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战略互惠”关系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全新定位的新时期，两国在更加宽阔的领域进行战略层面上的合作。由于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还存在不少分歧和问题，未来中日关系仍将充满不确定性。为使中日关系朝着构建“战略互惠”的方向发展，今后两国应该不断寻求共同利益，不断增加相互信任，在决定两国关系走向的重大问题上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

[关键词]中日关系、战略互惠

姜跃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小泉时代，中日关系因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建交以来最低点。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对华的“破冰之旅”使中日双方就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协议。2007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日的“融冰之旅”使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更加清晰。2007年底，日本福田首相对华的“迎春之旅”再次确认中日双方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方向，使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升温的新时期。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关系的战略选择和共同的努力方向。

一、“战略互惠”关系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

中日两国于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主要强调友好合作的“蜜月期”，80年代以经济合作为主导的“务实期”，90年代合作与摩擦同时上升的“碰撞期”，21世纪初首脑互访停止的“冰河期”和2006年以来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全新定位的新时期。“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着眼点和内容如下：

（一）建立战略共识

上个世纪末期，中日之间也曾就两国关系的定位进行过种种讨论，但无论从1972年9月29日中日发表的《中日共同声明》，还是从1978年8月12日发表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1998年双方发表的《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和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都未涉及“战略”字眼。2006—2007年，两国通过首脑互访，在“战略互惠”关系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应该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中日两国致力于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面的互利合作，全面提升双边关系，并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贡献。双方正式将两国关系定位于世界中的双边关系，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决定两国将从更长远的利益，更广阔的视野发展双边关系，为中日关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在此过程中，两国将相互获得并扩大更多的共同利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确立“战略互惠”关系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二）共谋深化合作

“战略互惠”关系突出强调的是两国在多领域、多层次“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在合作领域方面，具体提出“加强在能源、环保、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充实和完善合作机制”。“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共同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双方赞成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在开放、透明、包容等三项原则基础上促进东亚区域合作”。[1]“战略互惠”关系的确定不仅使双边关系的定位更加清楚，也对今后两国合作的具体内容和领域做出了全方位设计，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这是两国建交以来在加强合作方面达成的最全面、最具体的一次协议。在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基础上，2007年，中日之间展开了一系列合作项目，其中突出的有：成立了“中日节能环保商务示范项目推进委员会”，并举行了推进委员会会议暨中日节能政策司长级对话，就节能诊断、项目可行性调查、引进设备、示范工程项目四个方面继续寻求商务合作；在第二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上，双方签署了10个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项目。

（三）强化双边交流

“战略互惠”关系着重强调了两国扩大交流的重要性。在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明确写道，中日双方“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保持并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努力提高各自政策的透明度。扩大和深化两国政府、议会、政党的交流与对话”，并把“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列入其中。“公报”还强调：“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广泛开展两国青少年、媒体、友好城市和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和了解是加强两国关系的重要环节。在加强对话，增进相互理解方面，双方不仅启动了经济高层对话机制，增加了两国外交当局在安全、经济、国际问题等领域的磋商，同时增加了防务交流和人员往来。如2007年8月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日前后，中日军事交流出现了三个“第一次”：一是中国“深圳”号军舰访日开创了中日军事交流的第一个“第一次”，二是此前中方邀请日方于2007年9月派员赴华观摩“勇士—2007”步兵师进攻战斗实兵实弹演习是第二个第一次，三是中国军舰访日之前，身着军装的中国军旅艺术家在日本的舞台上登台献艺是第三个“第一次”。2007年12月中日第一次中日经济战略对话会议也在北京启动。

二、中日关系走势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2007年，尽管中日关系出现良好发展势头，但由于中日关系仍然处于历史性转换时期，复杂的内外背景仍将使中日关系走势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认识问题尚有浮出“水面”的可能。

长期以来，历史认识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两国国民情感和双边政治关系健康发展的症结所在。中方在这一问题上不会放弃一贯的原则立场，而决定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继续持偏右立场的社会土壤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战后日本在完成“赶超”欧美的经济目标得以实现之后，其国家战略开始转向追求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近年来日本国内“国家主义”上升，民族主义发展势头迅猛，谋求政治大国的愿望愈益强烈。为实现这一国家战略，日本政坛的主体思路仍然是甩掉“包袱”。尽管新任首相福田康夫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并在历史问题上的反省态度也比较认真，但是由于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皇国史观”仍有一定市场，否定历史、美化战争的言行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政府的认识和中日关系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中日国民之间对立情绪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第二，政经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分歧依然存在。

