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叫“自我实现的哲学思考”。这个题目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自我实现”，一个叫“哲学思考”。其中，“自我实现”关涉的是演讲的“主题内容”，而“哲学思考”关涉的则是演讲的理论视角。因此，整个演讲的中心点或着眼点还是“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在当代中国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它甚至已经时髦到了人们不再觉得其时髦的程度。如果一个人根本不讲“自我实现”，一定会被人视为缺乏“气质”，“平庸”，“窝囊废”。这样的人连鲁迅笔下的阿Q也不如。因为阿Q脑子里还有“革命党”的意识，还有“手执钢鞭将你打”，他总是想实现出一点“什么”。
然而，这种状况在过去时代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吗？不可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哪怕只是嘴上讲上几句“自我实现”的话，就一定会认为是“封资修”，是“斗私批修”的对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吗？也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哪怕只是嘴上讲几句类似于“自我实现”的话，如果不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自我实现”是个时代感很强的话题，一个当代中国人的话题。
“自我实现”这个话题涉及面很广。我今天只打算讲四点，讲16个字：（1）自我认识；（2）自我选择；（3）自我成全；（4）成全他人。
一、自我认识
先讲第一个问题，这就是“自我认识”。关于“自我认识”，我打算讲两点：一是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一是自我认识的根本目标。
首先讲自我认识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先讲“自我认识”，乃是因为为要实现自我，首先就必须认识自我。我们中国人很重视自我认识，强调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里的“自知之明”就是“自我认识”的意思。这里所说的“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重要性”。而“自知之明”之所以可贵，首先就在于人倘若没有自知之明，就完全不可能自我实现。
这里举一个江青的例子。江青早年曾经在济南山东实验剧院工作过，后来在上海做过电影演员。解放后，曾担任过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如果江青有自知之明，她就应当安心作她的委员和处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因为她做过剧院和演员的工作，确实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可是，她缺乏自知之明，一心想掌握更大的权。结果，她虽然在九大和十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到了最后，被隔离审查，被剥夺掉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最后以自杀了结了自己的一生。她的目的之所以不能如愿，从人格理论方面看，最根本的就在于她太缺乏自知之明。
当年，毛泽东曾两次写信批评江青缺乏自知之明。第一次是1966年7月8日，第二次是1974年11月12日。到了60年代，江青的野心开始膨胀。从1963年起，开始搞“京剧革命”，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1965年，一方面指使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另一方面又与林彪联合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1966年5月后，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不要看她不过是一个“副组长”，又是一个“小组”的副组长，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实际上，这时她已经成了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一个显赫人物。这时，毛泽东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早年比较自信，“神气十足”；可是，到了老年，就不那么自信了。“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且，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大王”。他还写道：“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yaoyao，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毛泽东的这封信可以说一方面在说自己，在自我剖析，另一方面又是在说江青，警告江青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可是江青根本不理解毛泽东的苦心，反而变本加厉。1974年11月12日，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俨然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如果说在前一封信中，毛泽东对江青缺乏自知之明的批评还是比较隐晦的话，那么，在这一封信中，毛泽东的批评则明显得多和尖锐得多。但是，完全缺乏自我认识能力的江青对毛泽东的话完全无动于衷。一星期后，她又写信给毛泽东，伸手要官。她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当即回信，批评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一个完全丧失自我认识能力的人，也就因此而丧失了接受任何善意批评的能力，从而不仅从根本上丧失了自我实现的能力，而且也因此从根本上丧失了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从野心膨胀开始，到身败名裂告终。这就是完全丧失自我认识能力者的人生轨迹。一个人不会游泳，不一定就会被淹死，因为即使你掉进水里，你还可以呼救。但是，一个对自己不会游泳缺乏认识的人，一个完全不承认自己不会游泳的人，那一旦掉进水里，也就难免一死了。因为你不仅不会呼救，甚至还会拒绝别人施救，就像江青那样。所以，自我认识对一个人及其自我实现非常重要。
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不仅我们中国人知道，西方人也知道。西方人非常强调这一点，把人的自我认识说成是神的吩咐或神的命令，也就是所谓“神谕”。希腊有一个神庙，叫德尔菲神庙。它的门匾上写着一行字，叫：“σαυτόν ”。现代西方人将其英译为“know yourself”。我们中国人一般将其汉译为：“人啊！认识你自己！”或是译得更简洁些，叫“认识你自己！”。这就赋予人的自我认识以一种神圣性或不可抗拒性。我们中国有个最大的圣人，叫孔子。西方也有一个最大的圣人，叫苏格拉底，比孔子小82岁，但是也和孔子一样聪明，一样伟大。他把“认识你自己”当作自己哲学的基本原理或第一原理。他的整个哲学讲的都是“认识你自己”这个道理。因此，他被称作西方道德哲学和人学的开山祖师。西方人将他称作自己道德哲学和人学的开山祖师是对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认识你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了。因为认识自然和社会说到底是一个人的认识能力的问题，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人的实践能力的问题。离开了人的自我认识，就什么事情也认识不好，什么事情也干不好。道德哲学和人学，归根到底是一门讲人的自我认识的学问。总之，自我认识很重要，一个缺乏自我认识的人，是不可能如愿以偿地实现自我的。
其次，是自我认识的目标问题。讲人的自我认识的重要性，要解决的是我们要不要进行自我认识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明确了，紧接着就有一个认识自我的“什么”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认识的目标问题。人的自我认识问题涉及面很广。我觉得，我们首先和主要要认识的应当是人的本性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首先和主要认识人的下述三个层面。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人是一个东西，但又不仅仅是一个东西。尽管人们的视角不同，观察的结果会不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当肯定，人首先是一个东西。人不同于神，不同于仙，不同于天使，他无论如何总有个身体，总有血有肉，总有那么一坨，200斤是一坨，150斤是一坨，100斤是一坨，20斤也是一坨，哪怕是刚生下来的婴儿也有那么一坨。很多哲学家否认这一点。例如，笛卡尔就说人只是一个“心灵”，柏拉图也强调人的本质只是一个灵魂。这种说法不对。因为这样一来，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与神、仙、天使和鬼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许多大思想家都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英国有个近代哲学家叫霍布斯，他在《论物体》中就强调指出过，人首先是一个物体，一个有长宽高的东西。他给人下的定义便是：人是一个有理性的活动的物体。他的证据是，我们的认识都是来自感觉的。一个人从远处看，首先就是那么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那么一大坨。亚里士多德讲“人是理性的动物”，其实他首先是把人理解成植物，然后把人理解成动物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植物有营养能力和生殖能力，动物有运动能力和感觉能力。人要存活下去，首先就要有营养能力和生殖能力，其次要有运动能力和感觉能力，最后才是理性思维能力。也就是说，人首先应当成为一种植物，其次要成为一种动物。人异于动物的就是“理性”这样一种“几希”。除此之外，和动物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原来，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中最崇高最神圣的东西，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至上主义。后来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说人是从动物，从猴子演化而来的。