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台北利氏学社 2002 12册
最近几年来,各地研究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历史的学者们常常是怀著一种既羡慕又欣喜的心情,期待著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 S. J.)等人从事的中文资料整理工作.迄今为止,明清天主教的历史,多是依靠西文资料写成.用中文史料来确证和补充中国基督教历史,是很多学者的愿望.继方豪,吴相湘等人於六十年代影印《天学初函》和《天主教东传文献》初,续,三编之后,到九十年代,又有新一代的欧洲和台湾学者合作整理明清以来的涉教中文著作.一九九六年,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钟鸣旦,杜鼎克(Adrian Dudink)教授和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祝平一研究员等人编辑了一套《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由辅仁大学神学院影印出版.他们把原藏於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四○年代末被耶稣会士带到菲律宾,后又辗转到了台湾的一批中文文献公诸於世.继此之后,二○○二年,钟鸣旦等人又编辑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以下简称《文献》),由台北利氏学社出版.这是一套更大规模的文献集,学术研究的进步,有赖於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这套文献集的出版,必将推动近年来已经蓬勃发展的教会史,明清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对此学界允有共识.
研究中国天主教和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学者一般都知道,全世界收藏明清天主教中文著作最多的三个地方是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和罗马的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是波旁王朝的皇家图书馆,法国国王资助的耶稣会士有义务收集各类中文图书,送回巴黎集中收藏;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则是耶稣会重回中国后苦心经营一百年的文化机构,神父们在江南,全国和欧洲收集了很多新旧书籍,崛起为资料重镇;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掌控天主教文献之枢纽,明清时期,很多渠道的中文文献都会聚到罗马,供教廷的宗教裁判所裁判.这三个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在徐宗泽编定,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1939)书后附录中可以查到.徐神父是徐光启的后人,於信仰,於家族,都对明清天主教中文文献情有独钟,是这类资料整理工作的先驱.二,三十年代,耶稣会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已经影印了书目中的一些文献,但是限於当时条件,他们没有能力影印全部文献.
近三十年来,在天主教中文文献陆续影印出版的同时,研究圈内还流传著另一个好消息:在徐宗泽罗列的三个图书馆之外,同在罗马的耶稣会档案馆也收藏了一批有关明清天主教的中文资料,数量不让前三家,有不少还是三家所没有的.设在罗马的耶稣会总部,在明末清初本会活动高峰时期收集和保存了很多中文资料,他们的收藏是为了教务活动和神学研究,所以一直作为档案,不向外界开放.除了一些特别允许之外,这批资料一直没有公开给学者研究,因此学者们也很少知道这批特藏.几十年来,相继从事这批资料整理发掘工作的是美国旧金山大学的陈伦绪(Albert Chan S. J.)和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 S. J.),贝勒大学的孟德卫(David Mengello),澳大利亚学者鲁保禄(Paul Rule)和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钟鸣旦,杜鼎克等人.
笔者在一九九一年开始接触到这批档案资料.不是在罗马,而是在旧金山.在旧金山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的时候,已故所长马爱德博士知道我对利用汉语文献进行中西文化交流有兴趣,便将部分罗马档案影印件提供给我,建议和鼓励我利用这些资料从事明清时期「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马神父是耶稣会士,他提供本会档案的时候,没有建议任何结论和方法,只有许多帮助.马神父的信任,以及这批资料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研究潜藏的巨大价值,令人动容,使我义不容辞地在结束了访问研究项目之后,放下其他工作,专事这项研究.当借用这些文献,写成《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的时候,在感谢已故的马神父之余,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文献的重要. 明清史学者历来重视档案利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这批中文文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任何一类保存了四百年的文字,那怕是片言只语的信函,书契和题字,也是珍贵的,何况这是与儒家思想和天主教神学都有密切关系的完整著作和文献.目前出版的《文献》并不是该档案馆所收藏的中文文献的全部,在浩大的收藏中,这裏皇皇十二册,仍然只是选录.该档案馆全部中文文献的目录和提要,可以在二○○二年美国纽约M.E. Sharpe 出版社出版的陈伦绪《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文书籍和资料(日本—中国卷1—4):目录和介绍》(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Japonica-Sinica I-IV,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īptive Catalogue)中看到.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中文书籍和资料,收录在「日本-中国卷」的第「1-4」类中.和日本档案放在一起,是因为中国开教在日本之后,而中国耶稣会开始时是耶稣会日本省的「副省」.五百年间,随著耶稣会的兴衰,该档案馆的文献也经过不少次的聚散.据鲁保禄的查考,馆中有一份十八世纪编制的目录,其中很多文献现在都找不到了.一七七三年耶稣会被迫解散后,散失了很多档案.此后,在义大利统一运动时期,耶稣会档案甚至被运到了荷兰,直到一九二四年才回到罗马.考虑到经历了这番磨难,对目前还能够保存这麼多中文文献,我们就应该感到庆幸和惊讶了.同时,我们还会猜想:如果有更多文献存世的话,那该又有多少章节的历史需要补充和重写呢 到目前为止的调查和编目,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日本—中国卷」的第「1—4」的收藏一共还有五百八十种,中间只夹带少量西文文献,中文文献占了五百二十种.台北利氏学社这次出版的选集,总计有十二册,选录了其中的一百多种.据现在罗马,巴黎,里斯本,上海,台北等地收藏处公布的目录看,目前存世的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文献约有千种.学者们还想更加精确地确定这类文献的数目和篇目,但现在世界各地还陆续有新的发现,欧洲和中国各城市图书馆还没有完全联网,所以在这些资料都完整地影印公布之前,要做出一个精确统计还很困难.无论如何,《文献》集这一次影印了一百多种,约占目前所知总数的十分之一,确实是相当有分量的举动.
