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乔健教授是我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学弟，他晚我几年进入人类学的领域。人类学是一门冷门学科，系里的学生非常少，所以乔健兄说他在校时是一班一个人形影孤单地唱独角戏唱到毕业，而我就读的这一班(考古人类学系第一班)也比他好不了多少，连我只有二个人，虽不至于形半影孤，但也是十分冷清。我们本学校时常常说我们这一班开班会每次都全到，毕业后则开班友会每次都全到(因为只要有一人不能来就不开)。不过，现在我们永远无法再召开班会了，因为我的惟一同班同学唐美君教授(考古人类学系第四任系主任)已于1983年逝世了，所以我也和乔健教授这一班一样，永远是形单影孤了。
学人类学的人不但在学校里十分孤单寂寞，毕业后去做田野工作更是寂寞。人类学的研究工作有一大特色，那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入的调查探索，无论是蛮荒异域或者是穷乡僻壤都要去住过一年半载，并美其名叫“参与观察”，认为只有这样长时间地深入于其中，才能真正彻底地了解你所研究社群的实情。但是在那样的蛮荒或偏远地区而又人生地不熟之处，一个人单枪匹马要去住一年半载，不但孤单寂寞，而且甚至于危险万分并有生命危险，所以乔键兄在描述他的拿瓦侯印第安(Navajo Indian)村落之行时就说到土著怀疑他是间谍，并立扬言要杀掉他。在讲到探访广西省的瑶族时，也说到30年代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也就是在此地调查时出事，其夫人王同惠女士因而遇难的故事。可见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的确是十分辛苦而寂寞的。我自己早年在高山族的泰雅族中做研究，曾走了两整天才到达一个叫金洋的小村落，在那里前后住了数月，寄信国家时邮票被偷掉了，家中和研究所的同事们急得不得了，以为出了什么事。另一次去砂劳越做调查的时候，一个人沿拉让河(Rajiang River)而上去住在达雅人的长度里，回想起他们从前是猎头民族，半夜里有时听到鼓卢也不免心惊。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Malinowski)是长期田野工作的创始者，他在大平洋的小岛初步兰群岛(Trobriand Is.)做研究，前后住了快四年。在那种蛮荒孤岛上一个人住了那么久，有时候烦躁起来真是要发疯，所以马氏在他私人日记中有时竟会诅咒那些他原本很心爱的初步兰土著。他死后其夫人将日记出版，立即引起人类学界的一些风波。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人总是人，人类学家在田野一久，总不免有些牢骚，那就是源之于长久的寂寞之故。
但是人类学家为什么要这样自我放逐似的去备尝田野的孤单寂寞呢?那是因为田野调查实在有其吸引人之处，尤其是面对异民族文化之时，所引起的那种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经常是使你终身难忘，甚至于刻骨铭心。乔健兄的这本“田野笔记”，就是把他30年来在北美洲、中国大陆做田野时所遇到的种种震撼，以及辛苦与寂寞，以轻松的笔法写下，娓娓道来，至为生动感人，不但可吸引并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之心，而且连我这老田野也为之心动不已。
乔健兄的田野经验比我广阔，早年我们同样是以研究高山族出家，后来我做华侨研究以及台湾岛内汉人社区的研究，但是他却有机会跟随他的老师John Roberts教授(也是我的老友)去跑遍了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保留区；而离开美国后，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教职，所以比我们更早有机会去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区域做调查研究，其经验就更为扣人心弦，而因此所发出来的分析与议论，甚至于对文化的种种拴释、注解，都值得无论是专业的人或一般读者的细心一读。
乔健兄在写他的第四次拿瓦侯印第安游记时，曾说到一则拿瓦侯人调侃人类学家的笑话：“一个拿瓦侯家庭通常包括母亲(他们是母系社会)、父亲、子女和一个人类学家。”这是因为人类学家很喜欢以拿瓦侯族为研究对象，所以研究者不断进出他们的村落，拿瓦侯人觉得很不耐烦而造出了这一则笑话。还有另一则调侃人类学家的笑话：“美国早期人类学家克鲁伯(A.R.Kroeber)写过许多有关印第安人的报告，有一次他又到一个印第安人家中去访问，问一个报导人问题时，那人总是要回到房间去一会儿再出来回答，克鲁伯很奇怪，问他是不是到房里去转问他母亲，那印第安人答说是去翻阅一个人类学家克鲁伯的报告，以免把自己的风俗记错了！”从这两则笑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土著民族对人类学家的复杂态度。人类学家长久地停留在他们村落，为了要深入了解，所以无所不问，无所不谈，真的常常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记得有一次我的助手四度去访问一位村中的妇女，前三次都被拒绝了，第四度再去时勉强接受了，但脱口而出的话是：“你怎么这样阴魂不散啊！”人类学家不仅寂寞孤单地做田野，而且随时有遭白眼或调侃的机会，所以乔博士在拿瓦侯区调查时，拿瓦侯人会对他说：“你的研究对你有好处，对我们却没有好处。“你是从那麻烦最多的地区来的，我们怎能信任你呢？！”