一些人很不理解，认为这样一来人类便遭受到了奇耻大辱。甚至到了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还闹出了“猴子审判案”这样的闹剧。一个讲授进化论的名字叫斯科普斯的中学教师由于讲授进化论被告到了法庭，被判有罪，并被判罚款100美元。从思维方式上说，这显然是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恶果。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唯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是承认和强调人的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曾经强调说：“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在他看来，问题并不在于人能否摆脱兽性，而是在于“摆脱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上的差异”。承认人的物质性和动物性，承认人要吃喝住穿，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十分紧要的，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因为正是人有物质性和动物性，人有这么一坨，人要吃喝住穿，人要保存和发展自己，就必须发展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就是讲人的物质性，讲人要吃喝住穿的主义。完全不谈人的物质性，不谈人的身体，完全不讲吃喝住穿，是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讲吃喝住穿，历史唯物主义怎么能说得通？不讲吃喝住穿，为什么要发动群众闹革命，搞建设？怎么能发动群众闹革命，搞建设？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到人的物质性，看到人是一个东西。
但是，人不仅仅是这么一坨，人不仅仅有肉体，人还有思想，还有精神。马克思主义虽然讲吃喝住穿，但是并不只讲吃喝住穿。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不能不吃喝住穿，但还应该有高于吃喝住穿的方面。从人生观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妨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两条：一条是讲吃喝住穿，另一条便是不仅仅讲吃喝住穿。中国共产党搞革命，长期以来搞供给制，解放后开始实行工资制。有些人工资级别评低了，就闹情绪，哭鼻子。《林冲夜奔》中有两句唱词，叫：“男儿有泪不清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时，毛泽东套用这两句唱词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毛泽东强调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强调革命领导干部“要有一股革命热情，要有一种拼命精神”，要学水浒中的拼命三郎石秀。人是一个东西，但又不仅仅是一个东西，人是一种动物，但又与一般动物不同。这可以看作是人学中一条被普遍认可的原理。亚里士多德讲“人是理性的动物”。他的这个定义中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肯认人是一种动物，肯认人要吃喝住穿、要生儿育女，有嬉笑怒骂，但是人又不是普通的动物，他有理性，有意志，有知德和行德等等。我国的孟子大体也持这样一种观点。他有一句名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其意思无非是告诉人们说：人不仅有追求食色的本性，还有高于追求食色的本性，这就是仁义礼智，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良知良能”。他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你看，人们抓住小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总是低下脑袋的，这就说明他有羞恶之心。这是人区别于一般物体、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因此，我们说人既是一个东西，又不是一个东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们要认识到凡人都要有几分“神气”，但是也都应知道自己不是神。凡人都应该有几分“神气”。为什么？因为人虽然是一个东西，但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东西，有高于一般东西的东西。这就使他有了神气的资本。毛泽东就很神气，在我们前面谈到的他给江青的那封信中，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少年”时代“神气十足”。他说他少年时说过“人生自信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话。其实，他不说，我们大家也清楚。毛泽东有一首词，叫《沁园春•长沙》。其中下半阙写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有多神气！此外，他还有一段语录，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也够神奇了。对毛泽东的这条语录，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地区红卫兵造反，经常喊的就是这条语录。当时武汉军区有个副司令员，叫韩东山，是个湖北人，是个少将。他接过红卫兵的话讲：“监狱者，你们的监狱；镣铐者，你们的镣铐。你们不坐，谁坐？你们不带，谁带？”毛泽东之所以这么神气，归根到底是因为他虽然身为万物中的一物，但是却具有超然天下万物、主宰天下万物的意识和境界。这一点在《沁园春•长沙》的上半阙中表达得很明白。毛泽东在那里写道：“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一个人虽然身为大地上的一物却又能“主”“大地”的“沉浮”，他还不够神气吗？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孟子的“我善养我浩然之气”“万物皆备于我”的话来。毛泽东到了晚年，说自己就不那么自信了，就不那么神气了，有“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感觉。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大，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增强，人是应当越来越“神气”的。当年，孔子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就说道：“我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一个人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还不算神气？就毛泽东而言，本来不过是一个中专生，但是却能够干这样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且还当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主席，老百姓还把他当作“大救星”，怎么能说不神气呢？几亿同时代人，有几个能做到这一步呢？
当然，当时毛泽东也有懊恼。真正说来，他所懊恼的并不是自己还要不要神气，要不要自信，而是有人要把他当作神。林彪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还敢说话吗？还能说话吗?凡是人都会说错话的，都是不可能不说错话的。一个人一旦被别人当成了神，他也就因此而被剥夺了那份属人的自由，就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甚至说话的权利。因此，到了晚年，毛泽东由于被神化，结果弄得很难堪。想当年，中央的文件和决定，有许多往往是毛泽东自己起草的。但是，到了晚年，虽然有精力不济的因素，但是肯定也有被神化的因素，他就只能靠在别人起草好的东西上写“圈阅”和“转发”这样几个字过日子了。因为即使“圈阅”和“转发”的东西有错误，毛泽东既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就有“圈阅”和“转发”的权利，他使用自己的合法权利这一点永远是没有错的。这样，“句句是真理”就永远能够得到保证，但是，毛泽东却因此而失去了做人的自由和说话的权利。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神化自己，也不要让别人神化自己。因为一旦如此，不仅迟早要真相毕露，要垮台，而且自己也很痛苦，无所适从。这对神化自己的人叫作茧自缚，对神化别人的人叫“下套子”。所以，做人一定要神气，但是却一定不要把自己当成神，也不要让别人把自己当成神。再讲讲默罕默德。如所周知，默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可是他从来不让人把自己当作神来崇拜，从来不把自己视为安拉，而只把自己看做“安拉的使者”，并且把“万物非主，唯有真主；默罕默德是主的使者”规定为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也是如此。如果说犹太教有个创始人的话，那就是摩西。可是，摩西要人信的是耶和华，而不是他自己，他不过是耶和华的传话人而已。在基督宗教的创立过程中，约翰是立了大功的，他被人叫做“施洗约翰”。为什么叫做“施洗约翰”呢？因为基督宗教的崇拜对象基督耶稣是通过他的洗礼才算正式加入基督宗教的。他的功劳说多大有多大。但是，约翰并不居功骄傲，搞老子天下第一，要人们崇拜信仰自己，而是要人们崇拜信仰耶稣基督。这就像一个人把另一个人介绍进中国共产党里，这个人做了领袖，自己却不居功骄傲，甘心情愿自己当个普通党员一样。还有，《圣经》的《创世纪》中提出过一种理论，叫“肖像论”。其意思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这里就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人长得像神，另一个意思是说，人本身并不是神。这两点对我们都很重要。我们这些人虽然需要有精、气、神，需要神气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要把自己当成神，也不要让别人把自己当成神。此乃人生大忌。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既是一个有限者，又当是一个面向无限的有限者。人既然是一个东西，既然不是神，这就说明他只是一个有限者。尽管有时候人们会把自己想象成无限者，但是这都不过是人们的想象而已。