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曾国藩热”

近年来，随着有关曾国藩的个人文集资料与历史小说的大量刊行，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一股“曾国藩热”，曾氏的家乡湖南尤甚。在学术界，人们对曾氏的力量投入也日趋增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一股“热”的势头。社会上的“曾国藩热”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我们姑置不论。至于学术界之于曾国藩的研究，也许因为长期以来显得过于冷清，如今稍有力量投入，就给人以“热”的感觉，或者原本还有一种赶热闹的兴致掺和其中，均不足为怪。不管学术界之于曾国藩的规范性认识与刻板印象如何，具有理学家之称的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作为身当中西文化冲突与国家利益冲突之前沿的中方一员，作为将乡贤魏源“师夷之长技”的主张付诸实践的第一人，他的言行及其社会影响与历史影响无疑都不乏深入研究的价值。欲期更好地把握个中价值及其历史位置，不仅光靠赶热闹的兴致还不行，而且单凭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研究力量也不够，还有待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史、科技史、教育史等领域的“方面军”携手努力。因为他的言行空间似乎还不是如今某些单个研究者的学术视力或知识结构所能容纳和驾驭的.

就历史人物而言，史学工作者所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一些智商不凡者和言行出类者，是为史学研究不乏难度的症结所在，却容易为史学界所轻视。其实，在同这样的历史人物对话时，历史学之于史学工作者个人的素质要求是不低的。否则，就无法轻松自如地驾驭或“吃透”研究对象，“全面评价”、“如实反映”云云，便无从谈起。研究为后人留下1500余万言的曾国藩就大致如此。

有的学者担心现行的政策或政治气氛对于曾国藩学术研究不大有利，放手研究和如实评价曾国藩的学术时期还没有到来，实则不然。就史学工作者本身而言，既要适当考虑研究课题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又要适当保持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一方面，任何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外乎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各自的角度去探索和揭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途径与方法，或者提供相应的参照系数与学术启示。研究死人的最终目的也不外乎为了现实中的活人。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是发展的，现实生活与现行的政策往往是因时而异和变动不居的，而学术研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积累工作，它需要自身相应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否则，浪迹天涯，来去匆匆，便无积累可言。或如风吹浮萍，宁有底止！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史学界已不乏此类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只要史学研究者货真价实地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拖泥带水的以论带史出发，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史学成果总会对社会有用，总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实现社会价值。

如果要把曾国藩研究同现行政策联系起来，似乎也得不出现行政策对曾国藩研究不利的结论。这是因为：不管我们今天强调进一步改革开放也好，还是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也好，还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生命力，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也好，是批评“激进主义”还是批评“保守主义”也好，对充满矛盾的近人曾国藩都有深入研究之必要。今日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某些棘手问题甚至有些两难抉择，曾国藩在他所置身的历史时空里似乎也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他把某些经验连同教训和盘留给后人，而且还留下一串未完的答卷和诸多遗憾。

大概因为充斥着刀光剑影的近代风云离我们还很近，现实生活中还留存着许多近人的身影和足迹，我们不难感觉到近代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和人物都很重要，因而都在史书中大写着，倘若再过一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后，让我们的后代们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待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近代史，大浪淘沙，许多被我们看得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将被逐渐淡化，谈论和研究它（他）们的频率也将越来越低，或者不过在背景描述中偶尔提及而已。经过后人“过滤”所剩下的少数历史人物中，近人曾国藩也许榜上有名，他仍将是后人所要谈论和研究的话题，只是后人所谈论和研究的视角与价值尺度同今天的我们迥异而已。大千世界，人生苦短，一个人若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点点值得后人追述和经得起评论的痕迹都不大容易，这样的人物在芸芸众生中为数甚少。而以学术和镇压太平天国军功起家，率先仿制西式船炮、译介西方科技书籍，率先派人购进“制器之器”、手订留学生派遣计划的曾国藩所留下的历史痕迹似乎还不止一点点。就迄今为止的实质性的研究状况而言，较之众多学者潜心研究林则徐、洪秀全、左宗棠、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人物的人力投入和累累著述，现在似乎还不是担心或讥评“曾国藩研究热”的时候，如同现在还不是担心“李鸿章研究热”或“梁启超研究热”的时候一样。

