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大家们聚会，我这样一个经济学的外行说点外行话。
有缘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主要是（因为）杨小凯的关系。
这话要从1968年小凯的成名作——署名杨曦光的那篇《中国向何处去》——说起。现在这篇文章已经收进关于“文革”历史研究的资料。小凯对这篇文章也是（有）一个反思的态度。这样的反思让我比较佩服，但这篇文章本身在历史上留下的轨迹不是简单能够抹去的。
走出“文革”
我和小凯相识得很晚，1997年冬天见的面。这时候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我也正好在哈佛大学做访问。我们神交很久。我一直想找机会去看他，结果他主动找上门来了。我一直记得那个风雪弥漫的冬天，有一个非常谦和的人敲门，进来。我第一句话说：“你是小凯吗？”他说：“是，是，我就是。”
以后我们在波士顿经常往来，谈了很多问题。我只讲一件小事。有一次，从中国大陆出去了一位同人，邀请我们两个人见面。那个朋友——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啦，没关系——就是“文革”后期在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1974年在广州出现的那个《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张大字报的作者，王希哲。
我们两个人跟他见面，这就看得出，同样从“文革”的叛逆思潮走出来的人，最后有没有反思能走到多远。
王希哲见到我们，首先问我，你“文革”当中经历如何？我说，“文革”的时候我还小，不过是一个观众。他又问，“文革”的时候你在群众组织当中担任什么职务？我说，什么职务都没有。他就觉得没什么话可说的了。
他就找杨小凯。他说得也非常坦率。这一代人都有这一代人的可爱之处。他第一句话就说：“小凯啊，我喜欢你‘文革’当中的文章，不喜欢（你）现在的文章，现在的文章没有战斗力。”
我当时一听就傻了。这是什么话啊。我刚刚讲了，“文革”当中的文章，小凯已经经过反思，后来已经非常成熟。实际上，小凯后面的文章，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公共领域，价值远远超过了“文革”时的水平。结果，这哥们儿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你现在的文章是温吞水。
小凯是非常谦虚的人，听到第二段话也没有反驳。他就对我笑了一下。我们就沉默了。最后，一出来，小凯就叹了一口气说，“文革”当中出来，我们这一代多好——大多数人冻结在这个时代，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的化石——很少人能走出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第二件事。当初，小凯和另一个很出名的人士一起（从中国）出来，记者都包围了他们，后来他们走上了不太相同的道路。那个朋友当年是（有）哈佛大学博士学历（的），结果他放弃了哈佛大学这边的学位，去公共领域做策划。小凯——我知道——没有放弃他公共领域里面的关怀。但他一头扎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念博士学位，（拿了）博士学位再出来，就走上了一条刚刚前面那个朋友完全不同的道路，做的贡献也不一样。
我问他：“小凯啊，当初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意识？你完全有可能像那个朋友一样，走向后来众人皆知的这条道路。”
（对）小凯的回答，我感触非常深。后来我把这一段东西在大陆的思想杂志当中转述了出来。
小凯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反对那种职业革命家搞的这种极端政治，但是我们应该用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面站得住脚的经验，建立一个公信力国家。我们争取民主，争取法制，争取宪政，但我们都有自己正当的职业，并不是只剩下职业革命家。怎么建立这个公信力呢？要以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专业来建立。哪怕你是一个牙医，哪怕你是一个记者，甚至是一个鞋匠，都要用你自己专业领域里面的建树来说服人，来建立公信力。否则的话，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就跟上一代的职业革命家一样，跑到国外就是吃政治饭，吃革命饭，回去还是成为第二代职业革命家，以第二代职业革命家来取代第一代职业革命家。这历史有什么进步？
所以当时他就决定避开传媒，一屁股扎到普林斯顿大学去，以专业的经济学家的公信力来争取我们在公共领域应该争取的权利。这才能和之前的那种极端政治区别开来。
那时候他刚刚到美国，1983年就这样看问题了。
杨小凯遗嘱的刊发
我作为他经济学界之外的挚友，完成了他的一些嘱托，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我完成了一件嘱托……（杨小凯的妻子）小娟知道的。十几年前，小娟他们到上海来，到我家住。