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古风》，其中大赞秦始皇，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毛泽东虽然说过“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话，但他还是以秦始皇的继承人自居，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历史学家郭沫若曾写过《十批判书》批判秦始皇，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批评郭沫若，为秦始皇辩护，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bi）糠。”文化大革命中盛行保皇派和造反派之说，我看按照这个说法，最大的保皇派就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要保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嬴政。秦始皇的确很伟大，史称“千古一帝”。但是，他也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这就是他对自己的有限性估计不足。他在世时一直想长生不老，曾派徐福四处为他寻找长生不死药，听说徐福还因此而跑到日本。据说现在日本还有“徐福登陆处”遗址。但是，到最后，不仅没有长寿，实际上只活了49岁（前259-前210年）。这就证明他也只是一个有限者。另外，他这人自我感觉特别好，总觉得自己空前绝后。他之所以自称“始皇”，就表明了这一点。在他之前，最高统治者一般都把自己称作“王”，例如“周文王”，“周武王”什么的，他自己在统一六国之前也被称作“秦王”，但是，他现在既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霸业，则他对这个王便不感兴趣了，他不仅要要超越周文王、周武王，而且还要超越秦王自己，所以他要称自己为“帝”，而且，他也不是普通的“帝”，而是“皇”帝。不仅如此，在秦始皇看来，以后的天下都是他秦始皇及其子孙的了。他称自己为始皇，自己的儿子为二世，自己的孙子为三世，这样子子孙延续下去，“传之无穷”。但是，历史的事实却是，秦朝到了他的儿子赢胡亥那里便丢失了，便被刘邦领导的汉朝取代了，不仅没有“传之无穷”，而且在他当上皇帝14年之后就完蛋了。19世纪，欧洲有个德裔英国人，叫麦克斯•缪勒，很有学问，是宗教学的奠基人，他把神称作“无限者”，称作“the Infinite”。.除神之外的任何别的东西，包括我们人本身，都是“有限者”（the finite）。这个道理很深刻。我们认识人的本性，首先需要悟透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经常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但是，毛泽东活到84岁时便去世了。这一点毛泽东的头脑倒是非常清醒的。晚年，他常常引用民谚，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不断地培养接班人，从刘少奇、林彪到王洪文和华国锋，都说明他对自己的有限性是有清醒认识的。实际上，人，就其本身而言，都是非常有限的。曹操有一首诗，叫《龟虽寿》，头几句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但是，相当一部分龟比人的寿命还长。据说，1737年，英国科学家在印度洋上捕了一只象龟，其寿命大约有300多岁。1776年，法国探险家在塞舌尔群岛上捕获了一只黑色陆龟，一直养了142年，而且后来是由于士兵们在架设大炮时不小心被轧着才死于非命的，不然还会活更长时间。至于植物，有的寿命就更长了。台湾阿里山里，有棵大桧（hui）树，长了三千多年，比孔子还大500多岁。所以，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感叹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但是，与其他有限的事物不同，人可以超越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有限。就拿秦始皇来说吧。虽然他只活了49岁，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祖龙魂死业犹在”。他所创造的郡县制一直流传到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还是中央-省-县三级。只不过当初三十六郡，现在是33个省和自治区，区域划分也有所区别，当时该称作县令的现在被称作县长，被降了半级（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万户以下的县设县长，而现在万户以上的县的行政首脑也被称作县长）。此外，他的“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和“行同伦”，对中国政治经济道德风尚影响至今。还有，他那个时代的修筑的万里长城，是世界上的“七大奇迹”（金字塔，亚历山大灯塔-埃及，巴比伦空中花园-伊拉克，宙斯神像，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希腊，阿尔忒弥斯神庙-希腊，莫索拉斯陵墓-土耳其）之一，现在在甘肃玉门关一带还保留着，其他地方尽管经过明朝的改造，但也毕竟以秦长城为基础。就毛泽东而论，他虽然于1976年去世了，毛泽东纪念堂还在，华国锋在世时，每年照例要带着全家到纪念堂瞻仰一番，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毛泽东的画像，邓小平尽管反对华国锋所强调的“两个凡是”，但是，他反对的目的却还是在于要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奠基人，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一日，毛泽东的历史影响也就实实在在地存在一日。
人是有限的，一般动物和任何别的物体也都是有限的，人区别于一般动物和任何别的物体的，是他总能够面对无限而存在，总能够创造出某种超越其有限生命的东西，创造出一些具有无限价值和意义的东西。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叫叔孙豹，他认为人能够做出某些“虽久不废”、“死而不朽”的事情，这就是“立德”、“立功”和“立言”。他把这概括为“三不朽”。这样，他就把人的有限性与人的面向无限而在非常有机地统一起来了。看不到人的有限性，是一种片面性，不能够面向无限而在，把人完全混同于别的动物，混同于普通一物，这也是一种片面性。而叔孙豹的“死而不朽”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样两种片面性。他的这个思想一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后来孔子讲“死而不休”，老子讲“死而不亡”，讲“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应该说，与叔孙豹是一脉相承的。毫无疑问，他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人活90岁，100岁，120岁，都算不上长寿，真正长寿的是那些对人类历史的发展留下历史痕迹的人，是那些通过立德、立功、立言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无限意义的人。
总之，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如果认识到人既是一个东西又不是一个东西，既要几分神气但又不是一个神，既是有限的又是面向无限而在的，他就差不多可以说是认识了人的本性，认识了他自己。这些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自选选择
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这就是自我选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讲两点：一是自我选择的重要性，一是自我选择的场域及其指向性。
先讲第一点，自我选择的重要性。自我认识是重要的，然而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如果我们对人的本性、对自我缺乏认识，我们就不可能把自我很好地实现出来，甚至根本就无所谓自我实现，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有所行动，有所作为，则自我实现也就只是一场空谈。但是，倘若我们要有所行动，有所作为，我们就必须面对诸多可能性有所选择，有所取舍。
能够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是人与一般物体和动物的一项根本区别。对于无机事物，是根本无所谓自我选择或自我取舍的。譬如一块石头，你不推它，它就摆在那儿不动，你推它一下，它就动一下，你推它时用的力量小，它运动的速度就小，运动的距离就短，你推它时用的力量大些，它运动的速度就大些，运动的距离也就大些。对于这块石头来说，只有一种必然性，没有什么自由或自由选择。一般来说，动物也是如此，它也是处在必然王国之中的。而人则不同，他有一种能力，面对着诸多可能性，他能够有所选择，有所取舍，他可以进入自由王国。孟子在《告子章》中把这一点讲得非常明白。孟子讲人自我选择的这段话，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不妨一起复习一下。他说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wu），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bi，避）也。”他又举例说：“一箪[dan]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cu]尔而与之，乞人不屑[xie]也。”孟子这一段话讲得很精彩。他讲到了人的种种选择：在“鱼”和“熊掌”之间的选择，在“生”和“义”之间的选择，在“生”和“死”之间的选择。人虽然也是一个东西，一种动物，但是，他又不仅仅是一个东西，一种动物，他有思想，有精神，有人格，有理想，有境界，故而他能够在“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和立场。而动物在一般情况下，是做不多这一步的。一只小狗，在“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的情况下，不管你是毕恭毕敬地送到它的跟前，还是像山东的黔敖那样，“呼尔而与之”，它都不会拒绝的。所以，能不能自我选择，自我取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项根本特征。