高层互访虽然打破了关系僵局，但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与台湾关系有增无减，推动日台关系不断升级，甚至有议员公开鼓舞、声援并协助“台独”势力进行分裂活动，这将对中日关系带来很大干扰。在领海划界、东海共同开发上，双方的主张存在着很大差异。由于东海开发问题涉及双方领土归属等重大战略利益，短期内很难达成协议，特别在日本新闻媒体的偏颇操作下，容易引起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冲动",不利于问题的合理解决。两国国民之间的对立情绪也难以在短期内平息。即使在双边关系较深的经济领域，日本对华进口也不乏歧视性做法，尤其是在农业领域表现出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构筑非关税贸易壁垒，严重违反平等互惠原则。例如针对中国农产品的“肯定列表制度”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日本政府规定对799种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设定总计达54782个残留标准，是原标准的5.8倍；对没有设定标准的，将执行“一律标准”，即含量不得超过0.01毫克/千克，几乎为现有仪器的最低检测限度。这些极其苛刻的规定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直接对中日经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日本对华戒备心理也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作为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日各有所长，各自具有的优势在长时间内都无法替代。中国的发展潜能和市场优势，日本在金融和IT方面的优势，两种优势相加，对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产业的升级和防范金融风险显然具有极大的推动力，将从不同方向带动东亚合作的发展。然而，在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问题上，近年来中日两国分歧不小，中国主张以“10+3”为主线逐步推动区域合作的进展。日本则主张以“10+3+3”为框架加以推进，其增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来平衡中国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作用的意图不言自明。日本防卫省智囊机构在日前发表的《2007年东亚战略概观》中，呼吁“对中国试图主导东亚”要保持警惕；[2]外务省在《2007年外交蓝皮书》中认为中国军事存在不透明现象。[3]这些表明日本当局对中国发展存在着深层的战略疑虑。

第四，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还需要一个调试过程。

近年来，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背景是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这一客观背景是不会因首相更迭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战后，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经济奇迹，是战后西方经济中不可多得的“优等生”。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进入长达连续十几年的低迷期，使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过近30年的高增长，实力明显上升，并与国际经济的融入度不断加深，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大有赶超日本经济之势。这一实力对比的剧烈变化，让自1867年“明治维新”以来始终处于亚洲领先地位的日本缺乏思想准备，日本决策层和普通公众很难接受。日本某些政治家既看重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希望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获得实惠，又对中国的发展心存疑惧，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威胁到它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既有地位和利益。这种复杂心态导致日本的对华政策表现出空前的矛盾性。

第五，日本国内对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并未达成共识。

日本在经济崛起之后正在追求政治崛起，而中国作为政治大国正在追求经济现代化。中日两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各自的战略目标。但是中国对日本追求的战略目标不会完全认同，而日本也对中国追求的战略目标也不完全清楚。尤其是在日本国内对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持怀疑者不乏其人。日本政界有些政客甚至认为中日关系难有“战略”合作，相反却存在巨大的和潜在的战略冲突。

三、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努力方向

要使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今后两国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共同努力。

其一，拓宽视野，不断寻求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

中日两国互为邻国，决定了两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有着很多共同利益。这些利益需要两国共同努力和配合方能实现。不可否认共同利益的背面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但冲突双方一旦选择合作，冲突就可能转化为共同利益。互利互惠和共同利益是中日关系长期稳定的基础，也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双方确定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前提下，如何更多地看清两国共同利益，并引领两国国民为扩大共同利益而努力是两国决策层的明智选择。中日同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中国是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应从经济建设总目标出发，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各种先进技术资源，加速发展自己。日本作为处于后工业化社会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科学技术等方面均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有市场容量有限，产业结构调整等种种问题。在未来两国的经济合作领域，应着重强调共同利益，为实现双赢而开展务实合作。在能源问题上，中日两国同为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安全是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确保油源和海上油路的安全，实现稳定的能源供应；妥善处理大陆架争议，推进石油和天然气的共同开发以及在节能和新能源开发等方面都是双方共同利益之所在，可以更有效地加强互惠互利合作。在经贸关系上，从2004年起，中国大陆加香港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2007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360.2亿美元。[4]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如何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进一步提升两国的经贸合作，攸关两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更是涉及两国共同发展的共同利益。在地区合作问题上，两国在东亚地区面临一系列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需要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可见两国在许多领域和广泛的区域存在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远远超出彼此的对立和分歧。