二 、关于“功过分成”

就历史研究而言，在相对客观地描述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握历史的内在联系，理清其来龙去脉，这比我国学术界流行的“功过分成论”或“正面还是反面”，“肯定还是否定”（或曰“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之类非此即彼的整体性盖棺定论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个产生于复杂历史环境中的历史人物，至少当现实与历史的时空还没有适当拉开距离之前，似乎还没有必要急于寻找一个十分简单的整体性结论。既要避免把复杂的问题弄得简单化，又要防止将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这样的整体性结论也许很省事，但不一定科学，还是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为好。在具体分析之后，有时仍很难也没有必要综合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来。

有人提出，曾国藩是一个“功大于过”的人物，有的则强调曾氏“过大于功”，彼此之间争论很激烈。争论者都想说服对方，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功过分成法”自身的缺陷所致。断定曾国藩或者别的历史人物“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或主张“三七开”、“四六开”等等，此类结论乍看起来很精确，似乎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颇具科学性特征，实际上仍属意念支配下的主观估摸，是用经典力学的思维定势来对待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既没有找到也无法找到功过定量分析的客观尺度。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历史人物作用于不同时空，而且内容不同、类别乃至性质也不同的那些活动与事件是无法借用数学座标上的正负值来表示，无法通过加减计算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况且许多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往往是互相联系着的，有时还具有某种因果必然性甚至互补性。[①]如果以为历史人物的功过之间可以加减甚至可以抵消，那只是一种错觉，是科学主义对人文学科的束缚所至。这种错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害的。

通过具体研究，史学工作者如果能切实回答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大概就完成得差不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魅力与科学精神完全可以在回答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研究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却无法指望貌似准确而实属主观臆断的所谓“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之类简单结论去体现。当然，这并不排除具体研究之后，人们各自对历史人物形成某种整体印象，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作出某种整体估价的可能性。

顺便指出，自50年代以来，我国近代史学术界集中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史学前辈，他们的才识与学术功力都是相当出色的。遗憾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的学术成果同他们的才华似乎还不那么相称，其学术成就较之他们原本应该取得和能够取得的学术成就要少得多，这是无庸讳言的。尽管史学前辈们手中都掌握着引以自豪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但在他们中间，至少还不曾产生象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同行——已故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那样举世公认的重量级国际学术大师，至少还不曾有人象费正清那样将概述近百年甚至整整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的著述一气呵成，自成体系。似乎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在中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一流学者却在国外。造成近代史研究这种喧宾夺主的学术悲剧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同我国学术界过多地胶执于历史人物的功过定性与定量也不无关系，刻意追求所谓盖棺定论，造成不必要的智力浪费。个中教训，也是值得注意的。

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寻找一个盖棺论定，还不如说是通过单个人物的个案研究，揭示较单个人物的活动更为丰富的群体内容与社会内容，把握整体性历史场面与过程的内在联系，亦即知人论世。“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方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②]正因为如此，人物研究除了不能满足于简单的“功过分成”之争外，还应尽量避免局限于《奏稿》、《文集》之类个人文献资料而立论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倾向，因为即使仅仅判断一个人的历史功绩，也“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③]。至于知人论世，就更加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如果对史料的选择相对单调，研究视野相对狭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类研究结论就在所难免。更有甚者，有的研究者不是一味颂扬研究对象，就是把自己置于研究对象的辩护律师的位置，好象自己已经被研究对象的言行所感化和同化，好象只有颂扬和辩护方可突出自身所研究的课题的重要性。有些人物的研讨会俨然成了对历史人物的“追悼会”或“平反会”，把某些早已为包括原作者在内的学术同行们所摈弃的不适之论重新翻出来，振振有词地加以批判，似乎不是站在现有的学术基础上展开讨论，出现重复性的劳动。凡此种种，似乎都值得予以克服。目前学术界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或多或少地存在上述缺陷，在某种程度上实有“翻案”之嫌。