不仅如此，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高低贵贱，一个人成就的大小，一个人人生意义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自我选择的能力的高低。凡是有大作为的人都是在自我选择方面敢于和善于决断的人。例如，张学良（1901-2001年）这个人究竟如何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争议，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很快沦陷，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张学良的责任呢，至今还有一些争议。但是，无论如何，张学良有两件事是办得非常明智的。第一件事是“东北易帜”。我们知道，旧中国，军阀混战，每个军阀往往割据一方，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就曾经于1920年宣布东三省独立，并且发动了多次直奉战争。但是，1928年皇姑屯[tun]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后，28岁的张学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并于当年宣布东三省易帜，与南京政府统一合作。他也被先后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节制北方八省军务（晋、察、绥、辽、吉、黑、热）。这对于促成和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张作霖是主张东北独立的。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儿子，在张作霖死后，无疑有两种选择：一是持受父亲的政治主张，继续主张东北独立，一是更改父亲的主张，促成中华民族的统一。但是，他在张作霖被炸身亡一个星期之内便发动“东北易帜”，并随后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这无疑是他的一个英明抉择。张学良的第二个英明抉择在于他策动了“西安事变”。当时的局势是：一方面，张学良身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所谓剿匪，就是围剿陕甘宁边区，打共产党，另一方面他又秘密组织抗日组织“抗日同志会中央委员会”，自任主席。当时，蒋介石准备调东北军到福建，对南方的红军进行第六次进剿。这样，他就必须在内战“剿共”与联共抗日之间做出抉择。这种抉择在当时是相当艰难的，但是，他还是做了出来，并且做出了一个名垂千古的正确抉择：这就是“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样，张学良就通过这两次大的人生抉择，由一个军阀变成了一个大政治家，变成了造福民族、彪炳青史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也是这样。我们知道，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革命热情，这不错。例如，他曾经参加过新军，当了半年兵。此后，他以为革命因此就结束了，于是就想到谋生问题，他设想过进警察学校，商业学校，肥皂制造学校，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师范学校。他之选择师范学校，固然与“不收学费，膳宿便宜”有关，但是，无论如何，也与将来当教师的理想有关。联想到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举国上下响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口号时，毛泽东当时说自己只要其中一个，这就是“伟大的导师”，即“伟大的教师（a great teacher）”。这就说明，毛泽东对当年的选择还是记忆犹新的。然而，在师范学校读书过程中，他毕竟做出了再选择，决意全身心投入革命，作职业革命家，最后终于成了“伟大的领袖”。这就说明，什么样的选择就可能造就什么样的人。所以自我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
现在谈第二点，即自我选择的场域及其指向性。前面谈了自我选择的重要性，我们接着谈一谈自我选择的场域及其指向性。讲自我选择，就有个选择什么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自我选择的场域问题。我们所面临的自我选择的场域是很大的。因为既然人也是一种动物，甚至也是一种东西，所以，作为一个类来说，他的选择是几乎无所不包的。但是，由于各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不同，宇宙人生对人的意义不同，境界不同，人们对宇宙事物的选择也就各各不同。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在其《新原人》中曾经提出过“四种境界”说，其意思是说，人们有四种不同的自我选择或自我追求，从而形成四种不同的人生境界，这就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第一种境界为“自然境界”。处于自然境界中的人也“率性而为”，但是，他们往往是按照自己的“生物学上的性”行事，按照自己的习惯和社会习俗行事，活得比较盲目。第二种境界为“功利境界”。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的根本特征在于利己主义，在于一切为“他自己的利”而行。凡动物的行为，都是为他自己的利而行。处于“功利境界”的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动物的行为出于本能，而这种人的行为却出于心计，出于自觉。这种人有时也可能牺牲他自己，但是其最后的目的仍在于他自己的利益。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所作的事情也有两种，一种是损人利己，还有一种是利己利人，主观上为己，客观上为人。秦皇汉武就是这样，他们虽然为了自己，但也可以说是“功在天下，利在万世”。这些人虽然是“盖世英雄”，但若就境界论，则属于“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中的人，与功利境界中的人不同，其行为不是为“利”，而是为“义”。当然，道德境界中的人，也可以说是为“利”而行，不过，他为的不是他自己的“私利”，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利”。道德境界中的人和功利境界中的人，与自然境界中的人不同，都对人的本性有所觉解，但是他们对人的本性的觉解却也有片面和全面的差别。功利境界中的人只了解人的本性中的动物性的一面和个体性的一面，他们不了解人的本性中的精神性的一面和社会性的一面。这种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人们在行为方面的根本对立：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为，都是以“占有”为目的，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为，都是以“贡献”为目的。用古人的话说，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为的目的是“取”，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为的目的是“与”。在功利境界中，人即于“与”时，其目的亦是在“取”。在道德境界中，人即于“取”时，其目的亦是在“与”。“天地境界”中的人，与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中的人又不同，功利境界中的人和道德境界中的人都是“事人”的，所不同的只是：功利境界中的人所事的是“个人”，而道德境界中的人所事的是“众人”，但是，天地境界中的人却是“事天”的。天地境界中的人不仅了解人的个体性，了解人的社会性，还了解人的宇宙性。这种人对人的本性，对人之是一个东西又不是一个东西，神气而又不是神，有限而又面向无限等方面均有了解和领悟。他不仅与道德境界中的人一样，知道个人只是社会大全中的一部分，而且还进而知道个人是宇宙大全中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个人应当有所贡献，而且对于宇宙，他也应当有所贡献。人不但应当在社会中，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亦应在宇宙中，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他能够觉解到，一个人虽然只有七尺之躯，但是却可以像《中庸》中所说的，“三才合一”，“与天地参”；一个人上寿不过百年，但是却可以“与天地比寿”，可以“与日月齐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能做到“万寿无疆”。这就是说，他虽然不是神，但是却可以像一个神。
德国有个著名的当代哲学家叫蒂利希，希特勒在台上时，他跟希特勒对着干。希特勒搞法西斯主义，搞国家社会主义，他搞宗教社会主义。后来，没有办法，他就到美国发展去了。在人生观方面，在人生抉择方面，他与冯友兰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他也认为，人们的自我选择各各不同。不过，他把自我选择区别为两类：一类他称之为“次终极关怀”，一类他称之为“终极关怀”。什么叫次终极关怀？譬如，票子，房子，妻子，儿子，车子等等，都属于次终极关怀。人们关怀这些东西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必要的。说它自然，是因为人既然是一个东西，有那么一坨，就得吃喝住穿，就得结婚生子。任何一个人，不管你多高尚，你不吃饭行吗？还有你不结婚生子行吗？你一个人独身可以，但是，全世界的人都像你一个人那样，那么几十年后，人类不就自然灭绝了吗？所以，这不能成为人类生活的通则。然而，他认为，这些次终极关怀虽然也很必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你的生命的安顿之处，是你作为一个人，总得有个安身立命之处。这种人之为人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也就是他所谓终极关怀的东西。一个人倘若有了终极关怀，他就能够超越自己的直接的和初级的利益，心中就会永远那种维护自己的生命并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的那些东西。他也就能够随时随地地使自己的次终极关怀隶属于自己的终极关怀。譬如，马克思要写《资本论》，就需要吃饭，需要住房子，他不能完全不管这些事情，所以，他实在没有钱了，就或者写两篇新闻报道什么的，投到报社凑几个钱，或者就干脆找恩格斯，叫恩格斯给他寄钱。但是，他给报社投稿子，不是想成为富翁，而是为了使自己写作《资本论》的工作得以继续下去。此外，一个人如果有了终极关怀，在必要的时候，他就会牺牲某些次终极关怀。例如，对于荆州之地，孙权垂涎（xian）很久了，但是，为了联合刘备共同抗拒曹操，他也一度同意让刘备占着荆州。还有，诸葛亮对马谡（su）还是很赏识的，不然不会在他一出祁山时让他守街亭，但是，当马谡失街亭后，他还是挥泪斩了马谡，并且还“将首级遍示各营”，这也是为了整饬（chi）军纪，践履其“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终极关怀。
