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有许多话要说。
总觉得有许多话可说。
动起笔来，才知道我能使用的词语是如此拮据。
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男人，都已经无力对你说什么了。
曾经四处找寻你的照片，特别想看一看，一个杨柳依依的江南女子受难后的眼神，孤寂中的苍凉，抑或在地狱中，圣徒一般绝然的剪影，甚至枪响之前对这个不可理喻的疯狂世界最后的一瞥——从前，许多人犯在被执刑之前都要留下一张照片的，刺客，强盗，战犯，义和拳抑或是方志敏，李大钊……但是，没有，都没有。他们把你销毁得如此绝净，甚至尸骨无存。我想他们不是因为恐惧，他们当时已经是如此的自信——一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即将在他们手中实现了。他们只是一种仇恨，轻蔑与忽略。像猫将老鼠玩耍够了然后连皮毛一起吃掉。连对国家主席他们都是这样的。
你的模样，在1957那个邪恶的暗夜里就被吞噬了。从此只留下你青春的脸。你天真的，探询的，或烂漫的，热情的眼睛，不意间，它成为了人世间最凌厉的镜子。
其实，在那个暗夜之前，你什么也没有做过。你对那个年轻的“共和国”只有炽热的单恋。你16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上了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因为没有和其他同志一起撤离，你和党组织断了关系，这件事成为你深深的悔痛，你决心“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为了一个让人迷醉的理想，你甚至对妈妈发出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毒誓。你进入共产党办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你参加土改，努力将自己那一颗温情脉脉的心磨砺得像钢铁一样硬，你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你像百灵鸟一样歌唱着领袖歌唱着党。如果没有那个暗夜，没有那一次兀然陷落，你的满腹才情你的热烈与执着，足以让你成为红色中国最炫目的歌者。
其实，在那个暗夜之前，你什么也没有做过。几个发出了异声的同学遭到了围攻和羞辱。你完全可以悄然离去，或做一个黑暗中的旁观者、匿名的呼应者，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在做，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直到今天人们也都是这样在做，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突然间斩断了你与红色乌托邦之间的那根看似牢不可破的链环，让你在众人狂欢之中兀然跳上那张饭桌，一瞬间，你的声音让大海的喧嚣变成静谧：“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一个令人恐惧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反问：“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在那个暗夜之前，你并不是他们的目标物，你甚至还不同意某些右派的观点并与之商榷。在这山雨欲来之时，你可以比别人更早地选择安全，你已经得到了不祥的信息。但是，你内心深处那一粒小小的种子，一粒被强大的革命意识形态压到万山之下的种子，在这一刻突然开花——那就是尊严与良知。你甚至不忍看到别人的尊严遭到亵渎，不忍看别人的良知湮灭。
一位北大右派陈爱文回忆说：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她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她回答说：“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就这样，一个如此朴素的、近乎于妇人之见的常识，轰毁了无数宏大话语构建起来的红色乌托邦的万丈岩壁。
这几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此刻起，你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许许多多的人都检讨了，认罪了，你的尊严拒绝了这样一种唾面自干的酷刑。许许多多的人终于活下来了，你的高贵选择了宁为玉碎的死亡。几乎全部的人都禁声或自宫了，你一直歌唱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们没有历史。每一代都是断代。于是，我们世世代代不得不重复黑暗，蒙昧，屈辱和恶。