三、 关于太平天国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这一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是谁也不会否认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历史事实同研究和评价曾氏其他言行之间的关系。我既不赞同为了适当肯定曾国藩而忽视农民起义的历史正当性，甚至否定这场起义的某些历史作用，也不同意把曾国藩镇压洪杨起义军这个历史事实当作深入研究和全面了解曾氏的一个障碍或评价基调。

恩格斯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④]在君主专制统治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广大勤劳朴实的农民往往是在自身的生存都受到威胁时才铤而走险的，洪秀全振臂高呼之后的四方景从完全是“官逼民反”的一个结果。既然历史曾经赋予被压迫阶级造反的权利，史学工作者就没有理由忽视或怀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正当性和必要性。曾经去南京走访天国领导人的容闳在其后来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也认为：“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因为其“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

至于这场起义的历史作用，也许它并不直接体现在同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联系上（尽管后来居上的孙中山自诩“洪秀全第二”），但它能够体现在同洋务运动即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之发生的历史联系上，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不是洪杨起义军横扫东南半壁江山的雄姿彻底揭穿清朝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师的腐朽和无能，打乱原有的中央集权制与民族歧视的统治秩序，就谈不上曾国藩和他身后一批汉人督抚的迅速崛起，也谈不上“师夷之长技”方案的尽快落实。如果不是屡败屡战的曾国藩带着湘军的赫赫战功异军突起，欲期力排众议“师夷智”，其阻力必将更大。因而可以说，是金田起义后的时势造就了湘军统帅曾国藩，洪杨起义军有功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洋务运动之间具有某种因果联系，二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我们既没有必要为了适当肯定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而贬低被曾氏所剿杀的太平天国起义者的那一份历史作用，也没有必要把曾氏倡导的洋务运动同他双手镇压农民起义之举对立起来研究之。在肯定曾国藩之于洋务运动的开拓之功和批判其残酷镇压天国将士的阶级罪恶时，只有适当注意二者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才有可能确保历史描述与逻辑思维的连贯性。

不少学者强调：清皇朝已经腐败透顶，只能彻底推翻。而曾国藩助纣为虐，一味维护清皇朝的腐败统治，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将士，就无异于开历史的倒车，这是评价曾国藩一生事功的重要前提，不容含糊。对此，我们不妨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发展变化的观点和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三方面做一些具体分析。

首先，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是阶级的本能所驱使，主要还不是个人的好恶或举止得失所致。某些人镇压农民起义的阶级罪恶，似不应影响对他们某些有功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活动的具体研究和客观评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⑤]正因为如此，尽管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镇压钟相、杨么起义者时毫不心慈手软，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全面研究与评价。对晚清重臣曾国藩的研究与评价，亦当如此。倘若他们不去镇压农民起义，不去维护由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的“阶级关系”，那才不符合历史的常规，至少算是他们的失职，最高统治者是饶不了他们的。这大概也是历史无情的一种表现吧。

其次，从辩证法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选择区间里，不属于新生产力代表者的农民起义者一旦暴动成功，便可由昔日的农民或别的被压迫阶层或政治失意者一跃而变成同自己的起义对象并无本质区别的军功贵族或新式地主。对他们来说，农民阶级同贵族地主阶级之间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类问语既显示了起义者的气魄与胆量，也表露了他们的起义动机与理想归宿。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⑥]；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集团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革命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是随着革命的进展而变化的。任何真正的革命进步都要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也就是说，要求更清楚地认识阶级利益，更明确地划清各政治党派的界限和更明确地描绘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面貌；也就是说，要求以更加具体的、明确的、各个阶级的不同要求来代替一般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⑦]而对于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来说，在成王之后，他们自身的要求不外乎享受人间富贵，还有充其量象刘邦或朱元璋那样，尽快医治战乱之创伤，恢复农民的家园和生产。而成千上万的起义追随者或胁从者仍然是社会底层中的基本成分，他们所获得的最佳回报也许除了轻徭薄赋和廉政开明的许诺外，就所剩无几了。农民起义不可能给农民和历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东西。我们在评价洪杨起义集团的历史作用时，除了应当注意上文提到的起义本身之于洋务运动的某些促进作用外，更应从洪秀全等军功贵族的历时14年的所作所为及其为广大劳苦农民的生产生活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实际利益去考察，对曾国藩等人镇压起义将士这一“开历史倒车”之举所造成的实际危害也应在此前提下去认识和估价。

