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可以轻易地放松货币。经济增长很重要，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有很大的潜力，但不能通过松货币去促增长或者保增长，而是应依靠其他措施比如结构政策、制度变革等。

（1）“输入性通胀论”似是而非

输入性通胀论在国际商品价格和国内通胀率之间画上等号，然而国际市场上油价、粮价基本相同，各国通胀率却大相径庭，说明这一理论大有问题。比如俄罗斯、伊朗都出口石油，不应该存在输入性通胀，为什么通胀率还是很高？日本、韩国100％进口石油，理应受到输入性通胀很大影响，为什么通胀率反而较低？同样是新兴经济体，巴西和墨西哥通胀率为什么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健区间内？此外，输入性通胀论的言下之意是，中国对通胀无能为力，除了“适应”没有其它办法。这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近年逐步显形的通胀，不是财政透支、滥发货币造成的，而是货币政策受制于汇率政策的结果。本来固定汇率在很多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建立必要宏观纪律约束不失为一种上选之策，但是2003年以来中国遇到的新情况是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率显著提升、美国经济与美元走软。固定汇率机制迫使央行被动增发了大量基础货币，当过多的货币未被对冲干净、并得不到利率政策遏制时，在中国经济体内就累积起资产价格飙升与通胀抬头的压力。真正“过热”的不是经济增长，不是投资，也不是个别产业部门，而是货币，即货币总量过多。过多的货币在经济体内“漫游”，冲到哪里哪里“热”。去年以来终于冲进CPI。

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还不仅仅是人民币升值问题。这类似于80年代的价格改革。对于当时歪曲的价格，一部分人主张调价格，一部分人主张放价格，这就是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人民币升值论就属于“调派”，即假设政府或者经济学家可以决定汇率。其实政府可以影响的是名义汇率，而实际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名义汇率不反映实际汇率，最后经济其他方面就要出问题。因此，目前不是人民币升值问题，而是整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问题，是涉及货币制度的问题。

（2）中国要争取独善其身

目前全球包括中国在内，都希望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强。这是现实而明智的考虑。但是也要准备美国经济和美元在相当时间内就是强不起来。最明显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服务业为主的发达经济，美国的房地产和金融两大部门发生了超历史经验的严重危机。客观衡量，可能不容易马上转回来。面临这一局面，中国应有更全盘的战略考虑：希望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强，这一点不放弃；但也要认真准备美元就是不走强、甚至趋势性地走弱。这样来看人民币汇率，就不仅是升值多少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脱钩与换锚的问题。这个课题，国青、卢锋教授组织的一个项目正在进行研究，有什么结果再向大家报告。

中国要争取独善其身，中国也有条件独善其身。首先，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了。

其次，中国有持续经济增长的潜力，绝对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我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都是服务业的生意。

再次，中国在能源方面也很有潜力。油价这么高，最不应该吓倒的是中国。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最后，中国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3）“松货币、保增长”不可取

目前有几件事情需要当心，尤其CPI走势不是那么可靠的。价格管制下的CPI所揭示的信息不够充分，不能真实反应通胀的情况。6月份，柴油价格每吨提高了1000块钱，这1000块钱的油价上涨还在消化之中。粮食问题的考验还在后面。现在都说夏粮丰收，但是丰收不一定有粮食供应，农民自己可以把粮食存起来。

所以，放松货币还是需要慎重。从长远看，货币是法定不可兑换的货币，背后没有贵金属做担保，唯一的担保就是政府的信誉，政府的信誉就靠政府的自律来支撑。迫于短期压力，在货币问题上松来松去，会损害政府的信誉。中国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已经是世界最高的。累积的货币投放一定会对一般物价产生影响，对此一定不能有幻想。

（4）靠什么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要客观地承认，现在还是一个蛮高的增长速度。80年代我到北京参加经济研究，当时经济方面的决策者觉得6%的增长已经蛮高了，超过6%就受不了。后来增长目标变成8%。再后来8%变成下限，变成要“保”的对象。在经济增长率10%时曾有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结果两年后经济增长率达到11%、12%，也就被称为“偏快”。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认为，其原因就是收入分配问题。企业、家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低，如果经济增长不到10%他们就感到很难受。

不过更要看到，经济确实在减速，并且减速区域分布不平均。过去增长猛的地区和行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出口部门，这次首当其冲。我认为关键是把增长与通胀压力放到一个盘子里来考虑。受治理通胀之拖累，增长总要减点速度，因为过去的超高速度里，有一部分就是货币过多的结果。为抑止通胀，货币供给从紧，那部分增长的速度下来，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政策方向不是保过去那样的高增长，而是应注意减速不要过快，要给中国经济这个快速猛跑的巨人一个调整适应过程，给特别困难的地区和行业提供必要帮助。

目前要有更灵活的结构政策。比如这次四川震后重建，用各地对口负责的办法就很好。各地花费去年财政收入的1％，帮助对口灾区重建——货币和财政总量都没有增加，但灾区得到很大的重建资源。

至于通过改革可促进的经济增长，更有巨大的可能性空间：A）减免进口税费，促进更平衡的增长。中国可以到世界上买很多东西，买了之后就可以更好的卖。现在很多企业都懂这个道理，但是进口税费高，进口相关服务跟不上，要在这些方面推动改革。B）开放民间金融服务，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松动货币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但中小企业有多少是靠大银行供款的？中小企业必须依靠中小民营金融机构提供服务。C）稳定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行业一定要进行房价和户型结构的调整，然后才能成为国内市场启动内需的一个主导性行业。D）开放粮食出口。现在国际国内粮食价差这么大，中国如果可以出口粮食，就能既赚取差价又塑造中国为解决世界粮食困难而做贡献的形象。又赚钱又赚名的好事情，为什么不做？用粮价刺激农民生产比用财政补贴要可靠的多，强度也大得多。E）采矿权公开招标。如果采矿权一百年不变并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再加上管理提升，完全可以在安全生产的条件下扩大中国煤炭供应。

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就是货币不要松；再坚持一下，同时用更灵活的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只要在短期压力面前松一松货币，什么结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都难以推进，因为根本没有动力和压力。

（本文系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4次报告会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