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儒家的传播自隋唐特别是明清以来，一直依赖于科举体系。近代教育改革，废除了科举，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在新的教育制度中，西方的知识已经成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并且培养出一批儒家的批判力量。本文通过对近代教育体系中儒家知识内容的逐渐边缘化倾向的实证分析，展现了制度化儒家在近代解体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儒家传播体系 教育改革 制度化儒家

1905年，科举废除被废除，原先的儒家和权力之间通过科举而得以结合的制度体系也随之消失。而新的教育管理机构和规则出台后，规定新学堂毕业生、特别是留学归国人员可以获得相应的功名，所以，进入学堂和留学已经成为新的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即使是那些已经拥有旧功名的士绅也纷纷进入新学堂或出洋。

但这种变化对于制度化儒家来说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更确切地说，对于儒家而言，由传统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得已经延续一千多年的儒家传播系统由此而中断。

在清末新政之前，中国并没有完整的公共教育体系，也就是说教育的功能主要由家庭（家族）承担。由礼部到学政和教谕（儒学教官）教育机构的设置主要的功能就是组织科举考试、举行祭孔仪式来推行儒家教化。[1]教育的目标也不是以传授知识为目标，而是培养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而科举选官制度的长期存在使得教育和权力和儒家的传播达成了稳定的联盟，使得儒家观念的传播有了稳定的制度保证。

在新的教育模式下，儒家很快便发现自己的容身之处已经越来越狭窄。尽管在1903年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张之洞等人提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2]1906年学部又制订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但正如张之洞自己所看到的：“近数年来，各省学堂建设日多，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即冠服一端，不论文武各学，皆仿效西式，短衣皮鞋，扬扬自诩……至于学堂以内，多藏非圣无法之书，公然演说，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以及剪发胶须诸弊层出，实为隐忧”。[3]

下面我们将从1903年到1912年前后的教育宗旨的变化和课程安排为背景，来系统考察现代教育是如何将以经学为基础的儒家的知识摈弃出正常的知识传播系统的。正是因为儒家和新教育系统之间的断裂造成了儒家在现代中国人知识体系中的地位的日益降低，最终使儒家失去了他的基本的信仰的群体。

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颁布了“兴学诏书”，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并要求“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4]1902年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建立学堂和国民通识教育体系。清末的教育改革显然并不只是单纯的将书院改为学堂，而是从教育宗旨到教育内容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虽然一直要到1905年废除科举，这种变化才有了质变。

在1902年，颁布具有近代意义的《钦定学堂章程》的时候，当时科举虽有所改革，但并没有被废除，所以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还是主要的教育内容。《钦定蒙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规定：蒙学堂之宗旨，在培养儿童使有浅近之知识，并调护其身体。直接与儒学有关的课程有修身和读经。如规定的修身内容是：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

而从必需阅读的儒家经典来说，第一年是《孝经》和《论语》；第二年是《论语》和《孟子》；第三年是《孟子》，第四年是《大学》和《中庸》。当时每周按十二天计算。修身和读经时间为所有课时的三分之一弱。（第三、第四年每周的修身课由每天一小时减为隔天一小时。）

《钦定小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第一节规定：小学堂之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小学也设修身和读经，寻常小学校的与儒家思想直接有关的课程。高等时间也大体占所有课时的三分之一。其中修身课以《曲礼》和朱子《小学》为依据。读经则是第一年读《诗经》，第二年《诗经》和《礼记》；第三年是《礼记》。高等小学堂的读经和修身时间有所减少。课程安排上，每周（12天）每三天中有一天是修身和读经两小时课程，其他每天有一小时的读经课。课时占总课时的由蒙学堂的1/3减少至2/9。读经的内容则进一步深化，第一年是《尔雅》、《春秋·左传》，第二年是《左传》；第三年是《公羊传》、《谷梁传》。

而在第二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学章程》中，对于课程安排和读经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所占课时也有所提高。

如当时的初等小学课程设立有：修身（每周2小时）、读经讲经（12）、中国文字（4）算术（6）、历史（1）、地理（1）、格致（1）、体操（3）。每周共30小时，其中修身和读经占14小时。并规定：“现在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五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