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太平天国起义之于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作用往往被不适当地夸大了。不少研究者常常忽略了以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来审视洪杨起义集团的全过程，以为只要始终替起义领导者洪杨集团说话，只要一味批判曾国藩之类镇压者，就是坚持站在被压迫阶级立场来主持公正的历史裁判。殊不知，当洪杨集团高高兴兴地在南京城为自己营造天国之后，他们就同广大被压迫阶级渐渐疏远、隔离甚至对立起来了。此时此刻，“兄弟”、“姐妹”之类甜蜜的称呼和《天朝田亩制度》之类鼓动性的承诺对于广大贫苦农民究竟有何实际意义？互相拼杀的新式贵族同清朝贵族与地主阶级之间究竟有何本质的区别？也许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一段告诫值得我们深思。他说：“据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思想家们习于轻信，他们总是把某一时代对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⑧]

第三、从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自中英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侵略者破门而入，中外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大敌当前，在天国起义者并无足够的力量甚至并没有集中全力去推翻清皇朝以前，后者毕竟还是作为国家与中华民族的象征与利益代表而存在着，旷日持久的内战并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是：就在天国将士同包括曾国藩的湘军在内的清朝兵勇殊死搏斗期间，俄国侵略者就趁火打劫，强占我国东北地区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英、法联军则悍然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将不平等条约再次强加给我国。既然内战本身是由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战争双方还不可能象传统帝制推翻之后的国共双方那样从民族大义出发，停止内战，携手对外，历史的法则就只能是通过较量，尽快结束内战，由胜利者去扮演中国早期现代化之领导者的角色，走“师夷之长技”之路。

如果一定要把曾国藩镇压天国将士一事当作深入研究和全面了解曾国藩的一个障碍，我们不妨根据唯物史观的某些基本要求，重点考察一下天国政权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与地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变成资产者”[⑨]的近代历史潮流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和把握，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不过，如果断言洪杨集团走的是一条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只因曾国藩辈的阶级罪恶，才断送了太平天国新政权的美好前程，也堵塞和毁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最佳出路，那是因为学者们过高地估计了起义者的本领，也误解了阅历特殊的洪仁玕的个人作品《资政新篇》所致[⑩]。

在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环境里，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即使曾经借助于农民起义的力量雄视中华的刘邦或朱元璋再世，也难免力不从心。何况较之刘邦或朱元璋，无论是胆识，还是才华毅力，太平天国诸王之首洪秀全都相去甚远。我们说洪秀全是一位蹩脚的农民起义领导者，他所创立的太平天国是一个蹩脚的新式王朝，此言也许并不过分。

证据确凿的史实大致可以表明，洪秀全一开始就不是以过人的胆识与才智取信于人，奠定其群龙之首的起义领袖地位，而是某些机遇甚至某些滑稽行为所致。颇有才华的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一带艰苦传教的过程中不厌其烦的神化表兄洪秀全，把他推上教主的位置，这在洪秀全个人乃至整个太平天国的创业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与其说洪秀全1837年落第归来的那场大病与“异梦”之于他的造反大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还不如说是表弟冯云山的无私臂助成全了他，帮他圆了这个“异梦”。外来的上帝观念同传教地区土生土长的“降僮”迷信习俗相杂糅，既体现了起义者的特色，也带来了诸多弊端和隐患。因为“天父下凡”的杨秀清和“天兄下凡”的萧朝贵既可以把“二兄”洪秀全捧上天，也可以随时把这位人间王首摔回地上。他们有能力把洪秀全神化，也有能力把他架空，甚至当众羞辱，随心所欲。

