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从美国来信，要核对十年前她第一本书出版的一些往事，说那时能在北京三联出《历史深处的忧虑》，不容易，“好像是旧社会的事”。类似的感慨我最近也碰到过两次。一次是参观佘山脚下的乡村，村里人很自豪地说，他们这里不用农药，不上化肥，农产品全是“有机食品”。农产品还有“无机”、“有机”之分？同行人遂以这句话自嘲，说1949年之前的老先生是“有机知识分子”，而我们这代人完了，全是“无机知识分子”。还有一次是给一个民间基金会帮忙，选贫寒子弟去欧美留学。面试结束后，举杯小庆，我称基金会功德无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基金会朋友赶紧打断，居然也是这句话：啊呀，朱老师，我们只不过做成一件旧社会的事。

三联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因韬奋留下的传统，此后也一直与老知识分子打交道，确实保留了几分旧社会“习气”。这一感觉我与沈昌文一开始交往，就有。大约是1991年冬季，三联欲恢复韬奋老杂志《生活》周刊，约了好几批朋友去谈，我也是其中之一。记得是在三联老社址一个地下室，屋内陈设凌乱，好像还有锅碗瓢勺。老沈开场白也是如此，开头介绍杂志宗旨，还有几句正经话，后来就跑野马，闲谈无边，当时感觉不习惯。

八十年代末，有朋友在报纸上写杂文，题目就三个字：“读书吧”，可当时也就剩下一本三联版《读书》杂志可读可看了，读书人都很珍惜。但我也有一点“腹诽”：文人气较重，东拉西扯，缺乏力度？1997年汪晖接手这家杂志，来信说想组织一些严肃的学术讨论，我曾回有长信，表示支持，寄予厚望。后来他组织的“学术讨论”逐渐左转，我也逐渐不能同意，则是后话。但在当时，对《读书》这一点“腹诽”记忆深刻，是因为有一天终于能对老沈公开说了，并由此惹起那场“人文精神讨论”。

记得是1993年下半年（？），老沈带着《读书》编辑部两位女将来上海组稿。华东师大正开现当代文学思潮研讨会，老沈“蹭会”，就在这个会议内套一个小会，打电话要我去。晚饭后抵达会议室，满登登一屋人，烟雾缭绕，气氛热烈。轮到我发言，却是对老沈发难：《读书》杂志散文化，能否组织一些严肃的思想性文章，认真讨论一点问题？老沈闻言，不以为忤，笑嘻嘻一脚踢了回来：“好啊，只要你们能组织讨论，我一定留出版面恭候。” 发难者反过来被“将”一军，自此领教“旧社会习气”温柔敦厚，而又经验老到的一面。接下来就是“人文精神讨论”了，沪上四人第一次碰头，是在陈思和家里。每人各写一段，分隔穿插，弄成一个讨论的样子，发给老沈。我写的一段，是想以人文精神替换文人议论，强调知识分子的内省与独立，而不是批判“物欲横流”或“消费主义”。其中有敏感词句，老沈接稿，一字未删，全文发表，很爽快地兑现了诺言。这场讨论老沈发了好几期，跟进者众，越来越多的人拿老百姓“物欲”而不是拿“权欲”说事，结果还是文人议论，去批市场经济了，真像毛泽东所言：宋江招安后，终于打方腊。我退出讨论，回归沉默，但已经与老沈没有关系了。

《读书》来沪约稿，还有一件“旧社会的事”，我老婆记得。我们在华东师大开会，赵丽雅听说我当晚不回家，居然不在师大招待所开房间，而是骑上我的车，穿过大半个市区，赶到我那破屋借宿，说是就近去复旦组稿方便，其实是节省出差经费。第二天上午我从师大回来，与她开玩笑：“古有‘鹊巢鸠占’，今有‘鸠巢鹊占’，老沈再抠门，也不至于把你们逼成这样呵！”她淡然一笑，又出门去挤公交车，55路转21路，奔静安寺取昨晚的车。原来前一晚台风过境，风大雨猛，无法想象赵丽雅写得一手娟秀小楷，既丽且雅，怎么骑得动我那辆二十八英寸男式车，顶风冒雨，破旧而又沉重？骑到半途，果然蹬不动了，她遂把那辆老坦克锁在人行道上，换乘公交车。早上起床执意去取，还要骑回来，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四年，时隔遥远，我老婆时不时“说古”，就像回忆旧社会，感叹不已。

更像旧社会的一幕，是崇文门外送行。1994年9月下旬，我结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一职，一人离京。老沈有心劝慰，身份不便，遂让吴彬、赵丽雅代为饯行。崇文门外马克西姆，偌大餐厅，仅一桌三人，空旷寥落。赵丽雅温婉，吴彬豁达，酒过多巡该散，忽见侍者端上一盘没有点过的菜，解释说：“这是一位老先生交待的，给你们再添一个菜。”诧异间，吴彬抚掌大笑，“哈，老沈还是来了，这是他的惯技！”抬头望去，前面三五桌远，真有一位上年纪绅士，着西装外套，背对我们默默用餐。三人走过去揭穿他的把戏，他却站起身来说宁波话，双手一摊，作愕然状：“哎呀，学勤兄，我是路过，路过呵，勿是存心格。碰着朋友吃饭，关照服务生送一只小菜过去，迭个是老早辰光阿拉上海老规矩，侬晓得格嘛！”

我已经是“无机知识分子”了，不晓得这个老规矩，但见一张旧社会的脸，笑意一荡漾，皱纹即加深，一副很无辜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