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即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不稳定、前景模糊的时期，而且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个不稳定的时期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
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人们多少还相信，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在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动荡，最终会结束。特别是中日双方有远见的政治家们曾经付出重大的努力，试图使中日关系尽快渡过难关，并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巩固和发展。时至今日，人们看到的是，在持续波动的影响下，中日关系在可遇见的未来，只会更加艰难。本文力图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可能造成中日关系长期波动的原因。
（一）历史中的中日关系。
所谓“历史中的中日关系”是指中日关系如此之深地陷入历史问题的影响，历史问题深刻地影响着双方对中日关系的思考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日关系的未来形态。
回顾20世纪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从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战争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年里，中日关系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日本持续不断地侵略和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战争。在20世纪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间之长，发动的战争规模之大之残酷，给中国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之严重，都是触目惊心的。当然，日本人民也因日本军国主义政策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
正是因为侵略与反侵略历史占据了20世纪中日关系百年中的一半时间，而且给中国造成的各种损失特别严重，所以中国人民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有理由对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诉求高度敏感和警惕，并要求日本各届领导人在涉及侵略历史的问题上谨言慎行。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必然会反映中国公众的愿望和要求。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过程。由于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中日两国人民在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从本质上说应该是共识远远超过分歧的。
不幸的是，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中日关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冷战中渡过的。在冷战大格局的笼罩下，中日关系在战后继续处于敌对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日本继续同败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这表明当时的日本政府继续以中国为敌，从法理上讲则是没有与中国结束战争状态。
在这20多年里，日本在主从式的美日安保条约的框架下，参与了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安排，尽管中国当时与日本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利害冲突。在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或对抗--如持续三年的朝鲜战争和持续近十年的印度支那战争--中，日本均被美国当作战略基地。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美日军事同盟作为基础，美国要在亚洲进行军事干预至少也会困难的多。确切地概括冷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很困难的，不过可以肯定这种影响是造成当今中日两国战略猜疑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有理由怀疑，冷战中形成的主从式的美日安全关系，在冷战后经过重新定义，是否是遏制或企图遏制中国的继续。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的敌对状态，此后的十几年里，中日关系进入了20世纪最好的时期，双边关系发展迅速，政治、外交、经贸、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获得巨大的发展。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也是对两国对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记忆犹新，当时的两国领导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特别是冷战结束带来的冲击，将中日关系一步步推向前进。如果认真考虑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境，理当敬佩他们的远见和政治勇气。从90年代中期（大约是95、96年）起，中日关系进入不稳定时期，其表现和原因在此不赘述。
总而言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日关系不是友好、健康和稳定的。中日关系像所有的双边关系一样，将会长期受到历史的影响。问题是20世纪中日关系留下的历史记忆中，消极因素明显多于积极因素。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人们可以经过努力来缩小或限制历史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却不可能在短时间摆脱那么沉重的历史负担。但是，中日两国应该而且可以作到的是，尽可能地不要让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核心。
（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逆向发展中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在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徘徊，发展方向令人捉摸不定。部分原因是由于东亚地区的发展本身就方向不够明确，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正是东亚国际格局不确定的一个反映。
东亚地区在冷战后一直是国际政治动荡的焦点，存在着引发冲突的热点，如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同时这里又是经济增长比较迅速的地区，地区内外的投资和贸易热络活跃，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逐步加强。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东亚地区的发展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地缘政治的分裂与地缘经济的一体化同时进行。这难免令人困惑。
一方面是地区安全环境日益复杂，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如美国力图维持它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并因为担心受到削弱而疑神疑鬼，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而无事生非；再如朝鲜半岛局势阴情不定，台湾海峡风诡云谲。另一方面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正在形成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相互投资和贸易都在各国的经济中占据主要位置。同时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也发展迅速，基本上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样在迅速密切起来。
中日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东亚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逆向发展的影响。从经济上看，目前中国和日本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在外国对华投资表列中排行榜首。从未来的发展看，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将更加密切，随之而来的相关领域的合作也会增加。