其实，人类学家做研究，有时并不一定对自己有好处，他也不一定在意于是否能对自己有好处，但是心中所想的却大半是如何对土著或被研究的人有一些好处。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人类学家长久时间地做参与观察，其目的就是希望能了解上著内心的所思所好，藉以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向世人说明他们的文化、状况与心理趋向，以免文明人城市人错解了他们的心意，而把自己之所爱硬安到别人的身上，而且自以为是“人道主义”。比如说，从前有一位大官到兰屿去视察，看到雅美族人所居住的半地下屋以为是落后贫穷，有碍观瞻，所以下令替雅美人盖了一排排的钢汤水泥“国民住宅”，没想到这些“现代化”的住宅都不为土著所喜爱，一间间变成养猪的屋子。这位大官没有上过乔博士的人类学课程也没有人给他有关台湾高山族的知识，所以他不知道雅美族人的居住房屋构造有适应地理环境、调适气候、表现社会地位等种种功能，而且他们的房屋组合也分住屋、工作足、凉亭、船屋等类别，不是简单的一小间钢筋水泥屋就可解决事情的。又如前些时候花莲山地雏妓的事间得很热，大家都为土著少女的遭遇而叹息同情，但是一般人心中总留了一种说不出来的疑问：“山地女孩总是比较随便吧！”其实这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种大汉沙文主义在作祟，因为就以花莲泰雅族为例，他们固有的贞操观念有时还比我们汉族更严格！还有更可笑的是前两年行政单位受了“复兴中华文化”的影响，要在山地各民族推行做族谱，他们脑子中以为所有的民族都像汉族一样有父系家族氏族制，而不知道高山族中有好几族都是“双系”或“无系”的亲族组织，如要做族谱则四代以上就有16个谱系，这如何做法连我们这些谱牒行家也想不出来！人类学家就是这样站在土著文化的立场为他们说话，为他们的处境与内心思维作阐释，并企图扮演他们的代言人，但也因此而犯了行政当局之忌，不为他们所喜欢，甚而说我们是偏袒少数民族。人类学家对少数民族的心结就是这样复杂而纠缠，我们觉得他们是少数，所以意见常被忽略，所思所想常被抹杀，利益常被忽视，现象常被误解，所以经常要为他们说话，为他们争取权益。我们不但为文化上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Cultural Minority)而说话，我们也为社会上的其他少数或弱势群体(Social Minority)，如女性、老人、少数宗教团体、残障者等说话，并为他们争权益，因此常常就会被误会是异议分子，甚至被祝为吃里杠外，并为行政当局所不喜欢；学术主管嫌我们爱管闲事，或说我们不务正业；行政主管怕我们抬出“宪法”、“部落公约”等等来找他们麻烦，所以厌恶之至而避之惟恐不及。人类学家就是这样不自讨好的人，宁愿形单影孤地到蛮荒之地过寂寞生活，做研究时土著对你不耐烦，威胁要驱逐你，做完研究写成报告后行政主管们又讨厌你诅咒你，难道人类学家真的喜欢这样的寂寞生涯吗？
其实人类学家并非真的是喜欢寂寞生涯，人类学家之所以乐于奔走于蛮荒之地，忍受土著的不耐与行政人员的讥讽，原也只是为了一种信念，一种遥远的理想在鞭策着他，就如乔健兄在书中《漂泊中的永恒》一篇所描述瑶族人追寻他们的千家峒一样，人类学家只是在追寻他们对人类永恒本质的信念。瑶族人在元成宗大德九年，也就是公元1305年3月19日，元兵攻入湘西的千家峒老家，他们的祖先弃峒而四散逃走，并把原来供奉的神祗埋在地下，乃发愿五百年后子孙再回来相聚朝拜。千家峒原是一个瑶族人像陶渊明诗中所描述的桃花源那样的人间乐上，这代表瑶族人对固有文化及其发源地的一种怀念之情。这种人间乐土的怀念之情经过传说沿诵以及仪式扮演，不但久已成为瑶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形成类似人类学典籍中所描写的“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或“复振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或者像基督教中的千年福崇拜*(Millenarianism)，追寻天国复临之福一样，他们不断地要找到千家峒老家。乔健兄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重返千家峒的运动在近代不断发生，1941年广西大瑶山地区的盘瑶盛传千家峒出了盘王要带瑶族回去。这午农历八月初一大批瑶民聚集在广西忠良县山界村，敲锣打鼓地出发往千家峒，当地政府以为瑶人造反，派兵镇压，并把几个带头的人抓起来。1957年广西岩城的瑶人传说在湖南找到千家峒……消息传布开来，迅速形成一大规模的千家峒运动。但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主事人)周先隆被打为‘地方民族主义’及‘现行反革命’，判刑15年！”
这种的故事在人类学文献中极为熟识，而在台湾我们也很容易者到类似的例子，基督教中的一个新教派，传言在中东的圣山“锡安”(Zion)已“迁”来台湾南部，于是形成一股朝圣热潮，最后行政当局怀疑他们要“造反”，终于派人取缔他们。这种对遥远理想之国的追寻，应是人类的共同现象，在宗教活动中层出不断，在受压迫的少数族群中更是此起彼落，在知识追求的领域内，对于理想范式(Paradigm)的追寻也不断翻新，人类学家执着于人性普同本质与文化歧异的追寻，就像瑶民的千家峒寻根，或是基督徒的找寻天国复临的运动一样，忍受寂寞与困难，锲而不舍去追求他的理想。然而他与宗教徒或少数族群也有不同之处，他们用理性与科学，而不用传说或巫术，去追求理想之国，所以其历程虽然寂寞，但是理想之国终会有一天到临的。
李亦园
写于1990年6月23日台风之夜
注：此文为李亦园先生为乔健先生著作《漂泊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一书做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