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即举办城市所在的国家绝大部分是广义的后发国家，1960年以来的13届奥运会有9届是在这类国家举办的。这些国家通常十分重视奥运会，因为，奥运会通常是这些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这9届奥运会所在的国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1960年罗马奥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其所在的国家意大利、日本、德国都是二战期间的战败国。他们通过奥运会实现了国家正常化。第二类是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其所在的国家基本上算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尽管其发达或不发达的程度各不相同。通过奥运会，他们展示了现代化的成就。第三类则只有一个国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其所在国——苏联，尽管自上世纪60年代后，经济就困境重重，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带来的滚滚石油美元，让1980年的苏联看起来相当强盛。

不管属于哪一类，所有这些国家举办奥运会之前，普遍经历了十几年到二十年的稳定增长期，奥运会举办之时，“日本奇迹”、“希腊奇迹”、“汉江奇迹”、“中国奇迹”之类的说法已经流行全球。可以说，是经济、社会繁荣带来了奥运会。

繁荣是从哪儿来的？如经济学家所说，制度至关重要。通常在奥运会之前十几二十年，未来将要举办奥运会的国家进行了一轮重要的制度变革。最典型的是，意大利、日本、德国因为战败而放弃法西斯制度，转向宪政制度。西班牙、希腊结束军事威权主义，转向自由宪政。中国的例子也很典型: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改革开放，30多年下来，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体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所有这些制度变革具有共同的方向:程度不等地实现了政治稳定、社会和解，私人产权得到确认或较好保障，社会扩大了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这个方向的制度变革使人们享有了更大程度的自由，个人可以更为有效地利用其知识、资产、劳动力。由此，自然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社会也趋向繁荣。这种繁荣自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充满自信的国民和政府也希望通过奥运会展示这种繁荣，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

但是，如果说，奥运会举办之时，正是繁荣的顶峰时期，那么，奥运会结束之后，举办国通常会遭遇程度不等的经济、社会麻烦。此处，仍然是制度在发挥作用，但这一次所出现的是制度的不协调。

奥运繁荣是一组特定的制度发挥作用的结果，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万能的制度。确实，理论及经验都能够证明，个人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享有较大程度的自由，经济社会自然就会趋向繁荣。因为，一个国家，只要其制度向着这个方向变革，就会出现繁荣。只是，任何一套具体的好制度，总会把自己变得过时。有效的好制度总是形成于特定的政治、社会、精神、经济格局中，并在这种格局效用最大。其效用不断释放，政治、社会、精神、经济诸领域发生变化。

在相当长时间内，制度的效用是可取的，比如，实现了经济增长，社会自治空间扩大，人们的信念发生变化。但随着时间推移，制度的效用却不是这样正面的了:一种可能性是，某些群体能够比其他群体更有效地利用制度的优势，从而导致社会内部不同群体地位的相对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很剧烈。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另一种可能性是，精神、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的变化不同步，从而导致个体普遍的不适应，比如，人们普遍的精神焦虑。

经验显示，带来奥运会的繁荣，通常在奥运会举办之时已经潜伏着繁荣逆转的因素。问题仅仅在于，这种逆转具体如何表现，呈现为剧烈的经济社会震荡还是平稳的自我调整？不同国家在奥运会之后，有不同表现，具体取决于具体制度背后更高层次的制度框架的性质。如果制度框架具有足够弹性，就可以透过其内在的正规渠道，进行另一轮制度变革，实现相对平稳的制度转型，从而在已经剧烈变化了的社会背景下，重新设定人们进行合作、交易的规则体系。如果制度框架缺乏足够弹性，无法顺利实现具体制度的调整，就是另一种结果。

由此看来，奥运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当做举办国的制度变革的指示器。一次特定的制度改进带来的繁荣，给后发国家带来了奥运会，奥运会是十几二十年制度变革成功的标志。但奥运会举办之时，通常也正是此一具体制度的潜力耗尽，因而需要进行另一轮制度变革的时候。奥运会赛场上的信号也正是立刻进行下一轮制度变革的信号