由此看来，我们在考察自我选择和人们的种种关怀时，有两点是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一是人们选择和关怀的多样性或丰富性，一是人们选择和关怀的层次性和指向性。就冯友兰的“四种境界”学说而言，它一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人们境界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它是贬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而褒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冯友兰本人就明确说过，境界有高低之别。其中，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而低于道德境界。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而低于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便已经充分实现了或展现了人的本性，便可以称之为“圣人”了。因为，按照宋朝哲学家邵雍的观点，“圣人，人之至者也。”而在道德境界中人，则低一等，仅仅为“贤人”。人的境界不同，表现出来的举止态度也就不同，古人称之为“气象”，有所谓为“圣人气象”和“贤人气象”之说。我们现代人叫做气质和胸襟。我们所处的世界，从本体论上讲是同一个，不管什么人，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地球上，都拥有同一个宇宙，但是，人们的境界不同，享受的世界也不同。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考虑的都是自己鼻子底下的事情，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总的来说，是一个较小的世界，道德境界的心胸要宽广得多，他不仅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别人，他要考虑自己的家庭，他的工作单位，他的民族，他的国家，甚至他所在的地球，他要争取作一个好的世界公民，等等。这种人的世界就要大得多。至于天地境界中人，心胸就更宽广了，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充塞天地之间”，用《中庸》的话来说，就是要“与天地参”。古人把当官的人称作“大人”。其实，只有“天地境界”中的人才称得上“大人”，一种顶天立地之人。曹操所说的“英雄”，既然“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就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天地境界的人了。
在谈到自我选择的场域和指向性问题时，我们不能不提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 H. Maslow， 1908-1970年）。马斯洛是个犹太人，智商很高，据说高达194。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智商是98，美国现总统小布什的智商是91。通常认为智商在140以上者，就可以视为天才了。马斯洛的智商高达194，真可以说是超天才了。他被称为第三心理学的开创者。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需要层次理论”。按照他的这个理论，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动机是由各种不同性质的需要组合而成的，各种需要之间则有先后顺序和高低层次之分，而每一个层次的需要和满足则决定着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或程度。他认为，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类需要归纳为下述五个层面，这就是：（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实现。其中，生理需要，如吃喝住穿，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若得不到满足，就有生命危险。这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底层的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强大动力。安全需要是一种较高等级的需要，包括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等。社交需要则是更高一级的需要。它实质上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归属感和爱的需要，是人们渴望得到家庭、团体、朋友、同事关怀、爱护和理解的需要，是对友情、信任、温暖、爱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可以区分为自尊、他尊和权力欲三类，涉及到自我尊重、自我评价以及尊重别人等方面。人的最高等级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人的心中始终有个理想自我，一个具有无限品格的自我，一个像神的形象。这个理想自我是激发一个人的创造力的最内在的源泉，能够推动他最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因此，有自我实现欲望和需要的人总是能够竭尽全能，使自己不断地趋于完美，尽可能地接近自己心中的理想自我。自我实现意味着尽可能充分地、活跃地、忘我地、全神贯注地投入生活、体验生活、感受世界和享受世界。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比较充分地享受高峰体验，接近或达到主客浑然一体、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完美人格，拥有一个最宽阔、最精彩的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当年，杜甫在登泰山时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绝句，真正能够自我实现的人，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圣人，道家所说的真人，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中人，蒂利希所说的有终极关怀之人，杜甫所说的“凌绝顶”之人。我们讲自我实现，其最高目的就在于通过不断攀登，达到这样一个至高至上的人生境界，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呈现出自己的贤者气象和圣者气象。这就是我们讲的自我选择或自我选择的指向性。
三、自我成全
现在，我们讲第三个问题，即自我成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主要讲两点：一是自我成全的重要性，一是自我成全的精神品格。
先讲第一点，即自我成全的重要性问题。自我成全是自我实现的中心环节。要自我实现，没有自我认识不行，没有自我选择不行，但是单单走到这一步还不够，还必须继续前进，将自我认识和自我选择的东西实现出来，这就是自我成全。马克思1845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哲学有一个通病，这就是它们只讲如何认识世界，闭口不讲如何改造世界。他认为，真正好的哲学应该是不仅讲认识，而且讲实践、讲行动，而他的哲学就是一种讲实践、讲行动的哲学。他强调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讲的这个道理，完全适用于我们当前这个话题。我们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选择的重要性，正在于它们有助于我们自我成全。只知道我们作为既是一个东西又不是个东西，既应当像神又不是神还不行，你不行动，你不实践，你就只是个东西，你就不像神，你就依然与我们身边的一块石头和一棵小草差不多，你就依然和动物差不多，只是适应环境，而不能改变环境和改变自己。你做出了比较符合自己兴趣和自己条件的自我选择，可是你就此打住，什么也不干，那你的自我选择也就只不过是一种吹嘘和自我发泄而已。你说你要当一个钢琴家，可是你连钢琴都不想摸一下，行吗？你说你要当学问家，可是你一本书都不想看，行吗？所以，自我认识了，自我选择了，还要进一步有所行动、有所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自己选择的东西真正实现出来，才能够成全自己。
自我成全还有一个关节点，这就是“自我”成全，通过自我本身成全，通过自己的坚持不懈的奋斗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将自我选择的理想实现出来，自己成全自己。要实现自我固然需要家庭的支持，需要多方面的援助，但是，归根到底要靠自己，不然，就不叫自我成全。早在春秋时期，我们的古代思想家就懂得并强调这个道理。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的叔孙豹在2500多年前（即公元前549年）在与晋国的范宣子讨论“死而不朽”这个问题时，就曾经突出地强调过这一点。当时，范宣子认为，他的家族和祖先就是死而不朽。他的祖先在虞舜时代以前被称作陶唐氏，在夏朝时被称作御龙氏，在商朝是被称作豕（shi）韦氏，在周朝时被称作唐杜氏，晋国主持中原会盟时是范氏。范宣子以为，他们家族这样连绵不断地延续下去，地位又一直很高，这就叫“不朽”了。叔孙豹当即反驳说：“以豹所闻，此为世禄，非不朽也。”他认为真正的不朽是要靠个人自己“立德”、“立功”和“立言”才能够实现出来的。叔孙豹的这个思想很不简单。我们知道，叔孙豹所在的时代正处于我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个从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转型的时期。但是，由于中国缺乏西方那样的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这种转变很不彻底。不仅土地国有、集体耕作制度依然存在，而且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性组织——宗教或家族制度依然存在。不难看出，范宣子的思想正是以这样一种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为背景的。叔孙豹在那个时候就能够跳出这样一种思想藩篱，强调自我努力、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自古以来干出大事业的往往是那些出身贫贱的人。刘邦（前256年-前195年）出身“农家”，也就是说，他父亲只是个普通农民，他自己后来也只不过当了个亭长，跟我们如今的乡长差不多，但他却最后打败了出身名门望族的项羽（楚国名将项燕之孙），当上了皇帝，史称“布衣皇帝”，开创了绵延四个世纪的汉代基业（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年）家里更穷，地位更低。他在元朝末年出生时，全国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种是色目人，第三种是汉人，第四种是南人。因此，朱元璋一家的社会地位很低。他家不仅社会地位低，而且也很穷。据说，当时家里穷得养不活他，就把他送到附近的庙（皇觉寺）里当和尚了。后来他的父亲搬家后又让他给人家放牛。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也是个普通农民。他的父亲虽然想发家，但是其家业也并不大，无非是两栋房子和几亩地什么的。有人说他家是富农，可能是他家比一般农民家里生活好一点，但是现在看来，他的家庭也说不上很富裕，更说不上有任何社会背景，否则他不会在长沙市为选择学校而苦恼不已。张学良固然有张作霖这样的大军阀作社会背景，不然他也不可能在25岁时当上军团长，27岁时当上陆军上将，28岁当张作霖去世时，当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但是，张学良之为张学良，张学良之为民族英雄，他之能够彪炳青史，并不在于他27岁时当上陆军上将，28岁时当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而是在于他策划的“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而他的这种策划则是由他自己做出来的，而与他的父亲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在自我选择得当的情况下，自我奋斗，自我拼搏，自我成全对于一个人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下面讲自我成全的精神品格问题。要奋斗，要拼搏，就需要几分神气，需要有一种精神气质，有一种精神品格。这个问题涉及到许多方面，但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狮子精神，一是骆驼精神。