在比监狱更加严密的铁壁重围之中，一个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女之死，没有一丝丝消息传出来，哪怕如晨星夜露如蛛丝马迹。
1968年4月29日那一声枪响，除了刽子手，谁都没有听见。那一天我刚过19岁生日不久，正和一支中学生的文艺宣传队在荆楚大地上巡回演出，名曰抓革命，促生产，支援春耕打胜仗。
我们唱伟大领袖的诗词“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不知道你有一首应和的诗“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我们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不知道你正在用生命舞蹈：“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我们演奏《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不知道，在一间中世纪般的黑屋里，一滴滴血从你脉管中涌出，然后被你用手指，发卡和牙刷柄绘成黎明前的晨曦。
尽管我们也有疑惑，也有动摇，也有青春的迷惘与梦想，但是那个巨大的、也曾经使你激动得颤栗的乌托邦理想，依然是我们心中的阳光。我们不知道此时此刻，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最令人伤痛的黑暗事件，而那真正的一缕曙色却在你心里，它随你而去了。
我们没有历史，每一代都是断代。就像今天，那些十九岁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出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也有那样的枪响一样。
翻开当年的日记，1968年4月29日，我正在以三袁名世的公安县演出。在那些个四处奔波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会写下这样一些字来：“早晨排练，晚上步行七八里路为贫下中农演出。后又冒雨步行回家。雨密，路滑，天黑……大家争抬着乐器道具，像红军长征一样——一次好的锻炼。”“这些天来，我记住了你们。台下，那些淳厚，诚挚，渴望的眼睛，一些经常看到的熟悉的面孔，那一阵阵真诚的笑声，我记住了你们。你们把茶水送到我们手里，把饭菜送上舞台。一些普通的、但是丰富的家常便饭，是你们的一片赤心。风里，雨里，我们坚持演出。云天是幕，稻场作台，就这样，我们一次又一次战斗着，唱啊，跳啊，胜过了城里的舞台。”“晚上在沙市人民剧院演出。起风了，沙市一片风涛。夜色里，顶着风沙返营，像远征队风尘仆仆地凯旋归来。这种战斗生活大家是比较喜欢的，比风平浪静好。夜深了，窗外依旧一片树涛……”“清晨6时到了洪湖。晚上大家讨论，是继续下去，还是返汉的问题。争论激烈。看来大家思想比较混乱，有些情绪。我坚持演下去。人民需要我们。”“连日阴雨，哪儿也不能去。田野是一片翠绿的世界，我们就像困在一座碧湖中的孤岛上了。今天算是休息了一天，不能再休息了。下一步可能是荆州，生活不紧张啊，努力学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窗外，风声，雨声。屋里，人声，书声。”
……
读着这些整整四十年前的日记，我想起了你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时，到农村参加土改，也写下过这样的文字，它们竟是那样的相似。你那时刚好也是19岁。19岁的花样年华，美丽，单纯，热情洋溢，又是多么容易冲动容易受骗。
你在写给好友倪竟雄的信中说道“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工作队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你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你说“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这样一段五彩缤纷的革命童话，是如何在不意间与人性，尊严，自由，道义，真诚与爱——与这些最简单最朴素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一瞬间，让一切都崩塌了？从土改到反右，短短的数年之后，那炫目的童话变成黑色的梦魇？它死死地缠住你，压住你，嗜咬你，从此开始了焚心煮骨的11年炼狱之难并最终使你涅槃，羽化为一只浴火的凤凰。
一场漫长又深重的灵与肉的酷刑，是怎样落在了一个柔弱秀丽的女子身上呢？最后，以那样撼人心魄的姿态，倒在了二十世纪那一次最无耻最残暴的密杀中。
我知道天底下古今中外的许多女杰，是在天下人敬仰的目光中踏上不归路的。便是常常拿来与你相比的秋瑾，她也深知“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她也能看见自己倒下的第二天，全国的报纸便会让她重新复活并永远存在下去。而你，死去四十年后，林昭这两个字依然如瘟疫一样被躲避着。