《文献》编录以明末清初为限,涵盖了一五八四到一八二○年间在华耶稣会士和中国信徒的著述,包括有罗明坚,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汤若望,潘国光,南怀仁,柏应理等传教士的著作,也有徐光启,杨廷筠,孙学诗,张庚,李祖白,张星曜,李九功,严谟等儒家天主教徒的作品.作品的内容分属不同范畴,包括了基本教义问答,耶稣生平,儒家经典,中西礼仪,科学技术,医学动植物,绘画理论,教会历史等,还有中国教徒为保持中国礼仪的辩护词,向朝廷上疏的奏稿,中国修会的各种会规和耶稣会士日常使用的工具书等. 身在不同领域,怀抱不同兴趣的学者会在其中各取所需,这批资料将会大大推动中国教会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肯定的.多年以来,欧美中国学界在纠正「欧洲中心论」的背景下,渐渐忽视了中国教会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转而挑选一些与西方社会和思想体系很不相同,与传教士们了无关系的题目从事研究,柯文(Paul Cohen)教授名之为「中国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在推进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理解方面有不可否认的功绩,但是如果中国学者也用「中国中心论」来声张自己的主张,就很难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放在明清史中来看,如果论者运用各种理论来否认或排斥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就很难揭示和解释那段历史.我们似乎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离开了和西方的关系,是很难说完整的.明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区与欧洲国家的接触,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不谈欧洲,中国只剩下半部明清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影印出版由传教士和儒家天主教徒撰写,被耶稣会士带去罗马收藏的中文文献,本身就表明「欧洲在中国」的事实,意义重大.
限於篇幅,如何从五百多种文献中选出一百种重要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统观十二册目录,揣度编辑者的选收意图,他们或许是把写作时间较早的传教大师作品,和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文献作为两个重要的选收标准.罗明坚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还是利玛窦的老师.在《天主实义》渐渐为当代中国学者熟知的时候,罗明坚的较早作品《天主实录》还没有正式出版过.这次印出,对学者了解利玛窦《天主实义》的写作背景有很大帮助.利玛窦另外一本《圣经约录》过去也没有正式刊布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中国天主教的早期译名是如何确定的.
徐光启的《圣教规诫箴赞》引文和四篇赞文,以前见收於徐宗泽编《增订徐文定公集》(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1933).六十年代王重民编定《徐光启集》的时候,以并不充分的理由,把这五篇都删去了.这样一来,一般读者就难以察觉徐光启的天主教徒身分了,以致於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在「科学家」和「爱国者」之外恢复讨论徐光启的宗教思想,会被认为是很大的突破.这一次影印的徐光启赞文的原刻本,将真相公布给学术界,相信会对今后的进一步的研究有很大帮助.据陈伦绪的《目录和介绍》说,《圣教规诫箴赞》该刻本上面有印章「魏味笃印」,应该是本文的见证人,可惜这次影印没有将这枚印章显示出来,如果将来能够查明这位原收藏者的身分,对搞清中国天主教史的一些细节将有大帮助.