先谈狮子精神。狮子精神就是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就是一种“我要”的精神，一种“主人”意识，一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一种志气、勇气、骨气、豪气和霸气，一种在需要和能够“称王称霸”的情况下，敢于“称王称霸”的精神。与之对应的是那种处处、事事强调“我应”的奴隶精神。奴隶精神是一种不知“自我”为何物的精神，一种毫无生气、只知“唯唯诺诺”消极服从、缺乏任何创造性的人生态度。明武宗时，有个太监叫贾桂，别人请他坐下来说话。他回答说：“奴才站惯了，不敢坐。”京剧《法门寺》中专门讲了这个情节。这种人活得没一点志气和骨气。我国南宋时期有个著名的女文学家，叫李清照（1084-1155年），是个才女，在金兵南侵中原的情况下，他很怀念项羽。他写过一首《绝句》，说：“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怀念项羽什么呢？显然是项羽做人的骨气、豪气和霸气，而这反过来也说明李清照这人也有志气和骨气，有民族气节。人要成全自己，他首先就必须有一种志气、勇气、骨气、豪气和霸气。毛泽东之成为毛泽东，跟他身上的志气、骨气、豪气和霸气分不开。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就要“主”“苍茫大地”的“沉浮”，就讲“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就讲“改造中国和世界”，没有一点志气、骨气、豪气和霸气是不可想象的。只要你读一下毛泽东的诗，你便会处处感受到他的那种志气、骨气、豪气和霸气的。张学良这人也很有魄力。1928年，28岁的他决心搞东北易帜，却遭到杨宇霆和常荫槐等人的反对。杨宇霆（1886-1929年）是奉军元老，张作霖任奉军总司令时，曾当过奉军总参谋长。常荫槐时任黑龙江省省长，在地方上很有势力。但是，为了东北易帜，张学良还是下决心除掉了他们两个。“西安事变”也不容易。当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张学良不过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蒋介石当时下决心剿共，而张学良却要联共抗日，劝谏不行，他就来个兵谏，把蒋介石抓了起来。当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后，他又亲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而且，这事他至死都不后悔。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张学良还给蒋介石送了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chou）”。周恩来曾称赞他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他能从一个军阀成为这样一位民族英雄，没有一点志气和魄力是不可能的。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朱元璋，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与他儿时的志向也是分不开的。据说他10多岁在替别人放牛做游戏时，他就自称皇帝，要伙伴们对他三呼万岁。拿破仑说过：“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虽然我们不能说，每个想做将军的士兵都能成为将军，但是我们却可以说能够从士兵做到将军的士兵必定是那些想做将军的士兵。拿破仑本人就是从炮兵少尉，从炮兵排长做到将军的。他能够做到这一步，靠的是是什么？不是他的家庭。他虽然出身贵族家庭，但是却是一个破产贵族家庭，到他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了。他靠的是他一心想当亚历山大、想当凯撒的志向，靠他自己的狮子精神。拿破仑这个名字本身的含义不是别的，正是“荒野雄狮”的意思。
现在，我们再来谈骆驼精神。一个人要成全自己，不仅要有狮子精神，还必须有骆驼精神。什么是骆驼精神？骆驼精神首先是一种忍辱负重的精神，一种坚忍不拔、不屈不饶（rao）、勇往直前的精神。凡是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都是对传统道德和传统势力有所触动的人，都会承受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巨大压力的人，都会遭遇到常人往往遭遇不到的艰难险阻。但是，他们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们具有超常的负重精神，一种超常的拼劲和韧劲。我国历史上有个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韩信自小失去父母，过得很穷。他虽然很有抱负，但是，一般人却看不起他。当年，有个屠夫向他挑战，问他敢不敢用剑刺他，如若不敢，就从他的胯下钻过。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从胯下钻过。这是很明智的。如果他一气之下，拔剑杀人，他就成了一个杀人犯，也就很难成为后来的韩信了。骆驼的精神，就是一种负重的精神，一种不管周围发生任何事情，一心一意在荒漠中向前迈进的精神。拿破仑小时候过得并不顺心，在学校，由于自己是少数民族（意大利民族），常常受到法国贵族子弟的歧视，他的家庭没有势力，也经常受到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但是，所有这些非但没有干扰他的前进方向，反而成了他成全自己的内在动力。我们都把邓小平看做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无疑是我国当代社会历史发展史上少数几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但是，邓小平，如他自己所说，是经过“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的“一落一起”是在1933-1934年。邓小平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的创始人，1931年到中央苏区时，先是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后来担任会寻安（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但是，到了1933年，他被博古打成毛派头子，被撤销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后来他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底，他升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的“二落二起”发生在1966-1975年。1966年5月，随着“5•16”通知的制定，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首当其冲，成为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不仅失去一切职务，受到批判斗争，而且还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被安排到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但是，到了1975年1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邓小平的“三落三起”发生在1975-1977年期间。1975年底，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为所谓“右倾翻案风”的主要代表人物再度遭到批判，再度失去一切职务。但是，到了1977年7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又被回复了上述党政军职务，并且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若是意志不坚强，若是没有那么一种豪气、霸气、负重精神和革命韧劲，即使给他恢复职务，他也不可能在恢复职务后当即又奋不顾身地忘我地投身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去，最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我们往往一谈起“三落三起”，就想到邓小平。其实，在中国现代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一个人物，也是“三落三起”。这就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不同的是，毛泽东的“三落三起”中，有两次来自上层，有一次来自下层。毛泽东的“一落一起”发生在1927年11月-1928年7月。这一次是由于上面，由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我们知道，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不仅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还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发动和领导秋收暴动。但是，在暴动队伍攻打长沙失利时，毛当机立断由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发，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是，毛的“文家市转兵”却被中央视为“完全背离了中央政策”，是“贪生怕死的背叛”，因此开除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由于湖南特委的代表将中央开除毛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成了“开除党籍”，结果，毛泽东在一段时间便成了一个“党外人士”，从而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职务，当了一个师长。