秋瑾在绝命诗中说道：“痛同胞之醉梦犹昏”，对于六十年之后的林昭，已该是“痛同胞之醉梦犹疯”了。
还有那位我们曾经熟悉得像自家亲人一样的红色经典人物江姐——江竹筠。在那个“最恐怖的魔窟”渣滓洞集中营里，她还能和战友们一起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起联欢，一起追悼死去的难友，还能为自己为之献身的共和国绣一面五星红旗，在最后的时刻，她还能从容地穿上她那身美丽的蓝旗袍套上那件鲜红的毛衣并将自己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然后在众人如海深情中唱一首《不要用眼泪告别》……
你是从打着点滴的病床上被带去刑场的，一伙带枪的男人冲进来，大义凛然地对你说，：你的末日到了！你要求换一件衣服，被拒绝，然后“像老鹰抓小鸡似的”被抓走。没有送行人，没有歌声，更没有眼泪。这是千百年来，这个男人的世界对一个女人——一个从未使用过暴力的知识女性犯下的最下流的暴行。在此之前，他们还曾唆使女犯人剥光你的衣物，供他们围观取乐。
于是你承担了双重的黑暗与悲苦。暴政的黑暗与人心的黑暗，被魔鬼戕害的悲苦与被大众抛弃的悲苦。我想，哪怕让你带镣长街行，慷慨唱悲歌，那些路人与观者，只会给你唾沫和辱骂。郊外的一次秘密处决，实在是对你最后的一次恩惠。
在荆楚乡下，写下了那些让人怜爱的青春文字十年之后，也就是在你蒙难十年之后，我也成为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种亚瑟式的痛苦，让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男女受尽折磨。
我们没有历史，每一代都是断代。每一代都如此孤独。没有人，也没有可能，将前人血的思考血的教训传递下来，没有谁像捷克作家伏契克那样在走向绞刑架的时刻含着温暖的泪喊一声：“善良的人们啊，我爱你们。可是你们要警惕！”
当我读到你在受难中给恋人写下的那首歌时，我都觉得那是你写给我的，或是我写给你的：“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那，飞出去寻找你……”
就在你遇难十周年的时刻，我也在囚禁中写下了一首给恋人的歌，当年那张歌谱还在，已经泛黄，变脆，被我贴在一张硬纸上，歌名是《鸽子，你在哪里？》：“鸽子，我的鸽子，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穿过茫茫的云雨，我追寻你的踪迹。晨雾消散了你在哪里游弋？暴雨袭来了你在哪里躲避？晚霞烧红了你在哪里歌唱？月亮升起了你在哪里栖息？啊，我的鸽子，我的鸽子，愿你的心灵更加美丽，愿你的翅膀更加有力，在这辽阔的世界上，你永远永远飞翔在我的心里。”落款是1978年4月。
我比你幸运，如果说你刚好活在一段最黑暗的岁月，十年后已是他们的强弩之末了。更重要的是，当我走出大墙，我的鸽子已飞停在我的肩头，磨难让我收获了人世间最珍贵的爱情，直至永远。我曾想过，哪怕在那一刻我倒下了，我也会微笑而去。在我走出大墙之前，我偷跑出来为我们自己举行了一场秘密的婚礼，我们在那天拍下的婚照上写下了几个字“大墙后面的微笑”，我们发自内心地微笑，骄傲地微笑。有了这样的微笑，此生足矣。
后来，我读到你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用血写下的那一段话，我的心在揪痛——难道需要我们每一代青年都要用这种锥心刺骨的方式发出同样的呼喊吗？如果说，我们在1966就听见了这样的声音，我们会如何？还会在天安门广场上山呼万岁哭得昏死过去然后在1968那个阴冷的冬季背上沉重的行囊，踏上一条被遗弃的漫漫旅程？还会在那个严酷的夏天将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折磨得死去活来然后在十多年之后拖家带口、艰难地再一次踏上求学之路？还会高唱“誓将反动派一扫光”“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最后才发现全世界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满目疮痍之地其中就有我们的祖国……
这是一段杜鹃啼血的文字：“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烈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关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我是这样的喜爱你的文字，喜爱你那些才情具佳浑然天成的诗词，包括你信口拈来的即兴之作。又是这样地喜爱你的言谈你的风采。如果说1957之后漫长的黑暗中还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诗人的话，那么这顶挂冠要戴在你的头上。所有伤害过你侮辱过你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暴殄天物而负罪终身。
