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文化理念，“制天”而不“从天”、重竞争征服而漠视和谐、无限制利用物质而欠缺循环与回馈观念，已造成全球环境、气候、生态的极大危机。在此一时刻，反省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致中和”等等与自然和谐的文化理念，应该是吾人可多加努力发挥的一个课题。
本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主题是“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为呼应此一主题，本次演讲拟从宏观的立场探讨说明生态环境的均衡维护与人类生存与永续发展的密切关系。吾人认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关键在于文化理念，也就是宇宙观、价值观、价值取向等等的作用。今日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文化理念，“制天”而不“从天”、重竞争征服而漠视和谐、无限制利用物质而欠缺循环与回馈观念，已造成全球环境、气候、生态的极大危机。在此一时刻，反省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致中和”等等与自然和谐的文化理念，应该是吾人可多加努力发挥的一个课题。
文化与环境互动的三大阶段：采集狩猎、产食革命、工业革命
最近我曾与许倬云教授在台北讨论文化与环境互动的问题，大致说来，整个发展从宏观的来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采集狩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适应自然的存在。但是假如仔细地考察，人类的文化理念、对宇宙的看法在这个阶段都甚至于影响到跟自然的关系。研究生态的人，也许都知道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谈的是美国大平原地区早期采集狩猎民族的问题。当时当地的民族出猎的时候必须要占卜，经过卜卦以后才决定应该向哪个方向去打猎。这篇文章把占卜的过程数量化之后，发现在很多年的资料看来，占卜的过程、打猎的过程，几乎四个方向甚或七八个方向都很平均，那么其结论就是，占卜的结果使这个民族能够维持它在那个地区打猎的不同方向，因此维持那个地区不同生物保存生育的程度。由此很明显的，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文化理念采用占卜的方法来影响那个地区的生态平衡。这是早期人类跟自然之间和谐的种种文化理念的设计。
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产食革命”（Food Production Revolution）阶段，开始种植植物或豢养动物。农业的生产，实际上相当程度地改变那个地区的生态。在这个阶段，人们会专种一种植物，而排除其它植物生长，例如把杂草排除了，所以那个地区的生态也改变了。因此第二阶段就以改变为重要。畜牧的生产也如此；它只豢养某一些动物而排除其它动物，那个地区的生态也因而改变。
大家都知道人类种植植物最早的地区是在两河流域的上游，在今天伊拉克的边境，伊拉克跟土耳其接近的地方，即小亚细亚南边的山地。大约一万年前开始，小麦的原种在那里出现；至今，在两河流域的上游也还存在小麦原种。小麦的原种有两种，一种叫做einkorn，一种叫做emmer。这两个原种在成熟以后，其麦粒会掉下来，这个对人类来说用处不是很大。因为小麦成熟了以后，人还要一个一个去捡起来，那要费很多时间。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培育了家生小麦。这种家生小麦是把einkorn和emmer混种以后产生的；einkorn的染色体是14个，emmer的染色体是7个，把einkorn与emmer交配以后的小麦，就是21个染色体的家生小麦，它成熟后就不会掉粒。这是人类种植植物、改变植物生态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有什么后果呢？当然首先就是能将小麦割下来，带回家再加工，因此才称为家生。但是假如用生态观念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小麦不掉粒，对人类固然很有益处，但是小麦就要永远靠人类来栽培种植了；假如没有人类了，小麦也就不能够传播了。因为野生的小麦在成熟以后能够掉下来，通过掉下来才能传播种子。这里最关键的生态问题就是一经人类豢养了以后，这种家生的植物或动物就永远依靠人类而存在，这就是栽培的结果。这样对人类是很好，但是对小麦本身并不好，是非常明显的作为生态的改变。人类的文化一出现，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实际上的改变。这个问题假如问我们“人”；我们“人”本来是野生的动物，结果成为“人”之后，用文化来栽培我们自己，就像我们栽培小麦一样。诸位想一想，小麦可以有人类来照顾它，我们人类豢养自己以后，有没有人栽培我们，有没有人照顾我们？这个问题就整个生物进化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得不想到由一些非人的“人”来照顾我们。人照顾固然很好，但是没有人的时候，那种小麦就会绝种；人类假如不照顾我们自己，没有别人可照顾我们，人类如果发展得过分的话，很可能就会走上灭种之路。这是我用宏观的观点来看人类生态的问题。
很可惜的，人类却很可能是真的是走向了一个特别的道路。