第一年，每日约读四十字，共读九千六百字；

第二年，每日约读六十字，共读一万四千四百字；

第三、四年，每日约读一百字，共读四万八千字；

第五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二万八千八百字。

总共五年，应读十万零一千八百字；除《孝经》（二千零十三字）、《四书》（五万九千六百十七字）全读外（共六万一千六百字），《礼记》最切于伦常日用，亟宜先读。惟全经过于繁重，天资聪颖学生可读江永《礼记约编》（约七万八千字），其或资性平常，或以谋生为急，将来仅志于农工商各项实业，无仕宦科名之望者，宜就《礼记约通》择初学易解而人道所必应知者，节存四万字以内，俾得粗通礼意而仍易于毕业。”[5]

高等小学的课程有：修身（2）、读经讲经（14）、中国文学（8）、算术（3）、《中国历史》（2）、地理（2）、格致（2）、《图画》（2）、《体操》（3）。每周38小时。

并规定：“现在定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四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每年应读二万八千八百字，四年应共读十一万五千二百字。除《诗》（四万零八百四十八字）《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易》（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全读外（共九万二千四百十七字），合《诗》《书》《易》共九万六千八百五十四字，余暇甚多，易于毕业”。

《钦定中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第一节规定：中学堂之设，使诸生于高等小学卒业后而加深其程度，增添其科目，俾肆力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中学的课程设置有：修身、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学、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但修身和读经所占的课时较之小学大大减少。中学分四年，头两年每周37小时，后两年每周38小时。修身和读经的课时均为每周5小时，而外国文则占每周9小时。

次年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中对修身和读经有更具体的说明。读经时间也略有不同。“现在所定的读经讲经钟点，计每星期读经六点钟，挑背及讲解三点钟（间日背讲一次），合计九点钟；另有温经钟点，每日半点钟，在自习时督课，不在表内。

因学生皆系高等小学毕业生，故应读《春秋左传》及《周礼》两部，每日读二百字，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应读四万八千字，五年共读二十四万字。计《春秋左传》（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周礼》全本（四万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合共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一字。若用黄叔琳《周礼节训本》（约二万五千字）则合计不过二十一万三千余字，尚有余力温习。”

《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规定：高等学堂之设，使学生于中学卒业后欲入大学分科者，先于高等学堂修业三年，再行送入大学肄业。

在1903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将高等学堂的学科分为三类：“第一类学科为豫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治之；第二类学科为豫备入格致科大学、工科大学、农科大学者治之；第三类学科为豫备入医科者治之。”

这三类学科中，人伦道德和经学大义这两门与儒家思想直接的课程作为公共课在每周36小时中占3小时，均低于外语课的课时量。人伦道德课主要内容是“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经学大义则第一年讲《钦定诗义折中》《书经传说汇纂》《周易折中》。第二年讲《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第三年讲《钦定周礼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节指出：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在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指出；大学分为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其中经学分十一门：周易学门、尚书学门、毛诗学门、春秋三传学门、周礼学门、仪礼学门、礼记学门、论语学门、孟子学门、理学门。但考量其他七科的课程安排，我们并不能发现有专门的涉及儒家思想的训练课程。即使是文学科中的中国文学门中，所关注的也是经典的文法而非义理。

学生毕业之后的安排直接关系到教育体制是否由传统的以培养官员为目的转变为职业培训和科学、人文教育。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四章《学生出身》专门就由科举向学堂转变之后的学生学成之后的安排作了说明。“恭绎历次谕旨，均有学生学成后赏给生员、举人、进士明文。此次由臣奏准，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学生卒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而小学毕业则给予附生文凭，中学堂毕业给予贡生文凭，高等学堂毕业给予举人，大学堂毕业生则“侯旨赏给”进士。

而已经是进士的人员，则可以去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馆”，三年毕业后“有教习考验后，管学大臣复考如格，择优保奖，予以应升之阶，或给予虚衔加级，或咨送京外各局所当差，统俟临时量才酌议”。师范生由给予奖励，师范四年毕业后，经考核“如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6]

1906年废除科举之后，新的学部成立，对教育宗旨作了重新的界定，这个新的教育宗旨分为两类五条，第一类是“忠君”、“尊孔”；第二类是“尚公”、“尚武”和“尚实”。而从《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对于这些条文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中体西用的色彩。如对于“忠君”就是要“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涤风雨飘摇之惧。”这样就会使在当时已经不可收拾的“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所谓“尊孔”则是要让学生在儒学的熏陶之中，“以使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7]但是从尚公和尚武等条文虽然其解释的依据依然是从儒家的经典出发，但已经明显与传统的儒家教育观有一定的距离，而是更有着时代性，并带有明显的西方教育观的影子。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已经不再作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随之，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连带着教育的制度和课程的设置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1911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就明显是针对1906年的教育宗旨而发的。他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很显然，新教育观体现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称学堂为学校，令上海各书局将旧存教科图书暂行修改应用，并令废止读经，并禁各校用《大清会典律例》等。当年五月，又由教育部宣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条文很多，对于学校和教科书特别提出：“（一）各项学堂改称学校；（二）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民国宗旨。前清学部宣布所颁及民间通行教科书中有崇清及旧时官制避讳抬头字样，应逐一更改。教员遇有书中有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并指报教育司，或教育会，通知书局更正。（三）师范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8]