你（编注：指杨小凯妻子）说小凯关照我，（要我）转告学生，有机会让他的遗嘱在大陆的杂志发出来，这是个很艰难的事。正好，你走了以后，我有了一个机会。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他们邀请我写一年专栏，帮他们建立影响。我答应了。但我答应的条件只有一个。
我说，我写一年的专栏，但是最后一期一定是我纪念杨小凯的文章，而且我以纪念杨小凯文章的形式发出他的临终遗嘱。你们答不答应？如果不答应，我第一篇就不写了。后来他们就答应了。
这样，我从年初写到年终。他们兑现了，终于把小凯的遗嘱全文登了出来。
所以，今天，小娟在这里，我也向小娟有一个交代。当年小娟交代我的事，小凯转告我的……
我说，念着亡友的作品，那真像鲁迅讲的，捏着一团火，你发不出来，他整天烧着你……
“找到”刘凤翔
我还没完成小凯没有交代但我相信他希望我做的……能够做成，他会很高兴的。大家都记得小凯的著作《牛鬼蛇神录》，里面讲到他被捕入狱，黑咕隆咚，（被）推进一间房子……一进去，有个老人蜷缩在角落里，抬起头来对小凯说了一句，你是杨曦光吧。他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我是杨曦光？”老人说：“我算算你也该进来了。”
同时，这个老人对他进行启蒙，就是，你们不应该再沉浸在法国革命、欧洲革命这样一条红色极端的思想光圈里面，应该去学英国史，学经济史，学高等数学，你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这个老人就是著名的原《新湖南报》总编，1957年打成“右派”的刘凤翔。
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花很大篇幅讲了刘凤翔对他的启蒙。小凯写得极朴素，但非常有镜头感。算算你也该进来了，然后开始彻夜长谈……这个刘凤翔一直没见天日……被枪毙了。刘凤翔（的事）从此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人过问。
有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把刘凤翔怎么启蒙杨小凯这个故事告诉了《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这个年轻记者是个有心人。讲完了，我以为就完了，结果他记在心里面，记住这两个名字了。有一天，他在湖南突然打来一个长途电话，他说，朱老师，我找到刘凤翔了，我大吃一惊，我说“你怎么找到刘凤翔了？”他说，你告诉我刘凤翔和杨小凯的故事，我好几天没睡着，我就记得他。
过了一年，他到湖南省高等法院去采访一个案子，就借这个机会向管理人员要来刘凤翔的卷宗，一页一页地看。他当时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他想，等我把他看完，然后跟我要处理的那个案子的卷宗一起复印出来，刘凤翔的事迹就可以重见天日。他说，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等到我最后一天要复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页都不能复印。
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事）了。这个记者幸亏是个有心人。他看到了刘凤翔的那张照片，很惨，肯定是进监狱第一天。是个囚犯的造型，穿着一个中国农民式的老棉袄，面无人色，长头发。他把这张照片从卷宗上面撕了下来，悄悄带出来了。
那天他很兴奋！找到了刘凤翔了！看到他照片了！把他照片带出来了！
我说，哎呀，太好了！小凯在天之灵就会为此欣慰了。
这个照片千转万转，又有很多曲折。后来，我终于把这张照片拿到手，交给上海一个著名的画家。他在创作大型的史诗般的油画，叫“审判‘四人帮’”。他主要不是说“四人帮”，而是说“文革”造成了多少人间冤狱。能够找到受迫害的人，他都千方百计找，把肖像一张一张地画出来，画了1200个人头啊。刘凤翔的故事我跟他讲过，他有印象。他就想把刘凤翔画出来。
我相信刘凤翔这样的先烈人物不会被历史埋没的。他终于见了天日了。我想这件事情我对小凯有一个交待。虽然他没有交代我（做），但是我能交待他了。
《牛鬼蛇神录》的遗憾
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对小凯抱有终生遗憾。
小凯跟我说过，你（小娟）也转告过我，“学勤啊，有什么办法把《牛鬼蛇神录》出一个大陆版。”
从那以后，十几年，我大概接触了十几家出版社，拿过去看了复印稿都说好，三下两下最后就拿回来……所以，一直到现，小凯最重要的经济学之外的著作，中国大陆没有出版。
我觉得很对不起小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亡友传给我手里的这团火，我还没有把他变成现实。这是今天我们有心纪念小凯的时候，我觉得终生遗憾、对不起小凯的地方。
我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让我们为小凯的在天之灵干一杯。
（本文根据朱学勤教授7月5日在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标题为澎湃记者所加）
演讲人简介：
朱学勤：1952年出生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