这就是第三阶段：工业革命的开始。工业革命对于人类文化有极大的好处，但是它发展过分的话，就走向了一个特别的道路，而且反过来，破坏、污染、强夺其它的人的东西，而引起很大的灾难。工业革命开始最重要的表征是能源的利用。能源的利用在人类发展历史当中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热能。烧取煤、炭、柴来发生热能，来发动机器，工业革命由此开始。然而原始的能源，即使是煤，力量都不够，大家都喜欢多做一点，多生产一点，多赚一点，所以尽量地发展更好的能源，这就开始进入电力的时代，这是第二阶段。电是无所不在的，大家都用，但是电不但费很多热能，而且产生污染——例如因为烧煤。再如，水力发电很好，水库也很好，但是整个水库的生态改变了；不但改变，还产生种种的矛盾。更糟的是，我们贪婪的人类连电力都不满足，而发生了核能。石油的问题是当今很严重的问题，今天伊拉克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石油不够了，这些先进工业国家要独占资源，怕石油没有了，所以我先占了你再说。石油是有限的，所以后来发生核能，哪晓得核能很可能是使我们人类这个种族灭种的原因之一。从热能到电力到核能，发展跟破坏矛盾的这三个阶段，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入生态破坏的危机。
根据统计，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人类已经挪用40％的土地生产的东西；即我们将我们子孙的资源挪用了40％；挪用了30％的水生产。不但全体人类共同挪用，而且某一个工业特别发展的国家还会挪用别人的。在当时，荷兰这个小国家，已经挪用比它土地还要多17倍的资源，更不要说美国了。因此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出“人类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观念，人类现有的发展能够不挪用我们后代子孙的发展，不要像先进国家挪用别人的、破坏别人的、强占资源的这一套，而维持人类永续生存的发展，才是一种合理的发展。但是人类永远不能满足自己。
今年年初世界展望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曾发表论文说，现在全世界人的生活水准已经比1960年提高了四倍，但是人类的快乐满足的感受度却停留在1975年的水准。这种人类的贪婪是最致命的。今年2月22日英国《观察家报》曾经报道说，2005年开始到2020年这15年之间，世界将有大灾害，包括各种不同的气候剧变、各种不同的天灾、各种政治上相互仇视和争执的战争，很可能会使人类蒙受更大的灾难。像这些问题，都可以说是起源于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不能调和。
连续与断裂——张光直博士的中西文明理念差异论
大家也许会想，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出现，才导致了环境危机、生态冲突这些问题。但我特别要说明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曾经提出一个观念：主流的社会文化范式，认为人类的文化造成今天这样的环境变迁，跟西方式的社会文化理念有密切的关联；这种西方所主导的观念，不仅在西方社会发展，而且慢慢地传染到全世界。这种观点至少有三个特点：强调竞争与征服；漠视和谐，不仅仅漠视跟自然的和谐，还漠视跟其它社会、其它文化的和谐；无限制地利用物质，认为资源永远无限。这是最大的错误。工业革命只是这些观念比较特别的发展，而这些观念是来自最早期的西方文化理念——两河流域下游的苏末（Sumerian）文化，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理念，实际上不是后期才产生的，而是从文明的一开始出现就形成了。在此，我借用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的理论来跟大家说明。
张光直教授说过：“中国与西方两大文明从肇基已基本为不同的原则所支配。”所谓不同的原则，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不同的基本文化理念，即连续性的宇宙观跟断裂性的宇宙观。他还说：“中国文明社会的产生，不是生产技术革命的结果，也不是商业贸易的起飞，而是逐渐通过政治程序所造成的财富极度集中的结果。”他认为，中国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的过程当中，就表现了一种特别的文化理念，叫做Continuity，译成“延续”或“连续”；以苏末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老祖，从新石器进入金属器时代开始，其基本的文化理念则是一种“断裂”（rupture）的理念。这两种文化现象在文明初始阶段已经形成了，由种种考古材料都可以看得出来；不仅如此，两者都分别延续到今天。
最明显的连续的表现是在生产工具上，从夏朝转入商朝开始利用青铜器的时候。商朝的青铜器都是用来作为礼器、酒器跟兵器，如“鼎”、“爵”和“戈”等等；而商朝所用的农器是延续了新石器时代所用的石头、木头、蚌器跟骨头。但是Sumerian不同，它的青铜器最早是用来种植小麦，用青铜刀来割成熟的麦穗。Sumerian没有爵，没有鼎，从新石器进入青铜器时代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跟前面关系的断裂。西方的学者常常笑话说，你们中国人好笨，有青铜器却不用来生产。我们中国人不是笨，我们当然知道用青铜器来生产更有效，产生更多，但多不一定是好。从那个时代开始我们就希望跟自然和谐，互相尊重；不愿意用很有效的东西来破坏自然；我们认为自己跟宇宙是一体的、连续的，这一点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我们的整个宇宙观念的基本原则。