文献集第九,十,十一册集中选录了三十七件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著述.著者李九功,夏大常,严谟等人,是清初天主教徒为儒家祭祖,祀孔,祭天等礼仪活动辩护的主要人物.他们之所以出面为中国礼仪辩护,一方面是出於对他们儒生生活方式的维护,另一方面也是耶稣会神父们给他们安排的功课,请他们按中国人的理解,把儒家礼仪的合法性向罗马的宗教裁判所作出说明.像严谟的几份《草稿》,都是按著本堂神父的要求,为参加罗马宗教裁判所的辩论准备的资料.正是有后一方面的原因,他们写作的辩护词,即这些已刊和未刊的书稿,主要都收藏在耶稣会自己的档案馆中.这些中文文稿中的观点和意见,经过耶稣会士的理解和解释,曾经向全欧洲发表,成为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自己的看法,呈递到教宗的面前,更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宗教和文化的认识. 在《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中,我曾经论证说:今天我们广泛讨论的「儒家不是宗教」,「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基督教应该本土化」等等议题,都是在四百年前,因为「中国礼仪之争」,由维护中国传教利益的在华耶稣会士们提出来的.利玛窦及其后继者,都是把中国儒家思想解释成「世俗的」和「人文的」,是丧失了上古时期宗教信仰原形的末世社会理论.然后他们要做的是把天主教的神学——基督论,加诸於儒家之上,形成东西方思想的神圣联姻,恢复中国信仰精神.他们在欧洲辩护说,「宽容」儒家和儒家礼仪的做法,在神学上并不构成「异端」,而是文化的联盟.「中国礼仪之争」的意义太重要了,本丛书几乎把这一专题的所有文献都作了收录,除了南怀仁(Verbiest)的《天主教丧礼问答》和《善恶报略说》.但是,如果不是篇幅的关系,而是因为作者是西教师,不收录这两分文献就可惜了.在「中国礼仪之争」的问题上,中国教徒和西方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有同等的重要价值,不收很可惜.
罗明坚,利玛窦,徐光启等重要人物的著作,以及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文献,构成了《文献》的主要内容.但是,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重要价值还不止这些.II,91A是徐光启的《〈商书〉注释》,该书稿摘抄和注释了《尚书》中有关「天帝」的言论.这部书稿不见於王重民编辑的《徐光启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徐光启著译集》.目前为止的徐光启研究都还没有提到本书.但本书没有被收录《文献》集,未得见全帧,很是遗憾.
另一遗憾是编者未将耶稣会士的儒家经典研究作为一个专题,加以收入.众所周知,耶稣会士研究「四书五经」,把中国思想传向欧洲.在这方面,他们主要用西文著述,向西方读者传播.但是,在他们的学习,研究和翻译的过程中,还是形成了不少中文著作,这种过程性的著作,有时更能够看出他们的原始倾向,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文献.III,2是殷铎泽(Intorcetta)作序的中文和拉丁文对照的《中西字〈大学〉〈论语〉》;III,3.1是殷铎泽翻译的《论语》;III,3.2是郭纳爵(da Costa)翻译的《大学》.这些都是一六六二在江西建昌刻印的中国版式的书籍,是儒家经典最早的西译本.在I,10,还有耶稣会士翻译「四书」时使用的底本:张居正注释的朱熹《四书集注》.
按鲁保禄推测,这些书籍应该都是殷铎泽一六七○年回欧洲的时候带回去罗马的.一六八七年,根据这些译本,后来编成了《西文四书直解》(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在巴黎出版,见於档案馆编号III,4.如果把这些后来学者已经很少见过的孤本著作印出来,对於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比较哲学,比较宗教的研究就会有更大的意义.
所有的遗憾,都可能是篇幅限制造成的.不然的话,编者和出版者一定会把所有文献都一揽子的影印出来.事实上,我们也在企盼《文献》会有续编.早在九○年代,西方学术同行开始发掘散落在欧洲和中国各地的中文资料的时候,美国贝勒大学的孟德卫教授就呼吁要使用这批梵蒂冈文献.在一九九二年他和马爱德共同主持的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中国礼仪之争」的学术讨论会上,就预言说这批资料将会改观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此后,大陆学者如林金水和笔者,台湾学者如黄一农,古伟瀛,祝平一,李奭学,以及不少欧,美,澳洲的学者们,只是部分地使用了这些资料,相关的研究果然大有不同.这次台北利氏学社集中出版这批档案文献,不啻是学界福音,学者津梁.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两位编辑者钟鸣旦和杜鼎克.他们两人都是荷兰莱顿大学著名汉学家许理和的高足,研究多年,发表过很多著述,自己也已经是成果累累的重要汉学家.他们为学界服务,从事资料整理,做的是功德善事.
台北利氏学社主任魏明德社长主持出版和发行事务.这套文献集不再是在欧洲滞留,而是回到中国,让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都能较为容易地阅读到这套文献,所谓慷慨解囊,利氏学社之义举是矣.
(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责任编辑:赖玉玲 校对:陈徵宗 郑坤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