但是，到了1928年，在与朱德、陈毅会师后，终于澄清了“开除毛泽东党籍”的误传，于是又当上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至1928年7月，他在中共六大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的“二落二起”发生在1929年6月-1929年9月。这一次很窝囊，是由下面搞下去的。1929年6月，中共红四军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议前，中共中央是指定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的。但是，由于当时许多人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缺乏认识，在会议上，选来选去，结果把毛选掉了，由陈毅出任前委书记。后来，中央直接插手，由李立三、周恩来和前去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联合代表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这才保证了毛在红四军1929年12月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前委书记。毛泽东的“三落三起”发生在1931年11月-1935年1月。这一次拖的时间比较长。1930年，中央苏区成立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当时，朱德任总司令员，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会议上，毛又开始受到批判，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后来，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又进而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结果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被罢了军权。直到1935年1月，在遵义会上才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与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都有一股韧劲，都是在“蛇咬”之后依旧不信邪，不怕“井绳”的人。他们就是这样成就他们的人格，成就他们的事业，成就中华民族的事业的。孟子在《告子章》中曾经强调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wanku]少伟男”，此言不诬也。
总之，一个人要成全自我，没有狮子精神不行，没有骆驼精神也不行！
四、成全他人
但是，一个人要比较完满地实现自我，单靠自我成全，单靠狮子精神和骆驼精神还不行，还需要学会和善于成全他人，成全他我。因此，我们在讲了自我成全之后，我们接着就讲成全他人。也谈两点：一是成全他人的必要性，一是成全他人的气度问题。
首先谈成全他人的必要性。成全他人是成全自我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一个人倘若不能成全他人，不能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他就绝对不可能成全自我。俗话说：“一条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要三个桩”，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你要别人帮你，你就先得帮助别人，你要别人成全你，你就得先成全别人。所以，学会成全别人很重要。成全别人实际上就是在成全自己，给别人搭台实际上就是在给自己搭台，不关心别人、损害别人、拆[chai]别人的台，实际上也就是在拆自己的台。所以，能否成全他人，成全他我不仅涉及到如何做人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如何做事的问题，涉及到你的事业的成败问题。很多人个人能力很强，很有天赋，但是，却未必能够做出一番大的事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会正确处理他与他人的关系，不注意关心别人和成全别人，单打独斗，虽然非常辛苦，到头来不是一无所成，就是成就甚微。大家都知道，我国历史上有过“楚汉之争”的故事。所谓楚汉之争，其实也就是刘邦和项羽之争。论个人能力，刘邦显然比不上项羽。项羽（前232-202年）出身将门，是盖世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有万夫不当之勇。他入关前，即为“上将军”，在诸侯中人气很旺，被称为“诸侯上将军”，鉅鹿一战，一举大破秦军三十万。入关后，统兵四十万，自封“西楚霸王”，可谓霸气十足。但是，到最后，垓[gai]下一战，被刘邦打得落花流水，只好跑到乌江“自刎”而死。而刘邦呢？出身普通农民，他自身在自己家乡沛县起事之前，也只是当过一个小小的亭长，其职务大体与我们现在的一个乡长相当。虽然侥幸第一个入关，但是，即使入关后，手下的人马也不过十万之众，根本不可能与项羽抗衡。刘邦不仅自己的武功没法和项羽相比，手下的人大多数也很一般。刘邦当初起事时，手下无非是樊哙、曹参、萧何、夏侯婴几个人，可以说都是几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樊哙是本县的一个屠夫，后来当上捕役，是县里最低等级的衙役。曹参的地位也不高，起事前有的说他是沛县狱吏，有的说他是沛县文吏。萧何，据说也是沛县的一个狱吏。夏侯婴呢？据说是个刽[gui]子手。但是，就是靠这些人，刘邦最终打败了项羽，逼项羽乌江自刎，建立了大汉帝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比较知人善任，能够让这些人各自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也就是说，刘邦基本上做到了“人尽其才”。相形之下，项羽就没有这个本事。韩信曾经当着刘邦的面说项羽“只有匹夫之勇”，其实，项羽的根本问题尚不是是否“匹夫之勇”的问题，而是“刚愎自用”和不会用人的问题。项羽和刘邦对待韩信的不同态度就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证。韩信在当时是个很了不起的军事家。他原来在项羽手下，得不到重用，自己的军事才能得不到发挥，后来便跑到刘邦这里。但是，由于韩信刚到刘邦这里，寸功未建，故而开始时也没有得到重用，说是给了个都尉的职衔，也就是一个管粮草的小官。韩信一气之下，也就不辞而别。我们都知道“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典故。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是因为萧何认为韩信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刘邦要得天下，不能没有韩信。萧何曾用“国士无双”来评价韩信的才能。他曾经这样对刘邦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史记•淮阴侯列传》）他的意思是说，众将易得，一帅难求。韩信不是个一般的将才，而且一个能号令三军的帅才。你刘邦要是只想当个汉王，放走韩信也无所谓，你要是想打败项羽，统一天下，你离开谁都可以，就是离不开韩信。刘邦自然不甘心仅仅做个汉王，所以就采纳了萧何的建议，立即拜韩信为将。刘邦把这件事搞得很隆重。《史记》上讲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据说，光是拜将台，就占用了方圆六公顷地。后来，刘邦采用韩信“明修栈[zhan]道，暗度陈仓”之计，挥师东进，经过还定三秦之战、井陉[xing]之战、潍水之战、垓[gai]下之战，终于打败项羽，建立了大汉帝国。其实，如上所述，韩信原来在项羽手下，常常为项羽出谋划策，但是，项羽却瞧不起他，不把他当回事。例如，楚汉之争初期，刘邦采用张良的计谋，火烧栈道，假装“入蜀称王”，根本没有与项羽争天下的野心，以麻痹项羽。项羽中计，自己窃喜，以为这样一来便失去了竞争对手。然而，张良的这个计谋却被韩信识破。韩信要项羽当心，反而挨了项羽一顿臭骂。韩信感到在项羽手下无出头之日，一气之下，才投奔了刘邦。由此可见，能不能让自己手下的人各尽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实在是一项非常高明的领导艺术。项羽本人虽然很厉害，但是，他目中无人，不注意发挥自己手下的人的才干，不注意手下的人的利益，不注意成全自己手下的人的理想，不让别人成全自己，实现自己，结果，到最后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自刎乌江。这就叫自掘坟墓。这一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汲取的。
现在，我们接着讲第二点，讲成全他人的气度问题。做人有个气度问题，有个心胸问题。俗话说，大人大量，宰[zai]相肚里能撑[cheng]船，是说一个人有气度。说一个人“小家子气”，是说一个人缺乏气度。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对待他人或对待别人的问题。一个人凡事只想到自己，心里容不得别人，我们就说他小家子气，一个人虽然非常自重，但是也同样看重别人，心里容得下别人，既容得下别人的成就，也容得下别人的缺陷，我们就说他有气度。我们说三国里的周瑜，是说他容不下刘备的强大，其实，刘备有一定实力，对当时的吴国还是有好处的，结果，诸葛亮三气周瑜，就把周瑜活活气死了。所以，气度问题无论是对一个人做人，还是对一个人成事，都是非常重要的。气量小的人是办不成大事的。当初韩信离开项羽时，就当着刘邦的面，骂刘邦小家子气，说他成不了大事。结果，韩信的话应验了。要解决气度问题，我认为有两个秘诀。
第一个秘诀是要尊重别人。所谓尊重别人，就是要把别人当作人看待。许多人只把自己当人看待，不把别人当人看待。把别人当作什么看待呢？仅仅把别人当作物看待，当作一个东西看待。这种人的思想比较片面。他们虽然正确地看到了人是一个物，一个东西，但是他却忘记了人不仅仅是一个物，不仅仅是一个东西，他还有思想，还有精神，他还有像神的一面，他还有人格。这样，人就不仅仅有使用价值，有用，而且他本身就是价值，就有意义。物品或商品都只有使用价值，人却不同。凡物品或商品都是一种工具，但人却不同。人之所以不同于物，不同于商品，就在于他本身就是价值主体，就是目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伦理学有个非常著名的说法，讲“人是目的，不仅仅是工具”。当然，在一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别人当作工具，但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也就要想一下自己也是别人的工具；当你把别人当作工具，要求别人当好工具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把自己当作别人的工具，就要要求自己尽力当好别人的工具。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要只把别人当作实现自我的工具。一旦你不真诚待人，不把别人当人看待，别人也就不把你当人看待了，尽管他表面上对你显得毕恭毕敬，但是他骨子里是瞧不起你的，是与你有隔阂的。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许多人能够在一个小圈子里做到这一步，但是，在一个更大的圈子里，他就办不到了。