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从夏朝到商朝，一直到后来的封建时代，我们都是以氏族、宗族为主体的延伸。但是Sumerian一开始就放弃了氏族、宗族的团体，而以地缘的团体来代替。因此，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延续了宗族关系，而Sumerian断裂了，代之以地缘关系。文字的应用更巧妙，我们中国人最早发明文字的时候是用于占卜，是刻在牛骨头、龟甲上面的，这就是甲骨文。而Sumerian的楔形文字，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最早的文字之一，它是用来做商业记录的，完全跟农业时代断裂。其它的还有城乡关系、财富的累积等差别都是如此。
所谓延续的意思是认清人跟自然资源，跟其它的人，跟整个宇宙是连为一体的；因此，应该维持和谐、均衡的关系。西方文化虽然经过了希腊时代，——希腊时代的神话跟他们的宇宙理念实际上很接近我们中国，但是很可惜，西方人是在其它很多方面接受希腊文化的东西，基本的这种断裂观念，竞争、征服、占有的观念都来自Sumerian的传统。后来的这种主流社会文化范式，实际上与最早的Sumerian文明是一脉相承的。
张先生说过：“中国传统宇宙观建基于人类和自然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建基于文化行为的一致性，表现在农业、建筑、医药、畜牧、烹调、废物处理，以及物质生活的各面。”说到烹调，可以举一个例子：枸杞。这次我到银川来，感到非常激动，为什么？有枸杞在这里。我们文化的延续性在银川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喜欢吃枸杞。在台湾，烧枸杞、用枸杞的机会很多，爱吃枸杞实际上就是一种标准的中国文化表现。
“致中和”的文化理念
我自己的观点，实际上是继续张先生的观念，说明这种延续的态度，不但开始于史前时代，而且延续到现代；延续到所有海外的华人，不管他第几代在海外，只要他受过中国文化教育，都还是维持这样子的态度。我做出了一个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的架构，套用《中庸》的话，叫做“致中和”。
在《中庸》里有一段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个理念是强调必须跟自然和谐，然后整个生态才会在位，万物才会合理地生长。这是在春秋时期承继了延续与和谐的观念。
《孟子·梁惠王》里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不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种绝对自然保育的观念在那个时代已经很明显；“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不但要跟自然和谐，人类本身的心灵也要追求它的和谐——“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中国的政治最开始是在这一点上的，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是整个的存在。
我在前此20年的时间都在研究台湾的民间文化，长久地在台湾乡下跟乡民联络，有的村落我住了一整年，对他们很细部的东西都知道。所以我构成下面的这个“致中和宇宙观（三层面和谐均衡模型）”；用这个来解释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乡下的奇风异俗。
这个模型有三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我们称为个人系统（人）的和谐。个人系统的和谐又分为内在跟外在。内在的话，如中医药的传统一样，一直都在追求我们身体里边能跟冷热与经络的均衡（枸杞的作用即在此）。外在的和谐，我们发现村子里边取名字经常要算笔画，算五行，实际上就是用外在的力量来帮助内在身体的平衡。第二个系统称为自然系统（天）的和谐。自然系统在关于时间、空间上，都有所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命相完全是追求跟时间和谐的。每一个人生下来有四个定点：年、月、日、时，称为“四柱”，“四柱”再加上“干”跟“支”就变成了我们的八字；每一个人的八字跟宇宙时间的运行碰到一点的话，如果是均衡的时候，那就是“吉”，就是好运；有冲突的话，就是“凶”。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跟宇宙时间的均衡，也就是一种追求跟自然韵律的和谐，这个就成为我们中国文化从占卜开始到现在的最根本的立场。在空间方面，最主要的表现在于风水。不但在国内，甚至是海外，如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桌子的方位都要找一个华人来看。在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方面也是如此；这就是第三个系统，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包括人间的和谐和超自然界的和谐。如我们一开始到的那个村落里边，最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冥婚，我们发现，只有鬼新娘而没有鬼新郎。实际上是因为祖宗牌位的关系。一个男人即使是在小孩的时候夭折了，只要他的兄弟收养一个儿子以后，他就可以有一个牌位；一个女人，在父系的中国社会里边，没有结婚，没有子嗣，就不能拥有牌位，那么就必须举行冥婚的仪式。一些不能解释的现代神秘故事，实际上是埋藏在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追求，追求各种不同层次的和谐，包括个人的和谐、自然的和谐跟人际的和谐；这也是三千年来延续的观念的承继。