恩格斯说过，除了“原罪的平等”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调过。在新宗教的最初阶段同样可以发现的财产共有的痕迹，与其说是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不如说是来源于被迫害者的团结。僧侣和俗人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11]。在洪秀全等人督率的起义队伍里，“选民的平等”观念并非因为僧侣与俗人的对立而消失，而是它原本就不存在。“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12]之类平等意识顶多是从基督教的原罪平等观念和“奉天讨胡”的政治要求中派生出来。及至降僮巫术掺和其中，“四弟”可以扮演成“天父”耶和华，“妹婿”可以乔装成“天兄”耶稣，如此戏剧化的轮番表演，连形式上的兄弟平等也被搅乱和打破了，这个“上帝大家庭”还有“乱伦”之嫌。更为严重的是，一会儿是上帝的“次子”发号施令，一会儿又是“天父下凡”或“天兄下凡”，酝酿起义时就出现了教权的多元。在自成体系的中国君主制里，政权与神权、族权是统一的，君＝父，臣＝子，君权以至高无上的神权和族权为后盾，才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君臣父子之念根深蒂固，政局相对稳定。强调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国则恰恰不然。在洪杨起义者中间，政权与神权、族权不是统一的，而是脱节和矛盾的。在政权上拥有君王之位的洪秀全在神权与“族权”的规范里却不是“父”，而是子，不是君＝父，而是君＝子，而且连长子也不是。与此相反的是，天王之下的东王杨秀清借助于降僮术，却在神权和“族权”上拥有“父”的位置，不是臣＝子，而是臣＝父，连西王萧朝贵也获得“天兄”耶稣的特殊身份，可以凌驾于“二弟”之上。既然在政教合一的起义领导者上层的权力分配中出现政教二元和教权多元，政权的多元和诸王之间的内讧也就在所难免。不管洪秀全等人把上帝的故事改编和叙述得如何娓娓动听，小农出身的起义者虽不难共赴汤火，却很难同享欢乐，在政教二元和教权多元的体制下尤其是如此，彼此间的你争我夺和翻脸不认人不过迟早的事。可以说天京事变和天国的覆灭好象原本就是由起义的兴起所决定了的。对于起义者内部这种潜在的政治危机和隐患，无论是天王洪秀全还是节制其余诸王的东王杨秀清，还是早逝的冯云山或萧朝贵，他们都没有显示什么过人的见识和才具。好在经常喜欢扮演“天兄”的萧朝贵还谢世颇早，不然，天京内讧的悲剧也许更加复杂，更加没完没了。

翻开中国农民战争的史册可知，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志向远大的起义领导者象洪秀全一班人那样急于寻求享乐和腐化，自毁长城。大敌当前，他们不思勒紧裤带全力进取，而是贪图个人享乐，甚至穷奢极欲，较之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当为之扼腕叹息，切实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用批判的武器对待一切新旧权贵。即使刘邦或朱元璋生当此时，也会嘲笑天国的创业者没出息的。君不见，洪杨等人不准一般起义者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自己则妻妾成群，说什么“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13]，“天定多少听天”[14]。在洪秀全的天王府里，其有据可查的妻妾就多达88人，宫女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向起义者和广大群众强制推行“圣库制度”，实行军事共产制，自己则以公济私，占圣库和战利品为己有，大兴土木，一味追求豪华和奢侈，劳民伤财，怨声载道。规模宏大的天王府和东王府的营造究竟花费了多少钱财，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也许连王府主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正当战事频仍，前方吃紧，天王与东王的排场与阔气则依然无碍。洪氏出门时，抬轿效力者即达64人，为杨氏抬轿车也有48人，连两司马之类也有４个轿夫。后有关史料记载，“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者，斩首不留。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15]个中架式，无异于一批政治暴发户们在向社会渲泄自己的得意和寻求报复，似无出色的农民起义领袖或各类政治家的气质可言。我们这样说，似乎并未把洪杨等人贬低，因为事实终归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尽管洪杨等人在起义发动后不断对“兄弟”、“姐妹”们做过不少关于人间天国的承诺，曾使听者动心也使后世研究者动颜的《天朝田亩制度》的确包含着同“耕者有其田”之类美好愿望相似的理想蓝图，但是，“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16]

