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敬宗宝历二年冬，白居易因病辞苏州刺史之职，返归洛阳，途中暂留楚州，留下了“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赠楚州郭使君》）的佳句。时隔千年，“淮水”一句俨然已成为当今淮安耀眼的文化名片。然而，若是细品，“山围”一句无疑更值得玩味：以今淮安地貌观之，除去西南百余公里外海拔不足九十米的盱眙山，基本是一马平川，“山围”一说从何说起？
或以为白居易诗歌乃文学创作，虚笔构之不足为奇，其实不然。正如瞿蜕园所言，“唐人多实地体察，故赋咏虽小事，亦颇足为博物之资。”（《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一）白居易自元和之后，诗名冠代，自不肯轻易在赠诗中落人以口实，更何况诗歌的赠送对象是熟悉楚州山川地理的地方长官。再者，“歌诗合为事而作”是其创作纲领，地理风物等客观事物本不必虚构，正因为如此，陈寅恪倡导“以诗证史”的方法和思路，即多以白居易诗为材料，并认为元白诗在一定程度上堪比史家记事之实录，是唐代社会风俗史的珍贵资料。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氏尤为重视把握诗歌之时间、人事、地理特点，在时空坐标中考察地域、人事，为“以诗证史”做了切实的示范。这或能为我们探求白居易《赠楚州郭使君》的创作情由提供探求路径。
首先，“山围雉堞月当楼”言楚州山阳城郭外有山，是否真有山？有！
宝历二年冬，与白居易同在楚州的还有刘禹锡，二人结伴北归洛阳，因风雪阻路、淮水结冰而滞留楚州。刘禹锡《岁杪将发楚州呈乐天》有“楚泽雪初霁”“风霜潜减威”二句，白居易《除日答梦得同发楚州》中则有“山雪晚犹在，淮冰晴欲开”之句，皆可为证。值得注意的是，白诗中“山雪”一句，同样提到了山，且山头积雪可视。那么，此山为何山？当是钵池山。其实，“山阳”城名中本就带“山”字，山之南为阳，这说明，城郭北面当有山。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云：“扬子江以北数百里平原，并无一山，而淮安府附郭名山阳县。……盖山以南为阳，县北有钵池山，为七十二福地之一，王子乔修仙处，地形较他处高数仞，非土非石，皆积砂所成，岂山阳以此得名耶？”如刘氏所言，曾为道教福地之一的钵池山正在城北，地近淮河，古时曾为名胜，至明清因黄河大水泛滥、冲刷而毁。白居易过楚州时，钵池山仍在。
其次，楚州城外是否有“山围”之势？没有。
钵池山虽有山之名，但实为一高坡而已。依刘廷玑所见，被冲刷后的钵池山仅较他处高数仞。晚唐山阳人赵嘏《忆山阳》有“家在枚皋旧宅边，竹轩晴与楚坡连”，今淮安“古枚里”近古淮水，赵嘏诗中的“楚坡”或即钵池山。又，由中唐诗人皇甫冉登淮阴南楼时言“沧波一望通千里”（《宿淮阴南楼酬常伯能》）可知，钵池山甚至不能遮断登楼人极目远眺的视线，遑论“山围”之势？
白居易少居越中，入仕后数度往还于江淮，对楚州地形当不陌生。那么，他为何以“山围”入诗？其中情由当与其赏爱刘禹锡名篇《石头城》有关，该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以“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对照之，会发现二者措辞与意象使用颇相近。两首诗皆有“淮水东”，当然此淮水非彼淮水；“女墙”“雉堞”皆指城上矮墙；二诗又同写到月照城楼之境。至于“山围”，金陵本就虎踞龙盘，群山环绕，刘诗用词恰切，符合金陵地势；白诗“山围”明显有因循随作的痕迹，概因《石头城》一诗给白居易留有深刻印象之故。该诗思接千载，首句以空中俯视之势，写城周山峦千古以来默默守护城池的静态，紧接着呈现潮打空城激荡循环的动态，“寂寞”二字以拟人之法赋予了浪潮和无言矗立的空城以灵性。前两句，动静结合，将江山依旧而朝代更迭的亘古历史循环写得空灵而又悲凉。三四句中的一轮明月，如精灵一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到来，它见证了数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同时也连接了石头城的古今时空，引人遐想与回味。
《金陵五题》乃刘禹锡于和州刺史任上所作，该组诗前有诗引：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欻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耳。
由诗引可知，白居易对刘禹锡《石头城》一诗甚为叹服并回味良久。另据刘、白二人在宝历年间的交游及行程大略可知，白居易吟赏《石头城》与其于楚州作《赠楚州郭使君》的时间相当接近。宝历二年冬，刘禹锡卸任和州刺史归洛。为弥补昔日未游金陵之憾，特至南京游玩，而后取道扬州，遇白居易，名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即作于此时。随后二人同游扬州半月始北上，经楚州，因霜雪滞留。鉴于此前刘禹锡新游金陵，《金陵五题》又是其得意之作，因此极有可能于此期间示之于白居易，白玩赏既久，诗意入心，形成了固有印象。至其于楚州赋诗时，言及“淮水东南”，即自然而然触发了对刘诗的印象而模仿之，加上钵池山于城郭近旁，于是遂有“山围”之句。
今言白居易赋诗为刘禹锡《石头城》所囿，或有存疑者，因自元和以来，白居易诗作流传既广，他颇以此自傲，且向来视刘禹锡为“诗敌之勍者”（《与刘苏州书》），于楚州赋诗又岂会受其左右？殊不知，如杨慎《升庵诗话》所言，“唐人诗句，不厌雷同，绝句尤多”，其举例即以刘白二人之诗为例。此外，刘白二人于楚州还同赋有题枸杞诗，刘禹锡诗有“根老新成瑞犬形”之句，白居易诗则云“不知灵药根成狗”。今存唐人咏枸杞诗与犬相勾连者，唯刘、白而已。二人中，又以刘禹锡熟习医药，知晓枸杞根的形状与药用，白居易始赖之得知，毫无疑问，此处白居易诗句仍为刘禹锡引导所得。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和郭使君题枸杞》中“山阳太守政严明，吏静人安无犬惊”句意，不久之后又被刘禹锡化用在了《美温尚书镇定兴元以诗寄贺》中，同样用来称颂地方官理政严明。如此看来，刘、白二人同为诗家，在创作诗词时既暗自角力，又取长补短，乃至互为借鉴，实属平常，而唐代诗人之气度胸襟亦可见一斑。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据《金陵五题》诗引，可知组诗是刘氏基于想象之作，为“不实”之诗，概与陈寅恪先生证史之诗的标准不符。然《石头城》实不负佳作之名，其意致空灵，格调疏朗深隽，颇得金陵古都风神内蕴，精于诗的白居易亦为之倾倒，纵与楚州地理形势稍违，亦仿写下“山围”之句。由此可知刘禹锡诗才之高，亦知诗之价值不唯其“实”与“不实”，所谓诗之“真实”当辩证视之、用之。
（作者：彭梅芳，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