1912年9月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在第一章《总纲》的第一条中指出：“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在11月颁布的《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与儒家有关联的是修身、国文和历史。在《教则》中对这几门课的教育目的作了说明。

“第二条：修身要旨在涵养儿童之德性，导以实践。初等小学校，宜就孝悌、亲爱、信实、义勇、恭敬、勤俭、清洁诸得，择其切近易行者授之；渐及于对社会对国家之责任，以激发进取之志气，养成爱群之精神。

高等小学校宜就前项扩充之。

对于女生尤须注意于贞淑之德，并使知自立之道。

教授修身，宜以嘉言懿行及谚辞等指导儿童，使知戒勉，兼演习礼仪；又宜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俾具有国家观念。”

1915年起，启蒙教育又分为国民学校和高等小学校。但在教育宗旨和课程设置上并无大的变化，国民学校和高等小学校的修身课的内容与1912年的基本一致。唯一值得指出的是在1915年的课程设置中，均加上了“读经”课。如1916年1月颁布的《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中指出：国民学校学生的“读经要旨，在遵照教育纲要，使儿童熏陶于圣贤之正理，兼以振发人民爱国之精神。宜按照学年程度讲授孟子大义，务期平正明显，切于实用，勿令儿童苦其繁难。”同时颁布的《高等小学校令实施细则》，指出“读经宜照教育纲要讲授《论语》”。而在同年10月颁布的修正稿中，均删除了有关读经的条目。

1912年9月，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公布了中学校令，明确指出：“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而在同年12月公布的实施细则中，对于传统意义上与儒家有关的课程“修身”课作了如下规定：“修身要旨在养成道德上之思想情操，并勉以躬行实践，完具国民之品格。修身宜授以道德要领，渐及对国家社会家族之责务，兼授伦理学大要，尤宜注意本国道德之特色。”其课时均为每周1小时，在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中，对四年中的修身课内容作了更具体的说明。第一学年，讲授：“持躬处世，待人之道”。第二学年“对国家之责务，对社会之责任。”第三学年：“对家族及自己之责务，对人类及万有之责务。”第四学年：“伦理学大要，本国道德之特色。”虽然很多内容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但是可以明确看出，在避免使用儒家的标识。但对于外国课则是一如既往的重视，中学四年，外语课则是每周6小时。虽然当时另公布了针对女生的时刻表，但只是有一些小的差别，并不影响本文所要推导的结论。

1912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学令，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13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原有的经学科没有了。有关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我们可以在哲学门中的中国哲学类、国文类和中国史类中找到。当时列入课程表的儒家经典有：列入中国哲学类中的《周易》《毛诗》《仪礼》《春秋·公、谷传》《论语》《孟子》。列入国文类有尔雅学等。列入中国史类的有：《尚书》《春秋左传》等。原来将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机构称为“通儒院”，这时也已经改为“大学院”。学生从高等学校毕业授予相应的学位。

从上述教育宗旨和课时变化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废除科举之后，儒家的价值观和儒家经典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越来越找不着自己的位置，最终随着民国建立——儒家制度的合法性的消失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空间，大学以下的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课，即使是大学里的有关儒家经典的内容，也已经是作为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学的文献，已经完全“非经学化”了，只是作为众多知识中的一部分，只是众多课程中的一门。由此，运行了一千多年以察举、科举等选举制度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儒家传播体系，也终于因选官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建立而宣告中断。

虽然《剑桥中国晚清史》对于废除科举之后的教育内容是否有实际的变化持怀疑态度。[9]他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是（1）由于难以找到合格的老师，如1909年，在教初等小学的教师中，有84%的人有传统功名，他们难免会按传统的旧课程上课。（2）几乎所有私立学校均由绅士开办。（3）制度中保留了尽量多的旧东西。如学堂毕业授予相应的功名和对于留学生的奖励办法都能明显看待这种连续性。