有的学者主张把洪秀全同曾国藩做一番比较研究，我倒觉得二者之间似无更多的可比性，所得结论似乎还说明不了某些实质性的问题，容易给读者以扬曾折洪的感觉。这是因为：论身份，一个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一个是这场起义的镇压者和晚清洋务事业的倡导者，二者的立场与旨趣截然不同。论学识，一个是虽亦迷恋科场却屡试不第的失意者，其实际文化素养也较差，还写错别字；一个是翰林出身的理学大家，不仅精通典籍，而且诗文俱佳，不乏传世之作。论治军治政之才与个人修身自律，二者之间相距更远。与其将洪秀全同曾国藩做比较研究，还不如将洪氏同前此的农民起义领导者刘邦或朱元璋做出适当的比较研究，后者之间虽时空距离颇大，只因属于同一类历史人物，彼此的异同也许更能说明一些问题，至少有助于弄清太平天国的悲剧中，哪些是货真价实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哪些属于洪杨集团自身的缺陷与失误所致？摈弃某些盲目谴责和盲目拔高之论。关于历史比较研究，我很赞同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发表的一个见解：“假如一个人看出当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枝笔和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在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的自然经济国度里，物质不灭定律表明少数人的富贵与享乐只能建立在多数人的贫穷与痛苦的基础上，“天国”之称只有对洪秀全一班人才具有实际意义，而成千上万踊跃投入或被迫席卷而随的普通农民在这个“天国”里没有得到多少实惠。1989年8月，我由两名湘南籍学生陪同，前往湖南江永县实地调查震惊全球的“女书”时，无意中找到一份题为《太平天国过永明》的“女书”唱词。这篇出自江永劳动妇女之口和手的“女书”唱词，应该说是有着多层资料价值和文化意蕴的，而它所表达的却是咸丰五年冬季的永明（即今江永）劳动妇女对擎旗金田５年之后的起义军的怨恨和亟盼清朝官军赶走起义军的心情[17]。值得我们注意。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问题，学术界至今还看法不一，是为正常现象。在列宁看来，以农民或别的劳动者、小业主为主体的暴力斗争，“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都又倒退了。所以倒退，是因为农民、劳动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过多次动摇之后，终于要倒退回去。”[18]列宁的论断是有根据的。至少洪秀全一班人定鼎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就可以表明，他们所营造的天国已经由一个农民政权逐渐转化成一个新式军功贵族政权，而且这个军功贵族政权还算不上一个开明的政权，只能算是一个吏治腐败较清期尤甚的劣质政权。且不说天京内讧和逼走石达开是怎样在天国诸王之间的权利争夺和洪秀全的拙劣导演下开始的，及至石达开出走之后，面对天国上下人心涣散，元气大伤的局面，已经集君权与神权于一身的天王洪秀全不是痛定思痛，励精图治，而是继续过他的宫廷糜烂生活，继续作他的宫廷诗[19]，沉缅于他的洪家小王朝里，把朝政大权交给他那不满10岁的外甥和两位比洪秀全本人还平庸的兄长，加上他的女婿们，以及虽有关于香港与西方世界的见识，却并无治国干才的迟来族弟洪仁玕等人，其任人唯亲可谓变本加厉。洪秀全以为滥封王爵便可维系人心，巩固洪家王朝，其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起义之初，唯有立大功者方可封王，而此时此刻，“广东跟出来，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银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20]。虽然也喜爱钱财声色却还颇有挥师任事之才的天国后期将领李秀成也抱怨说：“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此有钱银者，欲为作乐者，用钱到部，而又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得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愚庸而作栋梁”。因封王过多，“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图，人心由此两举而散天涯也。”[21]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开国君主象洪秀全那样既腐败又平庸。连当时的咸丰帝或慈禧太后也不曾显得如此无能。此类天国即使不败在湘军统帅曾国藩之手，迟早也会被别的围剿者或新一轮农民起义者推翻，殆无歧义。正如已故李时岳教授谢世前不久赐寄我的一份手札所提示的：“在两个封建政权中，历史的选择自然倾向于较开明者。太平天国既无力统一全国，也不容偏安，所以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看作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那么，何谓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最高峰”的标志何在？是因为它克服“流寇主义”所建霸业的时空范围超过了以往的同类先行者，还是因为起义领导者引进了上帝观念而摆出了学习西方的姿态？是因为颁发了集唐末黄巢起义以来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之大成的一纸空文《天朝田亩制度》，或者因为匆匆赶来的洪仁玕提出了既能体现他个人游历香港数年之后的思想与见识又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历史发展趋势相吻合的《资政新篇》，还是因为这场起义打击两千年来中国地主阶级统治的广度和深度与众不同？还是因为它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番弟”或“洋兄弟”有什么惊人之举？等等这些问题，似乎还可进一步讨论。而对于广大受苦受难的社会下层民众来说，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也许并不是基于那些空头许诺与甜密谎言所展示的想象力或系统性和鼓动性，也不是后世研究者所看重所欣赏的战争空间之广袤与战争时间之长久，而是揭竿而起的军功贵族们在“成者为王”之后能以廉洁开明和轻徭薄赋回报农民，尽可能让嗷嗷待哺的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或者就是把生当秦朝末年的陈胜起自垄亩前那句朴实无华的承诺付诸实践——“苟富贵，勿相忘”。\r