其二，加深交流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作为战略合作双方，互信是基本要求，也是深化合作和实现互惠的前提条件。然而，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相互缺乏充分的战略互信。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战略互惠”这一新的定位从字面落实到实践中是摆在今后中日两国面前的共同课题。在日本看来，中国是“共产圈”国家，政治制度、行为方式、价值取向都与日本有很大不同。本来中日两国由于存在着历史认识、台湾问题、东海争端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且要全面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如果两国之间缺乏信任，别说是两国之间存在各种问题，即使没有这些结构性问题也会由于互不信任而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极其重要的。不仅要增加两国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更需要增加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尤其是在目前两国国民之间对立情绪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大包括民间在内的各个层次的交流力度，使各种层次的交流机制化、规模化、恒常化，才能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培育两国人民的亲近感，从而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

其三，坚持耐心对话，冷静处理东海争端。

中日两国在此问题上存在分歧是客观事实。中国方面认为，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东海海底的地形地貌结构决定了中国大陆领土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沟。该海沟是中国大陆自然延伸的陆架与日本琉球群岛的岛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所以在冲绳海沟中国一侧应该属于中国所管辖的专属经济区。而日本则强调日中专属经济区的界限应该以日中两国海岸线的“中间线”为界限。东海争端不仅有关能源归属，其实质是海权归属和领土争端等深层次问题，需要两国的耐心与智慧。为妥善处理东海问题，中日双方应该按照目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即作为最终划界前的临时性安排，在不损害双方关于海洋法诸问题立场的前提下，根据互惠原则，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较大海域进行共同开发，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目前双方已经决定提高对话级别，进行更加深入的具体合作方案出台之前，两国政府和职能部门应以中日合作大局为重，谨慎处理有关东海的相关事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其四，从全球格局着眼，考虑地区合作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里，亚洲特别是东亚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愈益密切和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显著增强，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提上各国议事日程。历史上日本的东亚合作政策主要是顾忌美国。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的各种区域合作倡议大多圈定于“太平洋共同体”、“环太平洋经济圈”等超越东亚地区的框架。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不断壮大和东亚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的不断上升，日本开始意识到东亚经济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深知强化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日本自身发展的利益所在。然而，随着近年来“10+3”合作的进展，尤其是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即开始从积极推动变为消极怠工，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担心中国在地区坐大。日本积极主张东亚合作应在“10+3”之外加入澳、新和印度三国，其主要意图是借此制衡中国的作用。中日韩是东亚经济的重心，但从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过程看，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国家完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而三者之间的自贸区谈论仍旧停留于学者之间，中日之间的自贸区谈判更是没有时间表。为两国在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和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取得进展，以及在未来国际经济竞争中居于主动，中日在这一问题上需要真诚合作，否则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容乐观。

中日建构“战略互惠”关系合乎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只要双方坚持正确方向，审慎而妥善地对待和处理相互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能落到实处，并有着宽广的前景。

注释：

[1]《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人民日报》2006年10月08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891940.html

[2]日本防卫研究所《东亚战略概观2007》第1章中国の東アジア協力戦略―主導権の確保を目指して。

http:/www.nids.go.jp/

[3]《2007日本外交青书》中国形势部分“中国は、海空戦力·戦略ミサイルを中心に軍事力の近代化を進めるとともに、他国との軍事交流を盛んに行っている。18年間連続して10%以上の伸び（2006年度公表値）を示す国防費の内訳や軍事力近代化に不透明な部分があることが注目されており、日本は日中安保対話等、累次の機会を通じ、より一層の透明性向上を中国に対して求めている”。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7/html/framefiles/honbun.html

[4]中国海关2008年2月28日公布的数字。http://www.customs.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