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理由的重要性，例如前面所列举的新学堂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由于教师和资金的问题在具体的操作中可能出现的变样。同样，我们也必须正视习惯的力量，因为很多人依然是以科举的心态来对待新教育的。这可以从众多的学生钟情于法政科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并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以致于社会上更欢迎那些学徒而非学生。但我们不能否认废除科举和建立新学堂所造就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体系。

随着模仿西方的教育制度的建立，从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逐渐变成教育的核性内容，并形成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巨大的“惟科学主义”，这使得以儒家为核心的人文知识被日益挤到边缘性的位置。其实，当西学被冠之以“新学”的时候，我们已经隐约能感觉到在新式知识分子那里，儒学已经被视为“旧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难以承担保国保种的任务。而作为新学之代表的科学，几乎成了新的迷信。

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之下，新学堂所采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外国教才的翻译和改编，[10]而当时的教员也请的外国人，主要是日本人。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便是随着这些新的教科书的使用而流传，当然西方的地理概念、男女平等思想、进化论观念、民主观念也随之而深入到新学生的内心世界，而中国本土的知识似乎是无关紧要的。[11]如胡适回忆他小时候的学习生活时说：“二十五六年前，当我在上海做中学生的时代，中学堂的博物，用器画，三角，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往往都是请日本教员来教的。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武昌，成都，广州，各地的官立中学师范的理科工课，甚至于图画手工，都是请日本人教的。外国文与外国地理历史也都是请青年会或圣约翰出身的教员来教的。我记得我们学堂里的西洋历史课本是美国十九世纪前期一个托名‘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开卷就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接着就说‘洪水’，卷末有两页说中国，插了半页的图，刻着孔夫子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这是二十五年前的中国学堂的现状。”[12]

即使在农村和集镇的初级学校，教师的状况一方面由于不断的新学生的毕业而有所改变，同时旧绅士也经过适当的培训逐渐改变了他们的观念，或者说他们也开始接受新的观念。 杨懋春的回忆可以作为佐证。他说“当时（1915年）县政府在其辖境内每一较重要或中级以上的集镇上设一公立模范小学。校舍多是镇上的庙宇、祠堂，或其他不被使用的公私宅院。管理员（或校长）是由地方人士公推的绅董。教员是县政府聘请或委派者。教员的资格多数是由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年龄在廿五到卅五岁之间。也有不少是清末科举制度下的秀才，后在县立或省立师范讲习所进修两年者。这类教员的年龄多在五十岁左右。模范小学的课程都是新的，包括国文、算术、博物（或常识？）、修身、劳作、音乐及体操。国文与算术两科份量最重，教学时数也最多。其次是修身。年轻的老师也会注重音乐。爱国情操浓的老师也多用体操课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要学生练习军操，一备长大后，从军保卫国家。因为那时候以日本为首的列强正想瓜分中国。”[13]

而在公费教育力所不及的地方，教会学校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近代的教育体系中，教会学校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充分加以关注的。

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新教育培养的就是旧制度的敌人和旧传统的解构者，就在科举废除后的五年，清政府便崩溃了。十年后，以彻底清除中国人观念中的儒家遗存而为西方的观念腾出空间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虽然不能将儒家传播体系的崩溃和中国的发展加以简单地联系，但是儒家逐渐失去了它所固有的依存物，而变成无根基的状态，则是其“花果飘零”、“收拾不住”的主要原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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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史稿·职官志》，规定，有关学校贡举之事，由仪制清吏寺负责，他们“掌嘉礼、军礼。稽彝章，辨名教，颁式诸司。三岁大比，司其名籍。四方忠孝贞义，访懋旌闾。”

[2]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9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

[3] 《光绪朝东华录》，5676页。

[4] 《光绪朝东华录》，4719页。

[5] 《奏定初等小学章程》（1903）

[6] 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55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

[7] 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22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

[8] 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242页，群联出版社，1953年

[9]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440-4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0] 对于教科书的有关内容可参考《西学东渐和晚清社会》中的教科书新貌一节，见该书663-6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有留学生翻译日本教科书的详细材料，也可参看。

[11] 有人评论说，新知识者是用旧知识者崇拜尧舜禹的态度来对待西方的知识的。参见Yi.C.Y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 P371，the Uni.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12] 胡适：《悲观声浪里的乐观》（1924），载《胡适论学近著》，389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 杨懋春：《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的演变》，89-90页，台湾巨流出版公司1980年。

2003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