但是，迅速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并没有能够消除，甚至没有能够减少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分歧、猜疑等等。例如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双方认识有关事务的角度和立场是不一样的。日本基本上是追随美国的政策目标，将朝鲜北方视为安全威胁。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问题上，日本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在重新定义美日安全同盟之后，日本抛出所谓“周边事态”的说辞，其实是在为与美国共同干预台海局势预做准备。其他如导弹防御问题、“中国威胁论”等等，中日的基本看法也是难以趋同的。
可以预见，只要东亚地区那种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同时相互逆向发展的局面没有根本的改变，中日关系就只能在这种处境中徘徊。中日关系中经济贸易合作与地缘安全方面的分歧同时发展扩大的趋势，在短时间里不会有根本变化。双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不可能消除在安全领域不信任的增加，它至多是起一种抑制作用。
（三）东亚多种安全模式并存中的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后，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多种安全模式并存。一方面是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逆向发展形成的困境；另一方面是同时存在着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三种安全模式或结构。它们分别被称为：“多极模式”--“寻求多个力量中心相互均衡、相互制约的局面”；“霸权模式”--一个强国居于核心地位并在它的主导下整合出一套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从而保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多边安全模式”--“最符合全球化内在逻辑要求的国际秩序模式”。
诚如上述，东亚地区多种安全模式并存是不争的事实，各种安全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而且东亚地区目前尚保持着稳定与和平，基本上是因为几种安全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问题在于，对于各有关国家来说，更依赖、更信赖以及更愿意追求哪一种模式。在这方面，中日两国既有基本重叠的利益，也有严重的分歧。
就中日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安全利益以及国家的发展战略看，双方对于多种安全模式共存的局面中，有利益相互重叠的部分。例如，日本将从经济大国发展成为政治大国，作为自己的重要战略目标，即使近些年来经济出现衰退，也没有放弃这一追求。可以预期，今后日本将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不断扩大对东亚事务的影响力。日本的实力地位和它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它对“多极模式”不大可能采取根本排斥的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亚之所以能够存在“多极模式”，日本的发展、力量及其选择的国家战略本身就是重要的原因。
中国历来认为，世界政治格局中存在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它甚至是主要的发展趋势。东亚地区当然也不例外，甚至更具备条件，如这里没有像欧洲那样有美国领导的安全组织，没有单一的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大国（包括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在这个地区的力量分布复杂，利益关系纠缠不清，同时还有一些中等强国或中小国家的联盟，都在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东亚固然缺乏保持长期稳定的单一安全机制，但是也同样使某个超级强国难以在这里发号施令。中国由于自己的地位与实力，对于这种状况至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实际上中日双方不论维持多极模式的愿望是否同样强烈，至少它们都可以利用这种局面，维护或追求各自的战略利益，当然它们实际上也没有力量去改变它。
中日对于“多边安全模式”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冷战结束后，多边安全机制在东亚地区空前活跃和获得强劲的发展。中日两国在参与、促进多边安全关系的发展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和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中日的参与，东亚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如果两国在建立多边安全模式的问题上没有重叠的利益，要它们积极参与也是不可想象的。
显然，中日的根本分歧是如何对待“霸权模式”。东亚地区的“霸权模式”的核心，就是美国试图取得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主导权，这也是取得这一地区霸权的关键，尽管美美国自己声称它是为了维护这里的和平与稳定。可以想象，如果美国不能主导东亚的安全事务，作为一个美洲国家，它在这里只能是一个“商人”而已。美国的“霸权模式”有两个关键的要素，其一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其二是与日本的安全同盟。
对于日本来说，冷战后重新定义美日安全保障同盟是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因为它最终确定了日本在美国“霸权模式”中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 多年来，日本第一次被美国承认为多少有些平等意味的战略伙伴。在冷战期间，日本一直是美国战略上的附庸，当然它也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安全和经济上的好处。现在日本是在以往获益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定义美日安保同盟，进一步实质性地提升了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尽管日本在心理上对此尚不适应），从而有可能实质性地、极大地提升日本在东亚安全事务中地位。因此，日本不可避免地要支持美国的“霸权模式”，争取与美国共同主导东亚的安全事务，为此它甚至不惜干扰它同中国的关系。
中国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得到在东亚的霸权，中国当然不能接受在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接受美国主导东亚地区的安全事务。因为首先，美国是以散布“中国威胁论”，煽动遏制中国情绪，作为谋求其霸权的根据的，它的东亚安全战略中明显地包含着遏制中国的成分。其次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中国主张在现存的“多极模式”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多边”安全安排。因此中国必然对美日安全同盟持否定态度，特别是反对这个同盟包含遏制中国的企图。
一方面中日对于东亚存在的多极模式予以认可，并对多边安全模式未来的发展予以支持，因为建立多边的合作安全安排，才是解决东亚安全问题的出路，这也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两国在对待“霸权模式”的立场上截然不同，而其分歧的根源又在于深刻的利害冲突。日本是美国“霸权模式”的受益者，因此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而这个“霸权模式”却包含着对中国的战略利益的潜在威胁。在东亚复杂的安全环境中，中日在安全事务中必然是合作与冲突并存的。
（四）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中日关系。
冷战后在东亚逐步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合作依存，又相互竞争与制约的中美日“三边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所谓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似乎正在走向衰落，或者说越来越不等边了，因为原本相对平稳的“三边关系”，正明显地向美日与中国对立的方向演化，即演化成类似相互对立的两个势力的关系。在这个背景下，对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很难作出积极的评价。
