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世界影响

新冠疫情下的世界形势，是处在疫情前形势发展延长线上的。疫情的冲击使之变形，或是持续、强化、加速，或是中断、减缓甚至逆转。总的看，受疫情影响，“百年大变局”进程加快，大国力量对比演变加速，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多边机制变革需求上升。疫情最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改变世界，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有多长、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而且，冲击必定是不均衡的。

在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中，首先是东亚的发展、全球重心东移的加速。其次，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相对其尚不完善的公共卫生条件和经济社会水平而言，防控疫情及重振经济的效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明显，疫情带来不同“梯队”内部的分化，它广泛涉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等力量”国家的分化。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目前惟一被确认今年将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此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6月的预测，还有越南、埃及、肯尼亚等约30个国家将实现正增长。

“分化”，是早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出现的长期趋势。北美、欧洲以外人口占世界85%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经济表现良好，贸易实力增强，城市化进程加速。疫情暴发以来的事实进一步说明，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率先摆脱疫情、重振经济，如越南、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迪拜、新加坡甚至孟加拉国等。同时，作为防控疫情表现欠佳的国家，在全球新冠病毒相关人均死亡病例数据排名中，欧洲、美国占据了前10名中的六位。基于疫情防控与经济重振的密切关联性，从疫情后趋势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存在一些有利条件，如全球经济更加数字化、更加多极化、更具流动性。还有，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更年轻，这不仅有利于降低人均死亡率，也有利于经济增长。

疫情后的世界可能将更加无序，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围绕未来世界格局、国际秩序的前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预测，如“新冷战”“两个半球化”“G0时代”“战国时代”，等等。疫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竞争，但对未来格局、秩序而言，中美关系是关键、但非惟一的因素，欧洲、日本、俄罗斯同样重要。

“第二梯队”中的日本

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这源于日本经济对外部发展环境的高度依赖，也是由于疫情暴发与日本景气周期的下沉形成了叠加效应。2019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开始明显下滑，长达71个月的“安倍景气”宣告结束。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GDP下降3.4%，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进入“技术性衰退”。第二季度更是下滑27.8%，降幅创二战后最低纪录。第三季度以来，日本经济恶化的程度有所减轻，但反弹力度疲弱，实际增长率预计在－6%左右。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日本的打击更为深重，国民士气、国际形象受到影响，直接、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疫情还导致了日本的制度危机感。在国内政治上，疫情加剧了安倍执政的颓势与困境，最终酿成自民党政权更迭。但是，疫情也反向激发了日本的“综合战略活跃度”，借助外交弥补硬实力不足的趋势更加明显。

世界范围内，伴随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力量增长的分化，将出现“上中等力量”的下移和“下中等力量”的上移，“中间力量”群体呈现数量增多、范围扩大的趋势。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加拿大战略学界就提出，为免受大国过度竞争的影响，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第二梯队强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日本及韩国等国家站出来，超越以往经由美国建立起来的中心—辐射型关系，采取更具实质性和有组织的方式，更多展开合作，稳定全球秩序。早在疫情暴发之前，日本政界、战略学界的类似声音就已明显上扬。

日本无法做到对华“脱钩”，现实中也没有这样做。“脱钩”论至少说明迄今为止彼此是“挂钩”的，而“挂钩”体现的利益交织是带有两面性的，它既是谈判的筹码，也是从根本上维护稳定的工具。冷战时期核武器的出现使世界维持了“恐怖的和平”，而今天世界更多是靠利益相互维持的，这是一种“质子的变异”。日本更是如此，受国情限制，其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挂钩”的重组。4月初日本政府出台资助在华企业回撤政策后，到5月底首批报名申请截止，共有90家企业提出申请，57家获得资助。7月底第二批申请截止，共有1670家在华企业申请撤离。2014以来在华日企回撤比例每年在2.8%至3.5%之间。假设1670家申请企业按第一批的比例获得资助，前后两批撤出的企业占全部在华企业的比例将是3.5%强，并没有大幅超出以往。

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间，全球贸易增速较之前10年就已放缓了一半，调整早已势在必然。疫情下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所上升，但“跨越国界的思维”不会消失。甚至，疫情反而强化了各国要协调合作的认知。在这种前提下，生产链、供应链的调整既是必然的，也是企业合理化运营的一部分。

中日应当一起做些什么

即使民主党上台，美国对华政策也回不到2013年以前，其方式手法可能有所不同，但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奉行更强硬政策是必然的。同样，民主党的同盟政策也回不到“特朗普以前”。“美国优先”原则并不是特朗普的专利。中日在不少方面面临同样的挑战，中日关系应当尽量保持稳定，同时通过加强合作为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一些确定性因素。

一是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双边层面，应在传统的贸易、投资合作外广泛拓展合作空间。如日本曾提出“Society 5.0”即所谓“超智能社会”概念，而中国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彼此存在合作潜力。在多边层面、第三方视角，安倍首相2018年访华时曾建议两国建立共同援助第三方开发的合作机制，此后又提倡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与“一带一路”对接。这些都有共同深入探讨的必要，其中一些不排除未来合作的可能。

二是切实管控好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今年3月以后，日本国内围绕中日关系的消极言论有所上升，中日之间信任赤字问题更加突出。构建互信，转变观念、深化认知很关键。日本著名媒体人池上彰在与美国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进行对谈时的一段话给人以启发。近年来他几次访问非洲，“无论是在苏丹、南苏丹、肯尼亚还是乌干达，所到之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援助的强大存在”；“在苏丹，最初由日本人援助的项目被中国接管，建成了漂亮的公路。而当地的日本人告诉我‘中国人帮助修建了基础设施，这没什么不好的啊，日本也可以利用这些路开展经济活动啊，我们应该改变思路了’。这真的让我大彻大悟”。

三是从历史、文明的高度认识中日关系、理解亚洲的崛起。疫情防控过程中，东亚体现出了一定的“文明共性”，它明显有别于西方的社会、政治规范。这值得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深入思考。面向未来，中日关系的关键似乎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2017年以后改善向好的势头是否应当维持下去？确立的目标方向是否应当坚持？第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第三，中日将怎样共同为疫情下、疫情后世界和地区的稳定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23期；作者杨伯江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