要做到这一步，需要有很高的人生境界，需要有冯友兰所说的那样一种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就刘邦而言，他对最初一起起事的那几个铁哥们，还比较相信，还比较尊重，例如，对樊哙、萧何、曹参他们几个还可以。对韩信、张良就尊重得不够，至少从内心尊重得不够。韩信被刘邦奉为齐王，居功自傲，没有看透这一点，结果，还是被刘邦杀掉了。临死时才有所悟，骂刘邦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他的意思是说，你表面上客客气气地拜我为大将军，但是，你骨子里还是把我当成了“走狗”，当成了“良弓”，当成了物，当成了工具，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人”，当成“目的”。你刘邦原来是个不把人当人的这样一个不是人的东西呀！张良这人比较聪明，也比较谨慎，刘邦称赞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功劳盖世；汉朝建立后，他这个开国谋臣，官拜大司马。不久，他就辞官归隐了，结果免了一场杀身之祸，做到了善始善终。能够把别人当人，这事说一说容易，真正做到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长期修炼，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但是，话得说回来，你要想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你就得搞五湖四海，你就得把别人当人看，当作目的看。你尊重别人，别人也就尊重你，你有了这个人缘[yuan]，你就有希望，你就有可能成就自己，就有可能干一番事业。这是成全他人、成全他我的第一条秘诀。
成全他人、成全他我的第二条秘诀在于共存共荣。尊重他人是成全他人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凡是原则的东西，都需要向下沉，都需要落实下去。而落实尊重他人这项原则的根本通道便是共存共荣。共存共荣也有两个层面：一是共存，一是共荣。其中，共存是下限，共荣是上限。首先，是共存。所谓共存，其基本意思很简单。这就是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自己过，也要让别人过。我们国家有个比较老的电影，叫《白毛女》。其中有个人物叫黄世仁。他之所以后来被枪决，根本问题在于他只顾自己活，而不让杨白劳活，只顾自己活得痛快，而不顾白毛女的感受。这叫做罪有应得。我国许多大思想家都重视这个问题。当年，孔子曾经从“从政”的角度强调过这个问题。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张，有一次他向孔子讨教“如何从政”这样一个大问题。孔子送给他六个字，叫“尊五美，屏[bing]四恶”。我们讲“五讲四美”，孔子讲“五美四恶”。孔子所说的“五美”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当官的要给老百姓以恩惠而自己不能太过浪费，使老百姓劳作而不使他们心怀怨恨，有追求而不贪得无厌，庄重而不傲慢，威严而不凶猛。孔子还进一步具体解释说，所谓给老百姓以恩惠而自己不能太过浪费，其根本意思是让老百姓去做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因为这样一来，老百姓肯定有积极性，当官的自然就不需要操很多心，花费许多心思了。所谓使老百姓劳作而不使他们心怀怨恨，其根本意思是说，要选择老百姓可以劳作的事情让老百姓去做，老百姓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心怀怨恨了。所谓有追求而不贪得无厌，其基本意思是说，当老百姓的有追求，当官的也应当有追求，不过他们应当追求的是仁德、仁政，你一心追求仁德、仁政，让你贪你也贪不起来。所谓庄重而不傲慢，其基本意思是说，当官的对待老百姓，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不管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你都毕恭毕敬，一点也不怠慢，做到这一步，就可以说是庄重了，就不存在傲慢的问题了。所谓威严而不凶猛，是说当官的要衣冠整齐，目不斜视，使人见了内心感到敬畏但又不会把你当作恶人。孔子所说的“四恶”是：“虐（nue）”、“暴”、“贼”和“有司”。那么，究竟什么叫虐、暴、贼和有司呢？孔子解释说：“不教而杀为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予人也，出纳之吝[lin]，谓之有司。”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不经教化便加以杀戮叫做虐；不加告诫便要求成功叫做暴；不加监督而突然限期叫做贼；同样是给人财物，却出手吝啬，这就做小气。孔子的从政理念，一言而蔽之，曰“惠民”。其中心思想是：你不仅要尊重别人，还要让别人从你这里得到好处；该给别人的就要给别人，不要小气，出手要大方；要与人为善，不要设圈套害人，不要随便整人；别人犯了错，要给人家出路，要给别人活路，不要往死里整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惩（cheng）前毖后，治病救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猖獗，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也还是说：“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其基本精神，就是：你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自己活得好，也要让别人活得好。《白毛女》中杨白劳的闺女喜儿在深山老林中喊“我要活！”，是对人们生存欲望的集中表达。这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是人们的最基本的欲望和要求。你连别人的这样一种基本欲望和权利也不能满足，你怎么能够得到别人的支持和拥护？当年，陈胜、吴广为什么会起义？显然是被逼出来的。当时，陈胜、吴广带领一帮军士去守卫渔阳，但是到了大泽乡时，天一直下暴雨，耽误了行程，按照秦法，不能按时赶到指定地点的军士，就应当受到处斩的处置。所以，陈胜、吴广率领的这些军士继续往渔阳赶，就等于去送死，不赶，逃跑，被抓住了，也是一死，起义反秦，固然也可能死，但是，相形之下，与其等死，倒不如为了天下的百姓起义而死。司马迁的《史记》中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里所表达的就是陈胜吴广当时所作出的生死抉择。所以，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别人的利益，让别人活下去，让别人活得好。只有这样，自己的事业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够顺风顺水，达到预期的目的。
要成就自己的事业，除了共存，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自己活得好，也让别人活得好之外，还要进一步与人共荣，也就是说，不仅让自己的事业有所发展，也要让别人的事业也有所发展，不仅让自己的理想实现出来，也要尽力帮助别人将他们自己的理想实现出来。如前所述，韩信是个军事天才，是非常渴望得到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的。他为什么不肯呆在项羽手下呢？最根本的就是项羽不相信他，不肯给他这样一个展现自己军事才能的舞台。这是韩信骂项羽“小气”的根本原因。为什么韩信乐于呆在刘邦手下呢？最根本的就在于刘邦拜他为大将军，给了他施展自己军事才能的舞台，得以指挥了或参与指挥了还定三秦之战、井陉[xing]之战、潍水之战、垓[gai]下之战等一系列著名的战役。要说论舒服，还是在项羽手下舒服，项羽不重用韩信，韩信倒落得一身清闲。到了刘邦那里，既然当了大将军，就得操很多心，还得冒很多风险。就拿井陉之战来说，韩信率领两万杂牌军要打败二十万赵军精锐，容易吗？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有可能成功，但是也有可能失败。而且一旦失败，那就是彻底失败，很可能丢掉自己的身家性命。但是，韩信甘愿为刘邦冒险。为什么？他在为刘邦冒险的同时也就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也就实现了自己的军事理念和人生理想。这就是刘邦和韩信的双赢。相反，韩信在项羽手下时，则是项羽与韩信的双输。
其实，成就他人的这两条秘诀，尊重他人与共存共荣是紧密关联的。只有尊重他人，才能够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共存共荣。反过来说，只有肯相互共存共荣的人才算得上相互尊重。《三国》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讲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焚香跪拜宣誓：“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性，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既然他们生死相许，也就是共存共荣，也就是相互尊重。后来，刘备还说过一句让关羽和张飞十分感动的话。当时，张飞被吕布打败丢失了徐州，使刘备的妻子陷入城中，感到对不住刘备，打算拔剑自刎。这时，刘备引用古话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当然，对这句话也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因为，衣服经常破，经常缝，经常换，也不是一回事，那也会分散精力，干不成事业。但是，就中体现出来的比较纯真的感情却是十分重要的。刘备兵力不大，能够三分天下占其一，显然与他们三个始终相互尊重和共存共荣分不开。例如，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刘备进兵西蜀时，派人留守荆州和率军攻打西蜀这两个决策都是很难落实下去的。当然，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比刘备做得更好些。因为无论如何，刘备的圈子毕竟还是小了一些。虽然桃园三结义后，又有赵云、诸葛亮、黄忠、魏延、姜维、马岱几个人投奔了刘备，但还是摊子太小，终究不能成就“平定中原”的事业。刘邦也是如此。刘邦虽然在处理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问题上比较妥帖，但是在处理张良、韩信的问题上也还是有欠妥之处的。因此，作为一个身处二十一世纪的强者，一个人应该比刘邦和刘备的心胸更开阔些，气度更大些。惟其如此，我们的事业才有可能更加兴旺，我们的人生才能更加灿烂，我们的人生理想才能够得到更其完满的实现。毕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zhao]！”
总之，自我认识，自我选择，自我成全，成全他人，这些就是我对自我实现的哲学思考。愿与诸君共勉之！
谢谢大家！
2008年10月24日定稿
10月25日演讲
（2008年10月25日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一个短训班上的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