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于组织，党员个人永远要立足于组织之中，决不要以为自己有一技之长，或者有一定的声望，就可以替代组织的力量。”教训别人容易，约束自己难，陈院长的通篇讲话对主持社科院6年来的工作没有一句作自我批评，字里行间觉得比谁都高明。然而，我却挑出了不少毛病。我相信，您的部下与同事只是不敢说而已！
看您的简历，我与您都生于1941年，大学毕业于1964年，共同经历了前后改革的时代，应该说不存在代沟，但观点却很不相同。而您担当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重任，我只是保留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趣。由于事关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冒昧陈言，请予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