寻求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类永续发展之道
当代西方文化虽对科技有重大贡献，但如我在前文说过，西方式的主流社会文化范式，在长久以来全球要求更快发展的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具威胁。这样一种西方的文化观，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中国文化基本的与自然和谐的原则是不是至少可以用来弥补这种西方文化范式的不足？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另类”（alternative）；我们中国文化不是另类，与西方文化至少是互补的关系，不仅仅可以弥补它的不足，甚至将来也可能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主导的力量，也可说一种普世价值。前文所说的所谓连续、和谐、“致中和”的文化，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过去跟西方的百年碰撞当中产生很多伤痕，怎么样才能够重塑“致中和”的旧理念、使之为现代社会所用，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要加大努力的一项任务。
最后，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有了文化，好像就能脱离了生物进化的规则；实际上并不是。生物的本性就是适应，有时候尽量适应，会变成过量的适应，变成生物学上所谓“最适应”（fittest）。达尔文说的生物进化原则，“适者生存”的“适者”是指合适，但不是“最适应”，因为最适应、过分的适应就可能产生一种叫做“特化”（Specialization）的现象，生物因此灭种的例子比比皆是。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角鹿。开始的时候，角大的大角鹿在打架的时候常会获胜，所以生存下来的大都是大角的基因，因此它的角就越来越大，最大的时候甚至比身体还要大。结果当别的猛兽一追它，由于它的角太大、太重了，跑不动，就会被抓到，大角鹿渐渐地从此就走上绝种之路。大角鹿的角的发展是一种Specialization，那么我们人类的文化，虽然帮助我们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抵抗很多进化的压力，让我们的身体不需要直接地来适应自然，但是文化还是生物的一部分——我称文化是一种“体外器官”，它还是要适应自然的规则，还是会“特化”。西方文化今日的发展可以看成是一种“特化”。但是人类比其它动物好一点，我们会思考，会反省。在这个文化已经走入特化的门槛的时候，我们应该反省怎么样跟自然和谐，怎么样改变文化的宇宙态度，使我们人类能够永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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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亦园，著名人类学家。1931年生于福建泉州。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8－1960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人类学系硕士学位。1968年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聘为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84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人文社会学院院长。200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澳洲葛利芬大学荣誉博士。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大陆访问、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为中央民族大学、华侨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山西大学等校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毕生从事田野调查研究，著有《文化的图象》、《信仰与文化》、《文化与行为》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等十六种。发表专业论文150余篇。
文汇报 2004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