不是因为我们偏爱揭前人之短，喜欢同洪秀全等人的历史形象过不去，只是为了说明洪秀全等人的真实言行，为了说明清理曾国藩残酷镇压洪杨起义军的阶级罪恶同深入与客观评价曾氏之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其他活动之间并不矛盾，没有理由把前一项工作当成后一项工作的障碍因素，我们才不得不抖出一些系于洪秀全一班人之身的诸多缺陷，并无存心苛求或贬低之意。如果一定要将历史的天平无条件地偏向洪杨一班人，无需用动态的眼光去审视和适当区分当年以劳苦大众的代表身份揭竿而起者与时过境迁后的军功贵族或新式地主之间的明显差异，那就另当别论了。中国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22]既然我国学术界都普遍接受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断，那么，不少学者同时所强调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属于近代民主革命的一个基本内容甚至是重要内容或革命高潮之说，至少说不是“正规”的说法了。

（本文第一、第二部分系根据作者在1995年11月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整理而成，第三部分选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第一章。）

原载《曾国藩学刊》（湘潭大学主办，内部刊物），1995年第2期；另载《史学集刊》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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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稿《辛亥人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0—50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208页。

[⑥] 《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⑦] 《列宁全集》第12卷，第39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⑩] 参见拙稿《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云梦学刊》1989年第3期；拙稿《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再思考》、《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

[12]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13] 《太平天国史料》，第84页。

[14] 《东王杨秀清答英人诰谕三十一条》。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第23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17]女书《太平天国过永明》之译稿由江永县文化馆周硕祈先生提供。

[18]《列宁选集》第4卷，第496页。

[19]在至今有据可查的宫廷诗词作者中，洪秀全的诗作水平堪称最低。诸如“妇言总莫听”、“妻道在三从”，“只有臣错无君错，只有妻错无夫错”，“一句半句都是旨，永远遵旨万万年”那一套，不过是一些平庸粗俗的打油诗，毫无欣赏价值可言。就凭他这些似诗非诗的宫廷作品和夹着错别字的诏书文告，可知他早年在科举考试中屡试屡败的主要原因。

[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857页。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830页—831页。

[22]《毛泽东选集》一卷袖珍本，第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