写到这里，我想说，林昭，叫我们怎能不爱你，又叫我们如何能爱你？你让一个时代蒙羞，你让所有的中国人蒙羞，特别是让其中的男人蒙羞，因为你曾经的存在，这个民族再也不能纯洁而明朗地微笑。
除非有一天，你重新站立在广场上，公园里。让我们指着那一座白色的雕像对孩子们说，因为她，我们那一段最黑暗的岁月，还保存着一星光亮。
看古装武侠片，那些孤胆女杰，在最危难的时刻总是有侠士相救，哪怕死去，也有一副温暖又伤感的怀抱让她安眠，苍白的脸上有男儿的泪珠在滴落。在所有的年代里，牺牲者都有一种最后的幸福，她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哪怕是在走向断头台的途中，她看得到人们景仰的目光。这一切，你都没有，你最后的日子，陪伴着你的，是一群机器一样冰凉的男人还有一群跟随他们身后狂欢的女人和女犯人，他们和她们都以折磨你为乐事。除此以外，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与你无关。
仗剑行天下的侠士时代过去了，公民的时代没有到来。江湖崩溃了，朝廷却依然在。于是，你注定要孑然独行，你注定比任何时代的女杰要承受更加深重的不幸，永远不可奢望有谁来救你，哪怕给你最后的一丝关爱与温暖，给你最后的一拥。
从未名湖畔那春风柳絮般的朦胧情愫，到提篮桥监狱接待室那长歌当哭的生死一别，你短短的青春岁月中，有过涟漪初动般的三五次或隐或显的恋情或友情。我知道，你这样丰富又敏感的女性，内心该有多少春江奔涌或春雨润泽的爱意，就是这样花鸟虫草都该有的天然权利，也被一次次残忍地剥夺或错落了。除了时代的专横与冷酷，被恐惧与罪感摧毁了的男人，再也无力拥抱这天地之尤物古今之大爱。
当九死一生终于活到了可以回首往事的岁月，几位当年与你有过交往的男人已经白发苍苍，但他们依然还有少年的怅惘在，却再也不能给你什么了。
沈泽宜——
那首引来血光之灾的诗《是时候了》作者之一。5·19之夜的目标物，林昭跳上饭桌为之一呼并从此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的北大同窗，数十年后他说：整个反右派已经到了尾声，几百个右派已经打出来了，我到南校门外的海淀的小店吃早点，一撩开门帘看过去，林昭在那吃饭，周围都是北大学生，之间没 法说话，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就这样漠漠的对视了一下，这就是永别。绝对没想到这是最后此生的诀别。
甘粹——
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室劳动改造，在那里与之相识相恋。他后来说：组织上就找我谈话，说你们俩两个右派不能谈恋爱……越不准我们谈恋爱，她的性格，我的性格俺们越谈给你看，俺们有意识的手拉着手，那个时候挎着，在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男的女的挎着在人民大学校园里走着给他们看……我去办（结婚申请报告）的时候，得到一句什么话呢？党总支书记说：你们两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啊!所以这样肯定咱们不可能结婚，没办法他不批嘛。
刘发清——
当年常在林昭面前“自惭形秽”的一位来自粤东山区的放牛娃，在大西北劳改时快要饿死的时候，收到过林昭寄来的35斤全国粮票的北大同窗。多年后说：我当了右派以后，仿佛从云端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仟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我伤心，我惆怅，我悔恨，我嚎啕大哭，我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 陷入无穷痛苦中而不能自拔。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低头走着，校门边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发清到哪里去？”我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原来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别开玩笑了，我想回校去。”我愁眉苦脸地回答。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我望见她明亮的眼睛里含着几分讽刺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