正是由于曾经存在过中美日“三边关系”，可以说在影响中日关系的外部环境中，各种因素中最直接、最敏感也是最关键的就是美国的东亚政策。因为在中美日三国的力量对比中，美国无疑是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而且目前在“三边关系”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在摆脱了前苏联的压力以后，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和对日关系时，均表现出明显的主动性和攻击性。
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目标就是防止出现一个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大国，它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地区力量之间纵横捭阖，搞均势平衡。它包含两种意图：其一是用美国的力量来平衡地区大国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平衡中日两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其二是利用美国的力量和手腕，使中日两国的力量互相制衡，以阻止两国中的任何一个支配地区事务。在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是在中日之间搞平衡。现在的趋势是利用日本制衡中国，因为在美国看来，中国随着国力蒸蒸日上，正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必须借助日本遏制中国。这种趋势在布什执政后变得尤为明显。
美国在三边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固然是因为其实力超群，但是也应该承认，冷战后中日两国的发展变化也起了某种促进作用。一方面中国国力迅速增强，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崛起已经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日本加快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并开始对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事务展现出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思考和姿态。显然，中日之间客观上出现了竞争的态势，尽管中国正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远没有那种与哪一个大国角逐东亚的意图和兴趣。在上述客观态势和其他种种原因的影响下，中日之间在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明显增加。美国的均势战略得以在东亚落实，恰恰是在于利用了东亚国际形势中的某些特点。
造成中美日三边关系日益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固然是美国的政策，但也应该看到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不仅不稳定，而且对抗的一面明显有所增强，与美日关系相比尤其如此，其原因在此不赘述。重要的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论向哪个方向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和带动日本的对华政策，造成中日关系的波动。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日本的政策并不总是被动的，日本是有战略考虑的。
从战后日本外交的历史来看，“亲美外交”是从未动摇的国策，日本能够从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很快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从外交上看主要得益于它与美国建立了特殊的安全关系，它可以在40多年里使国防开支低于GDP的1%。这样的历史经历使日本没有多少理由放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当日本决心成为“政治大国”以后，必定要赋予美日安全关系以新的内容，将美日关系纳入日本冷战后的国家战略思考之中。
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国家，尤其是日本的邻国，对日本扩大其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影响心存疑虑，担心日本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为了减少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阻力，托庇于美日安全关系是最有利的选择，由此可以减少其他国家的怀疑和担心，特别是减少美国的怀疑和担心。由于东亚许多国家对美国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故对美日同盟并不感到威胁，当然对托庇于美日同盟之下的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也随之不那么怀疑和担心。正是由于与美国建立了特殊的安全关系，日本内部一些政治势力相信，日本已经得到美国的许可，可以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政治和军事作用，即使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也不会遭到美国的抑制。
其次涉及到中日关系的考虑。毫无疑问，不论是从地区的实际情况，还是从美日两国的主观认识看，美日关系都重于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不可能不受到美日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但是日本也不完全是被动地追随美国的政策，有些时候和在某些问题上，也在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日本国内有些政治力量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利用中美不时出的困难局面。例如参与散布“中国威胁论”，为影响中国的发展而搞“日援政治化”，企图利用美日同盟干预台海局势，等等。总之，对于中美日三边关系向对立方向演变，日本也是负有责任的。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严峻现实，是为了说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近年来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消极因素确实在明显增长，但三方既相互合作依存，又相互竞争与制约的基本特点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冷战结束后，中美日均将注意力转向发展经济，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因此中美日都需要并希望亚太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在中美日三边关系发展过程中，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安全因素相对下降，经济成为三国相互关系中的首要因素，这种情况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近年来虽然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但三国的经济依存度也在升高。与此同时，大量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也越来越需要三国的合作，才能更有效的解决。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变化，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通过两方结盟来遏制一方，或为了某种狭隘自私的战略企图而蓄意寻求对抗，是过时的、不可取的政策。中国希望同美国和日本保持稳定健康的关系，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国和日本的利益。反之，中美日三方都不可能从对抗中获益。那种以为美日结盟就可以共同主宰亚太安全事务的想法，是十足的梦想，尽管没有人否认美日同盟确实很重要。
结论
本文着重于分析影响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并通过分析这些外部因素，进一步描述未来一个时期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出现的特点，即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很难想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日关系会有长足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固然重要，但冷战后中日外交的共同特点是“内向化”，即在制订主要对外政策时更多地是考虑国内政治的需要。实际上中日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仍然是相当强劲的，重要的是需要有战略上的远见、共识和勇气，这对于引导中日关系摆脱困境，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