她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我们从饭馆出来，已日薄黄昏。夕阳的余辉染起了北大校园，玫瑰色的彩霞在西山上炽烈地燃烧着，远处暮霭苍茫，微风轻轻吹拂，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北京夏日炎热开始退去，夜晚特有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凉快开始降临。林昭忽然停下脚步，说：“喂，我们逛逛颐和园去吧。”这里去颐和园只有两站路，乘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 傍晚时分，颐和园游人很少，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万寿山的曲径的清幽静寂，奇花异木的浓郁芳香——啊，多么富有诗情画意！这正是游园休憩的好时光。我犹豫了一会儿，却说：“算了，时间不早，我们还是回校吧！”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仅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林昭望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进入校门以后，我们各自分开走了……我离开北京时没有向她辞行。没有料到，此行竟成永诀！
佚名的狱医——
这位狱医是那个黑暗的洞窟中为数不多的默默同情着林昭的人。他多次为住院的林昭诊疗。有一次林昭大咯血来诊，她已瘦得不到七十磅，他快认不出来了。他曾悄悄地对她说：“唉，你又何苦呢！”林昭轻轻回答说：“宁为玉碎。”
他回忆了林昭被枪决之日，从医院被抓走的情景。当天上午几个武装人员直冲入病房，把正在吊葡萄糖的林昭从病床上强行拉起，并叫道：“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从容不迫地要求换件衣服，也被拒绝，随即被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她架走，她走时对护士说：“请向×医生告别。”此时，×医生正在林昭病房隔壁，“不敢出来，浑身发抖”。他对彭令范说，当了一辈子狱医，还没见过这样把病人抓走行刑的。
张元勋——
那个历史性的5·19之夜，林昭曾为之辩护过的北大刊物《红楼》编辑部同仁，在他和沈泽宜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刻，林昭在那张饭桌上大声说；“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
1966年5月，张元勋出狱，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提篮桥监狱见到了林昭。他是最后一个见到林昭的北大故人。一场注定是生离死别的老友相聚，在浓得化不开的悲怆豪迈和痛楚中很快就要过去了。
张元勋回忆说：……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篮桥井台共笑之，天涯幽阻最忧思。旧游飘零音情断，感君凛然忘生死。犹记海淀冬别夜，吞声九载逝如斯。朝日不终风和雨，轮回再觅剪烛时。”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
这是我读到的大圣大哲大勇大慧的林昭在36年生命中，被记录下来的数次与情感相关的场面。我多么期望那个激情如火的诗人能在那个小饭店里当着众人的面走到林昭身边，坦然坐下，抚住林昭纤弱的手说一声：你是一首真正的诗；我多么期望那位与林昭落难相恋的人，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与这个柔情似水的女子有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婚礼——不再祈求那一张婚纸；我多么期望刘发清在那个傍晚能与林昭并肩漫步昆明湖畔直到月照中天；我多么期望那位良知未泯的狱医在听到林昭最后的告别声从隔壁的病房冲出来，与这位即将离世的女性执手相望用最后的温情与敬重送她上路；我多么期望那位以巨大勇气与深厚情怀顶着一个未婚夫名义去探望林昭的男人，在永诀之际将林昭紧紧拥入怀中，在她的耳边告诉她，天上相见！在狱警的拉扯推搡中也向林昭大声回赠一首诀别诗……让一个受尽二十世纪最深重苦难的女子，带着最后的温暖与爱远行。
没有，没有，这一切期望与梦幻都没有出现。没有一个更强大的男性臂膀能够围护着她让她纵情一哭，让她所有的小女儿委屈与伤痛随泪水奔涌而出，将满腔的积怨孤愤一洗而尽。
红色中国的万里江山，注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撼天动地的大戏剧！没有一个可以与林昭演对手戏的男主角出现。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悲剧。
1968年4月29日那一声枪响，让林昭永远留在了36岁。哦，你美丽又孤独的林昭。
你是上帝偶然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孩子。邪恶与怯懦把你钉在了十字架上，你从此得以永生。
2008年4月23日林昭遇难40周年前夕于武昌关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